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到底在想什么

外科医生王兴，最近分别给一位23岁的女孩、一位83岁的大爷做完了肺癌手术。两位病人刷新了他手术对象的年龄上下限。

他对接下这两台手术心情忐忑，小姑娘正是被捧在家人手心里的年纪，容不得差错，高龄患者也容易有各种基础疾病和并发症。所幸，手术都很成功。

他告诉南风窗：“大夫都有怕的事儿，怕病人出问题，也怕病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医生绝不是凌驾于患者之上的。”

王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十多年来辗转京沪两地，待过4家三甲医院，始终在外科一线，和肺癌、支气管癌等疾病打交道。他可能是“最懂家属心思的大夫”之一。过去三年，他写出了《病人家属，请来一下》《医生，你在想什么》两本医学科普书，为的是告诉病人和家属怎样到医院更好地看病。

医学科普书《病人家属，请来一下》《医生，你在想什么》

这和王兴的个人经历有关。10年前，他的岳母确诊胃癌，王兴成了病人家属。正是身份的转变，让他体会到病人家属难做——医生的每一个字，病人家属可能都要琢磨好久；医生的一句体检通知，家属要考量无数的流程细节，在“熬、扛、被教训、被教育”后，逐渐习得医院的规矩，额外承受许多焦虑和痛苦。

有些功夫可以下在前头，王兴愿意公开谈论那些医生不太告诉病人，而病人及家属在意却很难直接问出口的事儿，让医患以尊重和信任相向而行。

为什么是我？这是很多癌症病人确诊后的第一反应。

王兴会直白地和病人说：我们平均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会得癌，我也可能会得。

“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不会那么地产生病耻感。”过去人们总试图为得癌寻找原因，但事实是，医学研究至今仍无法确切地对癌症进行归因。以肺癌为例，它是一种多基因共同参与的疾病，无论是否抽烟、是否长期做饭吸油烟，都有可能患上肺癌。

王兴发现，很多病人对癌症的认知来自“身边的统计学”，周围曾经出现过怎样的病人，就形成相应的疾病经验。他遇到过一个早期肺癌患者，非常焦虑，天天刷手机看肺癌相关的内容，一问才知道，患者的妹妹也是早期癌症患者，做完手术后在家里待了一年，有时气都喘不上来，但这在早期癌症病人里属于少见情况。

王兴能够理解，作为个体，病人和家属无法接受被概率选中的结局。医生的治疗，同样也是概率在幕后挥舞着指挥棒。在王兴的描述中，医生扮演的角色接近于牌桌上的高手，他能清楚地算出来场上打过的牌，也知道如何最大概率地取得胜利，但无法保证每一局都会赢——这是医学的局限，也是对病人负责和严谨的需要。

当然，如今一些癌症已经摘掉了“绝症”的帽子。比如，“甲状腺乳头状癌，早期治愈率能达到95%以上……切了就没了”，王兴说。

王兴发现，年轻一代对癌症的接受度在提升，知道癌症不等同于绝症，化疗也只是一种提高治愈率的常规手段，不是“人不行了、扛不住了”的提前判决。每个平安出院的病人都像一粒种子，给身边人传递“癌症没那么可怕”的信息。

在重大疾病面前，要做出选择的不只是病人，更是家属。最现实的困境是钱。

王兴曾经遇到过无儿无女的老年病人，由非直系亲属陪同看病。老人没什么钱，王兴也察觉到，亲属并不是很想为老人出钱或者担责。这种情况下，他对做手术就会有犹豫：做手术是个好方案吗？要补费用，没人补怎么办？术后，病人没人照顾怎么办？

“在中国做一个有同理心的医生，不仅要懂人文，更要懂世俗。”医疗方案的提出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在医学、经济条件、家庭关系的综合框架下，找到适合病人的最优解的过程。

还是医学生的时候，王兴发现，坐诊医生要给病人开药时，常问“你今天带了多少钱？”再决定开多少钱的药。那时他很不理解，但后来发现，医生的“看人下菜碟”其实是在度量病人的家庭经济情况，推荐更有“性价比”也更“实在”的治疗方案。

王兴见过许多家属在医疗决策中面临“道德压力”，尤其在重病、危重症治疗中，几乎没有一个病人家属能够幸免。

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癌症病人要接受免疫治疗，国产方案3000元/周期，进口方案1.5万元/周期，效果差异不大。病人的女儿为难了很久，不想因为自己选了便宜的，后续治疗效果不好，背上“不孝”的骂名。

当时，王兴说了一句，进口药需要等3个工作日采购，而国产药有现货。他感受到对方瞬间如释重负地说：“那还是用那个快的吧。”将选“贵的”还是“便宜的”，转化成选“快的”还是“慢的”，王兴巧妙地让家属绕过“不尽力治疗乃至不孝”的道德陷阱，给愿意积极治疗但经济承压的家庭，一个体面的喘息。

抗癌药也许不便宜，但王兴的经验是，没有见过哪位医生在病人家庭条件不好的情况下，非要让对方花很多不必要的钱。平时医生和护士一起聊天时，大家聊得更多的是，这个病人比较穷，怎么帮他省点儿。

同样重要的是，抗癌药物有很多，不是所有人都要接受最贵解，花钱和看病之间并非“一分钱一分货”的简单对等关系。

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王兴曾被一个看起来很凶的病人家属拿着手机怼脸拍，问“你是谁谁的主管医生吗”。他当时觉得慌，手术不是自己做的，主任医生也不在，感觉对方会把自己发到网上网暴，只能跑。

现在，他自言被“磨”得差不多了。以往碰到投诉，会感到难受，如今他更理解，医疗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注定会有摩擦。医生的必修课是，怎样看待和处理摩擦。

有一次，王兴发现一位病人的女儿在自己讲解病情时偷偷录音。当时，好几个科室的主任来为这名病人的手术会诊，在同行内进行公开直播，用以观摩交流。病人的女儿从一个医生的朋友圈看到了直播消息，也全程看完了直播，感到手术比她想象的更加复杂，担忧出了什么问题。王兴知道以后，和对方解释，之所以医生数量多，是因为请了一些专家来进行会诊，但没有提前告知家属，造成了误会。他也明白，对方是因为害怕才录音的。

更多情况下，偷偷录音在王兴看来是一件“很伤信任”的事。“没有人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正确或符合实际的，如果脱离语境、断章取义地上网传播，很容易失控，医生很难不介意。”

网络为医生和病人间的关系增添了变化。王兴发现，年轻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对治病过程中的知情和决策权要求更高，主动性更强。那位23岁的女孩在问诊时，会向他抛出一些专业术语，肺结节的CT值是多少、密度是多少，也会跟麻醉师说，术后就不用止疼泵了，小红书说，用那个东西容易吐。

“十多年前的病人，都是‘无知’地进来、‘无知’地出院，病治好了，但对病情不太清楚。现在的病人会对病情比较清楚，跟医生有商有量。”王兴说。

但信息的开放也可能对医患间的信任造成新的扭曲。信息筛选能力没那么强的人，会拿“网络问诊”的意见来反复跟医生求证，“我看网上不是这么说的”，没办法把事情整明白，又忍不住焦虑。

网络看起来消除了一些基础的信息差，但个体的差异使得就诊一旦进入深水区，信息差仍然存在。就好比王兴给病人提供多个手术方案，由病人知情同意、自主选择，但病人实际上很难做出真正专业的判断，难以理解肺叶切多少、怎么切有何区别，最终还是需要医生拍板。“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又回到了信任的问题。病人是否能充分信任医生给出了好的方案？”

医疗信息的公开及协商，与医生的专业权威性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王兴担心的是，如果手术室有一天变得完全公开透明，病人家属要的会是100%的成功率，而哪怕0.1%的失误都会让医生面临非常强的社会冲击。治疗就会趋于保守，却不见得能让患者获益更多。“是让医生尽全力把手术做到最好，还是只做一个不出错的手术？”王兴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王兴经常被人问：看病要不要“托关系”？没有关系的病人，是不是就吃亏点？

他的回答是，有了熟人关系的帮助，看病流程的体验上可能有优化，收入院速度快一些、床位安排在相对小的房间、出院时间可以商量，但对治疗方案和结果影响不大。归根结底，医生要为病人的医疗质量“买单”，每一个病人的医疗结果对主诊医生都很重要。“没有医生在治疗上不是竭尽全力的。他没有必要，也根本不敢降低标准。”病人手术成功、恢复得好，医护和家属其实一样开心且有成就感，哪怕不直接表现在脸上。

相比之下，王兴认为，病人和家属是否好沟通，可能比“熟人关系”对医生行为的影响更大。

他说到不久前收治的那位83岁的老大爷。原本，他对老人的手术风险很有顾虑。家属告诉他，这位老人年轻时是做飞行员的，性格里就是爱拼搏冒险，一家人也信任他，真出问题了也能接受。“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作为医生也觉得，那咱们就好好试一把。”王兴说。

王兴希望病人和家属通过了解医疗系统的运作逻辑，拥有和医生良性互动的智慧。比如，医生和病人的谈话最好是“收拢式”而非“开放式”的，直奔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想要尊重一位医生，就得尊重他的时间，体谅他要同时面对许多病人，学会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有分寸感的问题。

王兴说，有时医生和患者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是否match很重要。

他会对患者家属公开自己的工作微信，有时，病人发来报告，他远程看一眼，提一些建议，能避免对方跑医院的麻烦。

不久前，一个病人家属因为王兴没有回复中秋节晚上发的琐碎提问，投诉了他。有人建议他不要再公开联系方式了，王兴觉得，倒也不必波及其他病人。不过，他的确希望病人跟家属和医生沟通时能注重一些分寸：“我是一个有边界感的‘i人’。”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八斤

点击图片 即刻报名（广告）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欢迎分享至 朋友圈

投稿、投简历：newmedia@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