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一篇被AER接受的论文! 三位中国学者位列其中, 历时至少4-5年才得以发表！

2025年，三位中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Chunyang Fu，浙江大学的Wenjian Li，北京大学的Xi Weng）与西班牙UPF barcelona的Jan Eeckhout的文章“OPTIMAL TAXATION AND MARKET POWER“在历时至少4-5年后终于被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接受。

Jan Eeckhout，欧洲经济学会主席，JET，JEEA，IER的主编或副主编，在Econometrca 3篇、AER 4篇、JPE 1篇、RES 4篇、QJE 1篇、JET 6篇、TE 1篇、AEJ 1篇。

最优税制与市场势力

概览：

当企业具备市场势力时，是否有必要对最优所得税进行调整呢？近年来，市场势力的不断攀升引发了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同时也导致了效率和福利的下滑。本文深入研究了如何通过科学合理地设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税以及企业家的利润税，来达成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进行效能优化的目标。

本文的理论推导出了与加价水平密切相关的最优税率，并且识别出了税收对福利产生的四个不同的影响方面：一是Mirrleesian激励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张维迎的博士生导师）；其次，庇古税对市场势力引发的负外部性进行修正，旨在降低市场势力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再次，借助调整要素价格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最后，将产出向最具生产力的企业进行重新分配，以此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率。

本文对1980年和2019年美国经济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2019年的平均最优劳动收入税率较1980年应降低10个百分点。而最优平均利润税率应上升3个百分点，顶端企业的税率更应增加25个百分点。本文的理论成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详细阐述了在市场势力存在的背景下，如何借助最优所得税实现收入再分配，同时有效激励生产。

简要介绍：

市场势力不仅会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当市场势力增强时，企业主所获得的利润份额会不成比例地增加，而工人的工资份额则会相应减少。除此之外，市场势力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因为过高的产品价格会使生产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变得不合理，从而造成无谓损失，降低社会整体福利。

这就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最优税制设计能否减轻市场势力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升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呢？考虑到自1980年以来市场势力的持续上升，在最优税制分析中充分考虑市场势力因素，对于制定相关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本文推导出了一个适用于存在市场势力的经济体的最优税制公式。这些公式详细剖析了最优税制是如何通过多种途径来提升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从实践层面上，本文根据这些公式，提出了劳动收入税和利润税协同设计的具体税制建议。

本文将模型与1980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经济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匹配（这一时期市场势力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过定量分析，本文得出的模型建议是：劳动收入税率应降低10个百分点，平均利润税率应提高3个百分点，而顶端企业的利润税率则应大幅上调25个百分点。

为了探究在市场势力存在时的最优税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Mirrleesian经典税收框架的模型，并加入了三个关键要素：首先，是一个存在内生定价和加价行为的寡头市场；其次，是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再次，是一个既包含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又包含靠利润收入的企业家的经济体模型。本文模型的核心点在于，企业家被视为拥有私人信息和市场势力的代理主体。

在该模型里，工人和企业家的行为，比如劳动供给和产品定价等，都会受到税制的显著影响。而这些行为又会进一步决定收入的主要分配方式以及生产的整体效率。本文模型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在于对寡头市场中内生市场势力的考虑。可变的加价行为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在企业之间引发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加价上，也体现在利润上，这与实际数据所呈现的情况高度一致。

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阐明了战略性定价和市场结构在最优税制中的关键地位，这在理论探讨和定量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该模型精准地捕捉到了与市场势力相关的不平等和低效率的多个实证特征。在整体经济中，市场势力的增强主要是由于加价不平等的加剧，这直接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借助该模型，本文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体的税制建议，以有效应对市场势力所带来的影响。

传统的Mirrleesian税制通过在高效劳动供给与不平等之间寻求平衡，为个人提供了恰当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推导出的最优税制公式不仅解决了外部性问题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还同时应对了由内生加价引发的利润不平等问题，为制定更科学合理的税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本文的主要理论成果是推导出了一个最优税制公式，该公式包含四个部分，清晰地展示了由于内生市场势力的存在，最优税制是如何与经典的Mirrleesian税制产生偏差的。

这四个部分分别是：（i）传统的Mirrleesian组成部分；（ii）庇古税组成部分；（iii）资源重新配置效应（RE）；（iv）间接再分配效应（IRE）。

其中，（i）传统的Mirrleesian组成部分的目的，是在提高税率带来的再分配收益与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之间寻求平衡。劳动收入税和利润税都具有Mirrleesian税制的特征，因为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家，都需要付出内在的努力。而其他三个组成部分则是用来解决市场势力所导致的外部性问题。

(ii) 庇古税组成部分是用来纠正因市场势力导致的外部性问题，也就是由于高价格而出现的产出不足的情况。因此，在税制公式里加入了庇古税修正项，目的是鼓励政策制定者对劳动和企业家的努力给予补贴。需要注意的是，劳动收入税和利润税的庇古税组成部分是有区别的。劳动收入税的庇古税部分是根据按生产要素投入加权的平均加价来确定的，而利润税的庇古税部分则是由企业层面的加价来决定的。从直观上讲，平均加价体现了劳动供给的效率，企业层面的加价则反映了各企业在劳动投入和企业家努力方面的不足程度。

(iii) 资源重新配置效应（RE）仅适用于利润税。当劳动力从加价较低的企业流向加价较高的企业时，整体产出会增加。因此，RE是由企业层面的加价与平均加价之间的差距决定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这种要素的重新配置对总产出没有影响。

(iv) 间接再分配效应（IRE）让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企业间的竞争，通过市场激励来调整利润的主要分配方式。降低边际税率能够增加产出，进而促使竞争者降低价格。有趣的是，IRE效应只在存在战略互动的市场中出现，这种市场中企业没有完全的定价权。而在垄断市场中，这种效应就不存在了，因为单一企业掌控了整个市场，定价的外部性也消失了。这一差异突显了市场结构在政策设计中的关键作用。

这四个组成部分展现了市场势力是如何影响最优税制的。若忽略任何一个要素，都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而使本文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研究有所区别。劳动收入税的净效应综合了对加价外部性的庇古税修正，以及Mirrleesian税制在生产与再分配之间的平衡。对于企业收入而言，随着加价的提高和技能差距的扩大，Mirrleesian效应会被进一步放大，特别是对于高收入企业，其税率会有显著提升。同样，利润税的净效应取决于间接再分配效应（IRE）和资源重新配置效应（RE）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激励着高技能的企业家增加生产。

本文通过一系列定理和命题，将这些理论洞见进行了严谨的正式化处理，并推导出了基于经济基础变量的明确税率差距公式。在附录部分，还详细呈现了基于统计数据的公式推导过程，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数据支持。

本文的一个关键贡献是将最优税制公式与实际数据相结合。通过理论性分析，本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应对1980年至2019年市场势力上升的精准指导方案。本文的定量分析估算了模型参数，并量化了最优税制规则，将其细分为四个已识别的组成部分。这些结果凸显了市场结构和内生加价在塑造最优税制中的核心作用。

本文的模型建议，在1980年至2019年期间，劳动收入税率应下调10个百分点。相对地，利润税率平均应上调3个百分点，而大型企业的税率应提高25个百分点。政策制定者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权衡，使利润税整体更具进步性，但对于大型企业则保持一定的回归性。这种回归性的利润税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向更具生产力的企业重新配置，进而提升生产效率。

通过定量分析，本文得以将实证发现与模型中的各种规范性力量相联系，进而量化规划者在再分配与效率之间的不同权衡取舍。具体而言，本文发现劳动收入税率的下降是由平均加价的上升所驱动的，这降低了庇古税部分，进而减少了劳动收入税。这一庇古效应也影响了利润税，但其他三个组成部分发挥了更为主导的作用。市场势力对利润税率的模糊影响在本文估算的定量模型中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本文发现，平均加价的上升以及1980至2019年间加价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利润税率的提高。庇古税和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对顶端税率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间接再分配效应和Mirrleesian效应则推动了顶端利润税率的上升。在这些因素中，Mirrleesian效应的影响最为突出，超过了其他因素，从而促使整体利润税率上升。

祝贺三位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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