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夫龙教授新著《边缘的激情：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出版

这篇后记，本来在七年前就应该完成的！如果不是打算要出版这部结项成果，或许这篇后记也就永远没有了着落。

从2016年8月那个暑期的深夜敲下最后一个字，到2017年3月结项正式完成，我多次想写个后记，总结一下结题过程中的苦乐辛酸，却迟迟没有写作的冲动，总是一直在安慰自己等到快出版时再写吧。或许集中精力写作时的那种以苦为乐、酣畅淋漓的感受和体验被长期高负荷运转的脑力劳作所钝化，不好再提起一鼓作气、一气呵成的心劲儿了，只好故作深沉般地休整一番，以致于出版事宜一拖再拖，后记写作也就拖延至今了。

在这期间，无论就国家还是就个人来讲，均经历了许多事情。2018年9月，我的儿子出生，给我带来快乐的同时，更赋予了我身为人父的责任。2019年11月和12月，我组织了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即“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教材《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编写会”和“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到了年底，我被评定为教授。正想乘势筹划2020年“武侠文学与武侠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事宜，但此时新冠疫情开始在祖国大地蔓延肆虐，一度引起了社会恐慌，也就只好作罢。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的确是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好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灾难面前永不低头，勇赴国难，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涌现出许许多多逆流而上的人与事。他们铤而走险、急人之难、扶危济困、视死如归，在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书写了一曲悲壮的新时代正气歌，铸就了一座昂然屹立于天地之间的新时代精神丰碑。从侠文化视角来看，他们就是新时代的抗疫之侠、国家之侠，他们以热血和生命熔铸而成的“中国精神”的底色里积淀着侠文化精神的基因。我的儿子在疫情期间逐渐长大，我也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着时代、国家、民族、人民、侠义、疫情、生存等问题，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时时牵引着我的思绪，隐隐酝酿着不知所之的未来的课题方向，准备在后疫情时代逐渐理清思路，拓展研究范围，以实现新的突破。自2022年年底疫情结束至今，仍没有很好地理出个清晰的眉目来，俨然成为了一个心结，犹疑与焦虑之中，甚至曾想过要放弃多年来的研究方向，另辟一块崭新的学术领地。但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和生存体验，无法轻易撼动我的学术执念，不管思考什么问题，抑或做什么事情，总会不经意间与侠文化相勾连。比如我关注抗战文学，总是想以侠文化为视角来审视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意蕴和精神，力图发掘出蕴含其中的侠文化因子。即使涉猎了其他学术领域，我的理论思维和话语言说方式也离不开侠文化的影响。

福哉？祸哉？我也无法说清楚，只是秉持着内心的召唤去行文做事。

记得二十年前，时值读研，李欧先生就告诫我们做学问决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必须在选择好研究方向的前提下，围绕一个核心命题深挖细掘，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下真功夫，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出一定成绩；否则，就可能成绩平平，甚至一事无成。读博期间，李怡先生曾引导我们从自己的生存体验出发，关切和提炼中国问题，发掘自己独立的文学感受，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一想起老师的话，我的心里就非常踏实，并充满了自信和力量。

其实多年来，我一直谨遵老师教诲，从武侠小说的阅读和研究开始，结合自己的生存体验和真切感受，逐渐扩展到现代中国文学与侠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提升侠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的意义，在具体研究中有意识地开展侠文化理论体系的积极建构，试图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阐释方式。其间，我陆陆续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出版了几部有关著作，获得学界同行的肯定与认可。2021年5月14日晚，受山东大学讲席教授龚鹏程先生邀请，赴胶东人家济南奥体中心店一聚，席间先生畅谈武侠文化当代传承和武侠文学研究等问题。他指出武侠文化和武侠文学研究在大陆尚未形成波澜壮阔之势，迫切需要壮大研究阵容，强调不要局限于学院派视野，应拓展思维，可以联系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并行不悖，深度融合，脚踏实地，积极发展。先生对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多有赞誉，并对我筹办“武侠文化与武侠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寄予厚望，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和中肯意见。承蒙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先生厚爱、邀约，我赴京参加了2021年6月20日召开的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第五届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学会理事。我受邀参加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共和国的红色丰碑——红色经典公开课”活动，于2021年6月27日在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主讲了第四讲“《铁道游击队》：侠义爱国的英雄传奇”，作为建党百年向红色经典致敬的一份献礼，受到社会各界欢迎，也算是我的研究成果的一次在地性实践。学界同行及社会各界的肯定与认可，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不仅赋予了我在学术道路上踔厉奋发、毅然前行的勇气，而且更加坚定了我在现代中国文学与侠文化研究领域继续深耕细耘的信念和决心。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丰富、深化和提升的结果。书中内容既保留了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鲁迅、郭沫若、老舍、沈从文、蒋光慈、萧军、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等现代新文学作家的有关论述，又增加了当代新文学作家刘绍棠、莫言、贾平凹，对他们设专门章节进行研究，还涉及到杨振声、巴金、丁玲、唐弢、陈企霞、红柯等现当代新文学作家，增强了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本书对原有的主要章节都进行了重写、改写或增写，注重发掘新文学作家的诗学正义书写与社会正义诉求之间的有机联系，更加重视和强调特定语境下侠文化对于新文学作家人格精神和文化心理的影响，以及深受侠文化影响的新文学作家对于社会改造、文化改造的价值意义，不仅继续深入探讨启蒙语境、革命语境、救亡语境和翻身解放语境下的现代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的关系，而且增加了对阶级斗争语境和改革开放语境下当代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的探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层级上均有拓展和深化；同时，在侠文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中进一步丰富了侠文化精神的内涵，更加注重理论方法的有机整合，凸显了侠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提升了侠文化的方法论意义，增强了以中国本土理论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的自觉性。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批准号：10CZW051）的最终结项成果；本书出版荣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山东省高水平学科·优势特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感谢当年素不相识的评审专家青睐，使我申报的课题能够获得立项资格；感谢当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资助，使我申报的课题能够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与扶持；感谢文学院学术委员会诸同仁鼎力支持，使我的国家项目最终结项成果能够获得出版资助。

感谢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大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哲声先生百忙之中拨冗赐序；感谢朱德发先生、魏建先生、吴义勤先生、李宗刚先生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前辈们的关心和厚爱；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郭晓鸿女士的辛勤付出，使得本书能与读者见面；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师长与朋友们。

因本人学力有限，本书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恳请学界前辈和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陈夫龙

2023年5月2日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