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文学史的另一种做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序

编者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是由魏建教授主编，山师现当代学科成员共同参与的一套大型文学史丛书，是山师现当代学科申请的特色国家重点学科重大科研项目的重要成果。此套丛书以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为学术参照，选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图中的“地标性建筑”，设置了历史档案与学术新探两大书系，探索了文学史书写的新方式。本期公众号特推出魏建教授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撰写的序言，以飨读者。

文学史的另一种做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序

魏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集体完成的国家重点学科重大科研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学术参照首先是来自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所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一

一百多年来，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文学史经典之作。中国学人为什么推崇这部著作？而且一个多世纪始终视为经典？究竟书中的什么东西导致中国学人的集体性认同呢？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来说，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07年鲁迅先生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就向中国人介绍这位“丹麦评骘家”【1】。此后鲁迅多次提及勃兰兑斯和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2】。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他对文学史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但他很少向人推荐文学史著作。勃兰兑斯的这部书却是鲁迅向人推荐的为数极少的文学史著作之一。《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学术生命力主要来自它作为文学史叙述方式的独标一格。直至今日，第一次阅读这套书的中国学人，依然大为惊叹：文学史原来也可以这些写！这种惊叹包括很多内容：文学史原来也可以这样抒情！文学史原来也可以写那么多的故事！文学史的行文原来可以这样自由的表达！文学史的结构原来可以这样的随意组合……当然，惊叹之余，读者大都少不了对这种文学史写法的将信将疑。“将信”是因为被书中的观点和引人入胜的文字所打动，“将疑”是因为书中有太多名不副实的东西，例如：该书名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实为十九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现象，最晚的才到1848年；书名没有地域范围（好似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主流），而实际上只是欧洲，而且仅仅限于英、法、德三国；名为“主流”，有些分册论述的倒像是“支流”，如“流亡文学”、“青年德意志”等。

虽然中国学界不断有人对此书提出一些异议和保留，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作为文学史著作的经典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但凡是经典著作都有可供不断阐释的丰富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学人首先看重此书的，大约是认同其革命主题（如“把文学运动看作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3】），后来又认同此书的文学价值观（为人生、为社会、为时代）和对欧洲文学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当时多称之为“自然主义”）这两大文学潮流的描述等。1980年代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中国最走红的时期，书中“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4】成为中国大陆文学史研究界引用最多的名言之一。书中“处处把文学归结为生活”【5】的“思想原则”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者人所共知的文学理念。后来，书中标榜的精神追求（“无拘无束、淋漓尽致的表现”“独立而卓越的人类灵魂”【6】）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为中国的学术新生代所接受。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关注热情虽然有所减弱，但对它的解读更为多元，少了一些盲目的崇拜，多了一些客观的认知。正是在这种相对客观的解读和对话中，《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给我们的启示越来越深入了。

综上，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总是能够不断地进入不同时期中国学者的期待视野。也正是因此，这部著作内涵的丰富性完全是由阅读建构起来的，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读出来的文学史巨著。本课题组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学术起点是以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高度认同为基础的。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学术目标就是想撰写一部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样的文学史著作。

二

当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中国人对这部巨著的认识还有很多误读，所得观点有很多属于望文生义的想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例如，对其中独具特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就缺乏足够的重视，而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就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获得了诸多启示。

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所获得的重要启示是思辨与实证的结合。《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将抽象思辨与具体实证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著作，并且结合得比较成功。可是，迄今为止，中国学人的谈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更多地看取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过于渲染《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如何“哲学化”地“进行分馏”【7】，如何高屋建瓴般将文学“主流”提炼出来，却大都忽视了这是一部实证主义倾向非常显明的文学史著作。读过《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在第二册的目录之前，整整一页只印着这样几个字：

敬 献

伊波利特·泰纳先生

                       作者

除了对伊波利特·泰纳，没有第二个人在书中获此殊荣。而伊波利特·泰纳是主张用纯客观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解说文学艺术问题的最有影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之一。勃兰兑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师法伊波利特·泰纳“科学的实证”的批评方法。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他将思辨与实证相结合，所以才能把高远的学术目标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工作中，才能做到既有理，又有据。这是勃兰兑斯的做法，也是前人成功经验的总结，尤其在当下中国学术界依然充斥“假、大、空”学风的浮躁氛围里，思辨与实证的结合更应成为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首选。

在文学史的叙述方法上，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所获得的启示是宏观概括渗透到微观描述中。作为文学史的叙述方法，《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宏观历史叙述与微观历史叙述的结合方面做得相当成功。然而，多年来中国学者更多地看取其宏观历史叙述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微观历史叙述的另一面。对此，勃兰兑斯在书中讲得很清楚，（他的书）“有许多作品需要评论，有许多人物需要描述，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只从一个方面来照明整体，使主要特征突现出来，引人注目，乃是我的原则。”【8】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勃兰兑斯的宏观历史叙述往往表现为对历史现象“主要特征”的概括，其微观历史叙述常常表现为凸显历史细节、包括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这二者如何结合呢？勃兰兑斯的做法是：“始终将原则体现在趣闻轶事之中”【9】。的确，《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大多数章节都是从小处入手的，流露出对“趣闻轶事”的浓厚兴趣。然而，无论勃兰兑斯叙述的笔致怎样细致，但他叙述的眼光可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时代、民族、宗教、政治、地理等大处着眼。让读者从这些琐细的事件中看到人物的心灵，再从人物的心灵中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种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某些东西。这就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一个个小事件里所蕴含的大气度。

在文学史的结构方法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所获得的启示是以个案透视整体。从著作结构上来看，《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好像没有任何外在的叙述线索，全书呈现给读者的是把英、法、德三个国家的六个文学思潮划分为六个分册。每一分册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逻辑关系。对此，勃兰兑斯做过两个形象的比喻解说他的各分册与全书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比喻是：“我准备描绘的是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我打算分作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来讲，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构成一部大戏的六个场景。”【10】第二个比喻是：“在本世纪诞生之初，我们发现一种美学运动的萌芽，这种美学运动后来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在长达五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如果以植物学家的方式来解剖这种萌芽，我们就能了解这种植物复合自然规律的全部发育史。”【11】第一个比喻是强调这六个分册之间独立、平等、连续的并联关系；第二个比喻揭示了这六个分册之间发育、蔓延、生成的串联关系。这两个形象的比喻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各分册与全书存在着深层的有机关联，看似孤立的每一个个案都具有透视整体文学运动的效用。

三

本课题组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显然受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种种启发，但启发不能只是简单的模仿。如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变成对《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照搬或套用，那就只能收获东施效颦式的尴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之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有继承，也有创造。

“创造”之一是借助“地标性建筑”观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不仅追求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样在实证的基础上思辨、在微观叙述中显现宏观、通过个案透视发育的整体，我们还为以上所说的“实证基础”、“微观叙述”和“个案透视”找到了一些合适的“载体”。这些“载体”好比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图中的一个个“地标性建筑”。将这些“地标性建筑”作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元，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新阐释，才能落实到操作层面。这些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基本叙述单元的“地标性建筑”，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那些重要的文学板块，如：言情文学、白话文学、青春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武侠小说、散文小品、话剧文学、延安文学、国统区文学、红色经典、台港文学、新诗潮、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文学史著述、影视文学、网络小说等。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作为一套丛书，各分册由以上具体的文学板块组成。各分册与整个丛书的关系是分中有合、似断实连。所谓“分”与“断”，是要做好对每一个“地标性建筑”（文学板块）的研究。这样的个案透视既能使实证研究获得具体的依傍，又能把微观描述中落到实处；所谓“合”与“连”，是要在对一个个“地标性建筑”（文学板块）聚焦中观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嬗变。

“创造”之二是通过“历史档案”和“学术新探”两套书系深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确给予我们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这只能说明我们从中获得了西方学术的有效营养。然而，西方的学术资源无论具有多少普适性，对于解读中国的文学艺术和中国人的心灵，毕竟是有限的。今天，在超越株守传统的保守主义、走向全面开放的今天，在超越盲目崇洋的虚无主义、畅想民族复兴的今天，中国本土学术资源更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加以现代转化。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一直是中国人文学术的两大传统。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力求“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这既是本课题学术目标和学术规范的要求，也是本课题的特色所在，更是本课题学术质量的保证。由于目前学界相对忽视“我注六经”的研究，因此本课题提倡在做好“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好“六经注我”。为此，本课题成果分为两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学术新探书系》（以下分别简称《历史档案书系》、《学术新探书系》）。《历史档案书系》可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 的“一期工程”，《学术新探书系》可称为“二期工程”。我们期望这两套书系有助于深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首先，出版《历史档案书系》无疑体现了我们对文学史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既强化了文献史料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作用，又传达出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理念——文献史料是文学史“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每一个文学板块的文献史料进行多方面、多形式的搜集和整理，展现这一文学“地标性建筑”的原始风貌，直接、形象、立体地保存了这一文学板块的历史记忆。这岂能不是文学史的“本体”呢？如傅斯年宣扬过“史学便是史料学”【12】。再如，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文献史料多不是以论据的形式出现，而常常构成叙述对象本身。当今天的读者同时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这两套书系平分秋色的时候，这种理念应是一望便知。

其次，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每一个文学板块都有“历史档案”和“学术新探”两部著作。二者将共同推动这一板块的研究甚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两套书系中的所有文学板块完全相同，即每一个文学板块是同一个子课题，如朱德发教授负责“五四白话文学”子课题。他既要为《历史档案书系》编纂“五四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还要在此基础上撰写《学术新探书系》中对“五四白话文学”的学术新论。显然，这样的两部著作之间具有学术生长关系。前者既重建了这一文学板块活生生的历史现场，又为后者的学术创新做好了独立的文献史料准备；后者的“学术新探”由于是建立在“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不仅能避免轻率使用二手材料所造成的史实错误和观点错误，而且以往不为所知的文献史料会帮助研究者不断走进未知世界，不断获得全新的学术发现。所以，“历史档案”会成为“学术新探”的不竭的推动力。

四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还有几个需要说明的具体问题：

1、关于“主流”

本课题组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中的“主流”，界定为：“以常态形式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文学”。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主流”，不是先锋文学，而是常态的文学。常态文学的发展，总是与和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是属于少数读者的文学，也就是“先锋”文学，所以不是当时的“主流”文学；而这一时期的白话文学适应了多数读者的要求，成为晚清以来不断转化成的常态文学。

 2、关于《历史档案书系》

《历史档案书系》力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些重要文学板块的原始文献和基本史料进行专业化的搜集和整理，重建各个重要文学板块的历史档案，利用来自历史现场的文献、史料或调研成果，尽可能直接、形象、立体地保存各文学板块的历史记忆，进而展现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风貌。因此，《历史档案书系》追求文献和史料的“原始”性。《历史档案书系》各卷的主要内容以“原始史料”和“经典文献”为主，以“回忆与自述”和“历史图片”为辅。所有文献和史料凡是能找到初版本的，我们均选初版本；个别实在找不到初版本的，我们选尽可能早的版本。

 3、总课题与子课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承担的集体项目。总课题的选题及其初步编写方案由主编设计，在课题组成员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实施方案。子课题作者均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团队成员。各个子课题的承担者大都是这一文学板块的研究专家。主编和课题组成员充分尊重各子课题作者的学术个性，以保证各卷作者学术优长的发挥和各子课题学术质量的提升。《历史档案书系》各卷是各个子课题独立的文献史料准备和独特的历史现场认知。各卷作者拥有独立的著作权，文责自负。

4、并非题外的话

本课题首先从历史档案做起。这也是继承了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一脉学术传统。1951年，田仲济教授来到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不久就开设了“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很快就组建了独立的教研室。山东师范学院遂成为国内最早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少数几个高校之一。1955年又成为国内最早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四所学校之一。田仲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高度重视文献资料的建设。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很快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之一。我校的另一位前辈学者薛绥之先生尤其擅于研治文献和史料。以薛绥之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前辈，早在1950年代后期就推出了国内第一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资料成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名义编印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近20册）成为国内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的奠基之作。其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以及十几位重要作家每人一册的研究资料汇编。1970年代薛绥之先生等人又完成了《鲁迅生平资料丛抄》11册。1980年代我学科冯光廉、査国华、韩之友等人又参与了《鲁迅全集》、《茅盾全集》的编注工作。他们与我校其他老师还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6个子课题。此后，文献史料研究一直是山东师范大学的优势研究方向，在老舍生平资料、郭沫若文献辑佚等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回顾这一切，只是想说明本学科承担《历史档案书系》具有学术传统的积淀和文献史料的积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这两套书系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实践，难免存在尝试之作的稚嫩和偏差。我们渴望得到专家们的批评和帮助。我们最忐忑的是，不知学界的同行们能否认同——文学史的这样一种做法。

                                                            201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