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诺奖Goldin教授的最新文章, 无疑是对质疑她获诺奖的人最有力的回击.

学术   2025-01-12 14:18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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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哈佛大学的Claudia Goldin教授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许多学者对此表示疑惑,认为这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了彰显其liberal、inclusiveness、open、gender而做出的选择。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Goldin教授的最新文章无疑是对质疑她的人最有力的回击。这篇题为《Babies and Macroeconomy》的文章,通过对全球十几个国家生育率的比较研究,终于揭示了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并且借助她构建的模型,提出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提升生育率水平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契合当前中国的情况。

看看发现了什么:

快速的经济变革或增长常常冲击那些根深蒂固的信仰,而信仰的转变速度远远赶不上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在没有足够时间去调整信仰、传统和社会习俗的情况下,就被迅速推进到现代化进程中。因此,这种迅猛的经济变化很容易引发代际冲突和性别冲突,并加速生育率的下降。

诺奖得主Claudia Goldin教授的模型预测,在经历快速且突如其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时期,男性通常会比女性更渴望生育更多子女。而当经济变化较为缓慢且不那么突然时,性别之间的生育意愿差异会减小,但女性仍然比男性更倾向于少生孩子。那么,该如何改变这一现象呢?

模型中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女性往往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照顾孩子,这通常意味着她们要么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要么只能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从而在经济上变得更为脆弱。如果她们离婚或分居,她们和孩子可能会陷入困境。女性提前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会抗拒生育更多孩子。

但如果父亲和丈夫能够真诚地承诺投入时间和资源,那么性别之间的生育意愿差异就会消失。从简单模型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系数相等,即 αm=αf。这样的承诺能够确保双方的合作,然而,要确保承诺得以落实却并非易事。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生活在一个社会舆论要求男性为家庭提供财政、时间和精神资源的国家或地区。也许,这正是大多数北欧国家能够实现较高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的原因之一。社会保险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保障,它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模型:
关于Goldin教授,参看1.Claudia Goldin, 我的诺贝尔奖之路, 像侦探一样的经济学家,2.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表彰Claudia Goldin推动了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3.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贡献5000字总结 (视频+文章),4.Katz&Goldin: TOP5刊上撰写论文的十个最重要的规则

全球几乎每个国家的生育水平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在发达国家中,生育水平下降的时间节点却存在显著差异。在欧洲、亚洲以及北美的部分国家,总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然而,在另一些国家,生育率在90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直到90年代才开始急剧下降。

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何部分在80年代生育水平处于适中状态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如今却变成了“最低生育率”国家,即总生育率低于1.3,而那些生育率较早开始下降的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此外,本文还将深入分析这两组国家生育率变化的交叉点为何大致出现在80年代和90年代左右。

区分这两组国家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增长情况。如今总生育率处于最低水平的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经济停滞或衰退之后,曾迎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快速增长期。这些国家虽然成功迈入了现代化进程,但其公民的信仰、价值观以及传统观念的转变却相对缓慢。因此,这种快速的经济变革可能引发了代际和性别冲突,从而导致总生育率急剧下降。

如今,婴儿问题频繁登上新闻头条。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北美、欧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政府,都已明确表达了对人口老龄化乃至人口下降对经济健康运行所造成影响的担忧。近年来,随着反移民情绪的高涨以及民粹主义言论的兴起,提高出生率,特别是本土出生人口的出生率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提升和改变。因此,政策制定者纷纷考虑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生育率的提升。

然而,生育率显然也受到一些独立于政府意志之外的力量的制约,这种情况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我将在广泛的生育率文献基础上,强调影响出生率的力量,特别是代际和性别冲突的出现。我将考察两组国家。一组自1950年代以来,生育率较高,但最终变得非常低。另一组国家自1950年代开始时生育率适中,且始终保持在相对适中的水平。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某些发达国家的夫妇生育率显著低于其他国家?为何生育率在特定时期会出现下降?

本分析将重点关注十二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其中六个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相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在1950年代之前存在显著波动),这些国家分别是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另外六个国家则在1950年代之后经历了非常迅速的经济增长,但在此之前的经济活动相对停滞,甚至有些国家还出现了衰退,它们分别是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是天主教或东正教国家,而且其中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拥有非西方的信仰体系,传统上十分强调家庭关系和家族身份。

第一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总生育率达到了大约2,并且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了2010年左右。而第二组国家在70年代生育率还处于较高水平,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却急剧下降,成为了所谓的“最低生育率”国家,其总生育率低于1.3。

我将证明,那些经历了迅猛且突然的发展的国家,后来都出现了极低的生育率。快速的经济增长为女性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但这种迅猛的经济变革也可能引发各种冲突,特别是当男性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更深时。为了既能照顾家庭又能投身现代劳动市场,女性对男性时间的要求,可能会超出那些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丈夫或潜在丈夫愿意给予的时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家务和照料任务通常主要由女性承担。

请注意,驱动因素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更重要的是,社会从一个联系较少、传统较强、相对封闭、以农村为主且更具集体主义色彩的状态,转变为一个相反的社会:拥有更发达的市场、更密集的通讯网络以及更高密度的定居点。正是那些受传统束缚的人们被迅速推进现代化的速度,导致了代际之间缺乏适应时间,旧有方式与新方式发生了突然的冲突。我将这种现象称为代际冲突,因为它源于男性对过去的更大依恋。然而,当丈夫对更多孩子的渴望超过妻子时,这种冲突就演变成了性别冲突,他们必须找到解决方案。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持续且跨越更长的时间框架时,代际冲突就会减少,男女的生育愿望也会更为接近。夫妻之间在家务和照料任务上的分担会更为均衡,生育率也因此会相对较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出现了显著下降,尤其是上述提到的那十二个国家,这一现象令人震惊。我的目的是要说服你,过去五十年间生育率下降的部分原因,与宏观经济在长期内的变化紧密相关。因此,我将探讨宏观经济是如何影响生育率的,尤其是在传统观念和信仰的变化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变化的背景下。

总结和结论:

在全球范围内,生育率的下降几乎随处可见。然而,这并非总是由于避孕方式或法律限制的变化,也不总是因为政府出台了旨在帮助职场父母或鼓励女性生育更多子女的政策。相反,我强调的是,生育率的下降往往与宏观经济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那些影响代际差异并因此引发性别冲突的变化。

快速的经济变革常常冲击那些根深蒂固的信仰,而信仰的转变速度远远赶不上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在没有足够时间去调整信仰、传统和社会习俗的情况下,就被迅速推进到现代化进程中。因此,这种迅猛的经济变化很容易引发代际冲突和性别冲突,并加速生育率的下降。

该模型预测,在经历快速且突如其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时期,男性通常会比女性更渴望生育更多子女。而当经济变化较为缓慢且不那么突然时,性别之间的生育意愿差异会减小,但女性仍然比男性更倾向于少生孩子。那么,该如何改变这一现象呢?

模型中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女性往往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照顾孩子,这通常意味着她们要么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要么只能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从而在经济上变得更为脆弱。如果她们离婚或分居,她们和孩子可能会陷入困境。女性提前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会抗拒生育更多孩子。

但如果父亲和丈夫能够真诚地承诺投入时间和资源,那么性别之间的生育意愿差异就会消失。从简单模型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生育意愿系数相等,即 αm=αf。这样的承诺能够确保双方的合作,然而,要确保承诺得以落实却并非易事。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生活在一个社会舆论要求男性为家庭提供财政、时间和精神资源的国家或地区。也许,这正是大多数北欧国家能够实现较高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的原因之一。社会保险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保障,它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承诺并不能消除收入对生育的负面影响。我之前提到,在不同国家之间出现了收入与生育率呈正相关的现象。但在一个国家内部,家庭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却很少见。即便如此,仍可能存在收入与生育率的负相关关系,但生育率在各个收入群体中都有可能实现增长。或许,这正是美国“婴儿潮”时期的情况。

美国的“婴儿潮”是少数几个总生育率低于2但生育率却大幅上升的典型案例之一。这一现象部分得益于当时对婚姻、母亲角色、“贤妻良母”以及家庭生活的美化。那么,如今是否可以通过美化为人父母的角色,尤其是父亲角色,并改变职场规则,让父亲在请假和请求灵活工作安排时不会受到惩罚,从而实现生育率的转变呢?有一点是明确的:除非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得以扭转,否则生育率很可能难以实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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