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是第二次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了。九大党章指出：“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如此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八大党章曾经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这是因为毛泽东曾向中央建议，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说：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九大党章取消了设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八大所安排的解决“接班人”问题的一些措施和原则，表明只要毛泽东在世，林彪就不可能通过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形式直接“接班”了。林彪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林彪年轻时“性格基本上是内向的，平时不大讲话，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很困难”。在一众开国将帅中，他也谈不上有什么知己。
建国以后，尽管林彪在公开场合竭力吹捧、颂扬毛泽东，但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林彪被定为“接班人”之后，反而更加不信任毛泽东，他曾经说过：
“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并被打倒，林彪起了重要作用，并因此从“老六跳到老二”。（政治局常委排名，编者注）
九大党章虽然指定了林彪为“接班人”，但毕竟只是一种规定、一个决议。事实上，毛泽东与林彪在很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行动也多有不同。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对他的秘书说：
“主席让我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毛泽东一反由林彪主持重要会议（如七大和八大）的做法，只要求林彪作口头的政治报告，并且先不决定这个报告是否公开发表。
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已经表现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特殊考虑。
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起草政治报告的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公开分裂。张、姚批评陈伯达按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
毛泽东决定另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
林彪却对这个报告稿根本不看，一字不改，陈伯达更置毛泽东肯定张、姚报告稿的态度于不顾，激烈地指责它是“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泽东为此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
“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
林彪、陈伯达
毛泽东改组报告起草小组，张春桥等人起草的报告与陈伯达起草的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不仅表明毛泽东很不满意陈伯达，还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对当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是党内生活所允许的。但毛泽东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则蕴涵着复杂的内容，明里是在揭露陈伯达，但其矛头则是指向林彪的。
讨论修改党章时，毛泽东还两次删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赞颂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不能不使作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耿耿于怀。
九大期间，使林彪焦虑和猜疑的问题更多。在推举大会主席时，会场上曾经出现过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毛泽东突然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毫无准备，但他立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毛泽东随即提出了更新的建议，他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
虽然毛泽东继续担任了大会主席，但他这一极其特殊的举动，对林彪、也对会议的全体代表产生极其复杂的政治影响。
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的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曾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毛泽东关于张春桥也可以接班的话，林彪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叶群曾经说，九大以后，“在苏州，他转氨酶高，我们两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面前没有表示对“接班人”的看法，但叶群所说“他哭政治上的”的话，已经相当深刻地表现出了林彪对自己在未来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可能改变而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
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叶群的这句话真正说出了他们认为林彪难以接班的另一点认识。
林彪要实现接班，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和提高自己已有的地位，这就成为林彪集团在九大以后的战略目标和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这种背景下，就这样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