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自杀后,彭德怀、林彪为什么感慨万千?

文摘   2024-11-20 07:59   广东  



70年前,心理脆弱的他竟选择了自杀!

他就是高岗(1905年—1954年8月17日)。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
他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众所周知他更是极具有争议的人物。
高岗自杀之后,彭德怀和林彪感慨万千。高岗妻子对于彭德怀和林彪的感慨万千是这样解释的:

彭德怀说:高麻子,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

1949年10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那一年他44岁。
高岗虽任国家副主席,但仍兼东北局党政军一把手。3年时间,东北的制造业增长6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临危受命,出任志愿军司令员。高岗被任命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
彭德怀到了沈阳,跟高岗开玩笑说:向你这个地方首长报到。
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都是就地掩埋,受伤的战士则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鸭绿江边,让后方接收。
我当时抽空去做一些救助伤员的工作,由于受伤的战士太多,后方根本接不过来,有许多战士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江边,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闭上了双眼。
当时我们住的沈阳三经路二号曾是杜聿明的家,金日成、彭德怀常到我们家开会。
高岗在沈阳单独给彭德怀准备了一套房子,但他在我们家开会开到深夜,往沙发上一躺就睡了。
彭德怀生活简单,炒个辣椒就能吃饭。但他脾气不好,在我们家,彭德怀是用无线电联系前方的,我常能听见他大声骂人:
“他妈的!他妈的!你怎么搞的?给我滚下去!”
我问秘书:
“彭老总骂谁呢?”
秘书摇摇手说:
“我们谁也不敢问。”
1951年,抗美援朝战局初定,彭德怀回国述职时路过我们家,我们留他吃饭。饭桌上,彭德怀说:
“高麻子,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干起事来不仅果断,也有战争经验。”
彭德怀回到沈阳时在干部群众面前一再讲:
“抗美援朝胜利,功劳有高岗的一半,洪学智的一半。”
到了北京,彭德怀也这么讲,尤其是在军委会上讲,还推荐高岗任总参谋长。这在后来都成了彭德怀、高岗“阴谋反党”的“罪证”。
抗美援朝结束后,我随高岗一起到了北京。
刚进北京时,毛泽东要他住进中南海,高岗说,因为经常和计委的同志研究工作,来往中南海不方便。
毛泽东说,可以找个大一点的院子。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们一家搬到了东交民巷8号,原法国驻华使馆的院子。
刚看到房子时,高岗有顾虑,觉得院子太大了,以自己的身份住在这里不合适。
周恩来说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了,再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指示。
1953年,周恩来见高岗太忙,家里没有人照应,就叫我不要工作了,把家里的事管一下。高岗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有时周总理还亲自来与高岗研究工作。
周恩来对高岗的生活很关心,怕高岗工作繁忙无法休息,就让总政治部组织文工团到东交民巷8号跳舞。
我对此事不满意,对总理说这样高岗就更累了,得不到休息。总理说,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可以让高岗换换脑子休息一下。
1954年,毛主席去杭州,布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在会议上各自作自我批评。
但在四中全会上,高岗的自我检查没通过。一夜之间,高岗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门前车水马龙,形成一个阴谋反党的司令部”,同时宣布高岗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这时他到北京才14个月。
2月15日,高岗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他回到家中不吃饭,不睡觉,只抽烟,一直趴在桌子上写。
2月17日,备感冤屈的高岗申诉无门,他给周恩来留下一封托孤信后欲开枪自杀,被身边人及时阻拦。
中央立即成立“高岗管教组”,彻底限制了他的自由。高岗几次对我说,像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但就是放心不下我和几个孩子。
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有位领导找我去中南海谈话,那时我正怀孕五六个月。
到了中南海,那位领导对我说:
“去医院做个手术,小孩就不要了。高岗就要搬走,你不能再跟他了。你要出去工作,要为自己前途着想。”
与这位领导人的一席谈话使我的心情愈加沉重。
当晚,高岗知道了内情,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
“我是冤枉的。我对不起你,你很年轻就和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不要把孩子打掉,不要离开我。将来生活困难时,将孩子送到延安,让我妹妹抚养。”
8月17日早上,我发现高岗情况有些不对,怎么推他也推不醒。我马上叫小女儿去喊秘书,并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医生迟迟没来,也没人把高岗往医院送,就这样一直耗着。
我眼睁睁看着高岗的呼噜声由重变轻,再到无声无息,直至死亡。这一年,高岗49岁,我34岁,小儿子还在腹中。
高岗去世7个月后,他和饶漱石被定为“阴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及“反党联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反党集团”案件。

林彪说:没有高岗,我在东北打不了胜仗

毛主席知道高岗去世的消息时在杭州,他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告诉我说:
主席得知高岗死了,心情极其沉重,寡言少语,给周总理打电话说要厚葬,要买最好的棺木,要土葬,不要火葬。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高岗的几个孩子让中央组织部管,由国家抚养长大;要找个像样的四合院,配给一个厨师、一个看门的,让李力群带着几个孩子住。
高岗去世第二天,我和孩子就从东交民巷8号搬出来,几乎两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处旧四合院。
生下小儿子后,我将四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到住宿学校,带着小儿子一起在家。没有暖气,夜里孩子冻得浑身发抖,直往我怀里钻。
搬到新家后,有一天,忽然有位解放军来看我,问我和孩子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问他是谁,他不说,只说有一个老头子与你在沈阳一起吃过饭,还住过你们家,是他让我来问的。
我问是不是彭老总,那人直摆手,示意说你知道就行了。彭老总那时也不如意,他还能想着我们一家,至今我都忘不了。
“文革”中,有一次,我看见彭德怀被学生从四川抓回来,头戴纸糊的高帽,绑在大卡车上,学生们一拳一脚将他打得鼻口出血。
当时我觉得比打在自己身上还难过,心像裂开一样疼,怕被人发现,只好偷偷躲进厕所流泪。
1962年春,一天上午,单位人事司突然通知我,让我立刻回家,说有人找。当时我很惊讶,随即又很害怕,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又被关起来。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看见一辆红旗轿车停在那里,从车上下来—个人是叶群。见到叶群,我又惊又喜,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她说从军队打听到的。她说:101(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叫我接你和几个孩子到毛家湾去,他想看看你和孩子们。
遇到有人关心,我心头一热。到了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我们。林彪让女儿带我的两个孩子去电影室看电影,客厅里就剩下林彪、叶群和我三个人。
林彪问我:老高是怎么死的?
我说:吃了过多安眠药。
林彪又问:安眠药是谁给高岗的?
我说:是秘书每天发给高岗的。不给高岗安眠药,他睡不了。
林彪接着说:在东北,没有老高在后方打土匪、搞土改、动员群众支持前线,我打不了胜仗,部队不可能由几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多万人。
林彪问我生活情况,问家里吃饭是否困难,他叫叶群给我带些大米、食油。
我说:林总,我和孩子们还行,主席、总理对我们都很照顾。
1959年,彭德怀受到批判,我被隔离了4个月,要我揭发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
1962年下半年,习仲勋、贾拓夫被隔离审查,我又被软禁3个月,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
1971年“批林批孔”期间,又让我揭发和交代高岗与林彪的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党内一有领导人受批判,就要联系上高岗就要我交代问题?
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办的“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毛主席、周总理两次派人把我接回北京,回科教组(教育部改名为科教组)计划司上班。
不久,国庆节来临,我突然接到参加国庆宴会和上天安门观礼的请柬。
后来,我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相隔没几天,又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委员,政治生活待遇提高了很多。
我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为党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获得这种种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我承受了党的深切关怀和爱护,其实这是党对高岗几十年为党、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肯定。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悲喜交加,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虽然受了那么多苦难,我们一家总算平安地过来了。
1981年,我被恢复到原来级别,1987年离职在家休养,按副部长级享受医疗等待遇。

晚年李力群(中)

高岗去世后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当时周恩来说可以立个碑,写上“高岗之墓”。最后虽立了块碑,却没刻字。
“文革”中,连这块“无字碑”也被人砸成两截。
直到2006年经组织批准,孩子们才给父亲重新立了块新碑,刻上高岗的名字。
这么多年来,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从不怪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做人态度。那些整我的人也并不是和我有什么仇,只是一时思想不受自己控制,做出错事罢了。
我知道高岗不是完人,也犯过一些错误,也许当时他自己还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后来人可以指出来,可以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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