作者：董式珪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百感交加，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郑天挺(毅生)和中文系的罗常培(莘田)两位教授。他们都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的同窗好友，后又一起同在北京教书。郑老伯在《罗常培先生对我的帮助》一文中曾写道：“罗先生自幼掌握蔡氏汉语速记术，听讲时，笔记快而全，我和董威先生经常向他借来核对。”董威就是我父亲。
郑天挺先生
我1943年春离开北平，同罗坤仪(罗先生的长女)、罗泽珣(罗先生的小儿子)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昆明。这一历程，足资回忆。
到昆明后，经转学考试，入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那段时间里，每逢周末，总要到青云街靛花巷西南联大单身教授宿舍看望郑、罗二位先生。那是一幢旧式的两层小楼，郑先生和罗先生同住楼上，和他们同住楼上的还有北大外语系袁家骅教授、外籍德文教授米士先生。楼下住的是任继愈和他的同窗韩裕文。抗战胜利后韩未随北大复校回北平，而是去了美国，后病故在异国他乡。楼下住的还有南开大学数学系刘晋年教授。那时郑、罗二先生的生活很清苦，楼下有个小食堂，吃的是粗茶淡饭，隔几天上街“打牙祭”，也就是吃碗排骨面。穿的是布料长衫，布底圆口便鞋。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对担任的教学工作都高度负责。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指导研究生工作的同时，夜以继日地从事自己热爱的专业研究工作。他们那种热爱自己的专业和对教学与学术研究全身心投入的执著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郑先生，他还担任着联大秘书长的工作。
联大三个校长中，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都是常年住在重庆，轻易不来昆明，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由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主持，而更多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郑先生负责。因白天行政事务缠身，郑先生只得深夜加班从事他所喜爱的史学研究工作，并做出了卓越成就。
罗常培先生
1944年夏，北大蒋梦麟校长突然接到美国朴茂纳大学的邀请函，请罗先生去担任人文科学的访问教授。罗先生即前往美国，1946年又移教耶鲁大学，并指导研究生博士论文工作。在罗先生出国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受到郑老伯无微不至的照顾。1945年，我和罗坤仪定婚时，就是郑老伯代表家长，在北大驻昆明办事处院内，借用蒋梦麟校长家的客厅为我们操办的。联大中文系里许多罗先生的同事，还有我们俩的恩师清华的陈岱孙教授、北大的赵遒抟教授、陈雪屏教授也都参加了我俩的定婚仪式。1946年毕业后，我俩回到北平结婚，也是由郑干爹主持的。“郑干爹”称谓的由来，郑老伯这样说过：
“1927年，他（罗常培）从厦门到杭州，我也从北京去杭州，我们同住在章廷谦先生家三个月，章先生是罗先生在哲学系的同学。这年旧历七月的一天，我说要到西湖去玩，罗先生也说要到西湖去玩，细谈之下，原来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我们同岁是早已清楚的，而生日也在同一天，这时才知道，同年同日生的人，在社会上何止千万个，可是，在同学同事少数人里，却是罕见的，两人都非常兴奋激动，走到灵隐寺石佛旁同照了一张像。不久，他去广州，第二年，我也到了广州，同住在一起又将五个月。我离开时，罗先生家属到广州，从此他的儿女都呼我为郑干爹，直到今天未改，已经五十多年了。”（见《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1946年夏天，我与罗坤仪都已在西南联大毕了业，来到北平。我们结婚时，也是郑干爹邀请了胡适校长为我们证婚。这次婚礼，简单朴实，符合西南联大的校风。婚礼在九月初的第一个周六的下午举行，我们借到了朝内“九爷府”的小礼堂，不穿礼服，不用乐队，只是请了一位中学生操提琴，一位中学老师钢琴伴奏。
证婚人及介绍人(汤用彤及郑华炽教授)均未讲话，只由双方家长(郑先生代表女方，董绍良代表男方)请来宾傅斯年先生讲了话。傅先生说到当时教授的待遇太低，只能吃豆腐，亦可谓“豆腐教授”云云，博得了大家的笑声。是时傅先生的身体已不太好，来时临时穿了一件全是褶子的西服上衣，也成了一些女宾的笑料，使我至今难忘。最后，胡先生等人并与双方家人合影留念。
如今我已年逾八旬，回忆起这些往事，使我对已故的两位老人深切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令人难忘，他们一生努力献身于文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遵循来自外部的赞扬或谴责，关键不在于我们在一个随机形成的人群中看起来如何，而在于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形象。——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
陈岱孙：清华园里的男神，终身未婚，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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