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发起宛西战役。根据战役部署，豫陕鄂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奉命指挥一分区部队于5月2日围歼了西坪镇民团解放了西坪地区；二地委指挥二分区部队，解放了重阳、丁河及陈阳一带地区。
孙司令员在西坪其间住在花园关余麟阁家，余的过继儿子余克伦（也叫余简）在北学（现西坪中心小学）教学，回家后常帮司令部干点文案（从1937年余简给余麟阁立的碑文可看出余简的文化功底很深厚）。
孙司令员临走前希望余克伦当他的秘书，余克伦答应了，并把背包行理准备好后给母亲王氏（余麟阁遗孀）说，王氏一头顶在余克伦的心窝上，把余克伦顶倒在床上，说：“我要你是给我养老送终的，等把老娘埋了，你再走吧。”
余克伦见孙司令员说，忠孝不能两全，我不去了，孙司令员说：“克伦啊，一失足成千古恨。”把头摇摇说：“可惜，可惜！”。
解放后余克伦因成份常挨批斗，有人说，去北京找找孙司令员嘛，余克伦说，出门都要请示汇报，去北京能走开吗？他一直断断续续干着民办教师，到1997年去世。
现在看孙定国司令员的简历，他想让余克伦跟他走，恐怕不仅仅是看中余有文化，很可能和他是余麟阁的儿子有关。
当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结盟打蒋介石。余麟阁是冯玉祥的部下，而孙定国1934年曾在“山西新军”干，是阎锡山的部下，让他当秘书也许是对余将军后代的关怀吧。
西峡党史资料图片
后记：
关于江涛这篇补遗，说到余麟阁继子余克伦没有跟着孙定国走的遗憾，其实真的跟着孙定国走了，也不一定不遗憾，有两段资料性文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孙定国，建国后从事哲学研究工作，有个关于孙定国的最为简单的简历：孙定国传【孙定国，山东省乳山市东珠村人，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1939年调任山西新军二一二旅旅长。1940年任太岳军区212旅长，后相继担任了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豫陕后方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孙定国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专家，在中央党校的行政领导中，杨献珍、侯维煜、孙定国被视为“三驾马车”。】
还有一篇文章这样说孙定国：
进入太岳军区后，孙定国继续担任“212旅”的旅长，后来因其在抗战工作中的贡献，升任为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在后期的工作中，他还兼任过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副司令员等职。可以说在抗战时期，孙定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他还以渊博的学识，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哲学家。
孙定国在中央党校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时，创作了很多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并和另外两位同样来自山西的老革命，杨献珍、侯维煜一起组成了名震学术界的中央党校“三驾马车”。但这一切利好局面，在1956年康生恢复工作后戛然而止。
康生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大又自命不凡的人，他经常自诩为“理论专家”。他主管中央党校期间，起初对老乡孙定国非常看好，而且也有意拉拢他为自己所用。不过当他发现孙定国和杨献珍来往比较密切后，恼羞成怒的康生便将孙定国赶出了中央党校。
1964年，杨献珍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孙定国也被陷害成杨献珍的同伙，继而成为了重点批斗对象。后来陈伯达也加入了迫害孙定国的队伍，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侮辱孙定国是“冒牌哲学家”。最终身心备受摧残的孙定国，留下一封遗书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去世时候年仅54岁。
从这两段有关孙定国的文字来看，余麟阁的继子余克伦假若选择跟着孙定国副司令走了，也不一定是个好事。1964年，孙定国就受康生陈伯达迫害致死，而余克伦尽管生活艰难，还是活到了1997年。
人这一辈子，是命中注定的。包括孙定国，也包括余克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