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坛茹 刘京晶 | 跨界思维与叙事学理论建构

文摘   2024-10-12 12:03   江苏  

跨界思维与叙事学理论建构


刘坛茹 刘京晶


【摘 要】跨媒介叙事作为当前文学艺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应仅仅停留在具体作品的分析和阐释层面,而应加强跨媒介叙事的深层动因和学理研究,两者互为表里。龙迪勇在其深厚的空间叙事学研究基础上,认为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模仿律和“出位之思”是跨媒介叙事的重要动因和学理,并通过深入透彻的作品分析,实现了个案与理论的完美结合。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建构“艺术叙事学”的研究设想。从空间叙事到跨媒介叙事,再到艺术叙事,其实都是同一种“跨界思维”所结出的学术硕果,延伸的其实是同一条跨界探索之路,也是践行新文科、新艺科的积极探索。


【关键词】空间叙事;跨媒介叙事;艺术叙事;出位之思;跨界思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空间叙事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ZD278)阶段性成果。 


 “跨媒介”作为当前文学艺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既是对当代社会生成的纷纭复杂的艺术现象的理论回应,也是得益于相关学者的前瞻性研究意识和学术推动。近几年来,与之相关的立项和论著层出不穷,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跨媒介研究在表面上似乎已成燎原之势的背后,也需要保持一份冷静和审视:跨媒介的理论根基是否厚实?术语概念是否明晰(如“表达媒介”和“传播媒介”经常混淆,跨媒介和多媒介混为一谈)?这种种问题都需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解决,以避免跨媒介研究陷入喧嚣烦躁和泡沫化。
在众多的跨媒介研究学者中,龙迪勇是国内较早涉足跨媒介研究,最早倡导并深入研究“跨媒介叙事”的学者。早在2008年,龙迪勇就策划并主办了国内首届专题性的“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首次正式提出了“目前的叙事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跨媒介趋势”[1]的论断,这无疑是国内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契机和发端。经过多年的持续深入研究,龙迪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跨媒介叙事研究”已经结项,60万字的同名学术专著亦于2024年出版发行。当然,龙迪勇对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倡导及其学术成就的取得,也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其深厚的空间叙事研究背景和基础。也正是因此,他对于跨媒介叙事的研究便具有了深刻的学科意识、问题意识、文本意识,从而能够洞悉跨媒介研究中涉及到的深层次问题,并提出真知灼见。









一、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









在21世纪初,当经典叙事学或后经典叙事学依旧执着于叙事的时间问题时,龙迪勇便深刻地认识到:“空间叙事”是文学艺术创作与研究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却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叙事作为一种发生于具体时空中的现象,脱离不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完全超越时空的叙事现象和叙事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另外则是,自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空间转向,海德格尔、齐美尔、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等人的空间理论,激发起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空间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后现代小说也确实打破了时间的线性规律而具备了某种空间特性,从而迫使叙事学研究必须改弦更张,打破固守的时间理论模式,转向空间维度进行研究,否则面对鲜活的文学艺术现象,将陷入失语症的解读尴尬。龙迪勇以敏锐的学术眼光,觉察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花费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写就一部《空间叙事学》,奠定了国内空间叙事学研究的基础。
在空间叙事学的研究过程中,龙迪勇进一步认识到:空间叙事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跨媒介叙事的问题[2]90。为了充分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他首先重新厘清了学界一直以来对于“媒介”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混淆问题。在《韦氏大学词典》的“媒介”词条里,共收录了两种定义:“(1)通讯、信息、娱乐的渠道或系统;(2)艺术表达的物质或技术手段。”对于叙事学而言,主要研究的是媒介的“表达”,而不是“传播”[3]。所以,跨媒介叙事所指的“媒介”,在非特指情况下,一般均指作为表达媒介的“语言”或符号。对于不同性质的媒介而言,所具有的叙事属性也是不同的。例如,绘画、雕塑等“空间性媒介”长于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口语 、文字和音符等“时间性媒介 ”长于表现“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2]86。玛丽—劳尔·瑞安则把作为符号的媒介分为“语言”“静止图像”“器乐”以及“没有音轨的活动画面”等四类。
然后,龙迪勇对另外两个经常混淆使用的概念“多媒介叙事”和“跨媒介叙事”进行了区分和重新定义。多媒介叙事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媒介(语词、图像等)“混合起来”,共同完成一个叙事行为;跨媒介叙事则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媒介的特性或长处(如图像的空间效果、音符的抽象性与直接性等)“融汇”于一种媒介(语词)的叙述之中,以使纯文字性的叙事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图像或音乐的美学效果[4]99。
最后,龙迪勇深入发掘并深刻阐释了跨媒介叙事研究的美学基础——“出位之思”。所谓“出位之思”,源于德国美学术语 Andersstreben,指的是一种媒介欲超越其自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介擅长表现的状态[2]87。中国的钱钟书、叶维廉,英国的唯美主义运动理论家沃尔特·佩特对此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强调和阐释。对于任何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而言,遵循其本身的媒介特性是必须的,但又往往会去追寻其它媒介的表达特性,相互融合,相互提供新的美感和新的“力量”。例如,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一向标举追求媒介分立性和纯粹性,极力摆脱对于文学叙事的模仿,以及绘画和雕塑之间相互摆脱模仿,就把出位之思的审美效果排除在外。但非常吊诡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和雕塑在追求二维性平面或三维性空间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音乐性追求,这实际上走向了另外一种出位之思。这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出位之思是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的一种跨媒介现象和审美效果,并且,最终目标就是达到音乐的境界:“所有这些艺术通常渴求符合音乐的原则”[5],即音乐般的形式效果是所有艺术媒介“出位之思”的最终追求目标。
 至于说跨媒介叙事如何从空间叙事延伸而来,主要是因为空间叙事包含的两大问题域,均涉及媒介的“出位”或“越界”问题。这两大问题域分别是:(1)由时间性叙事媒介(主要是文字) 所建构的叙事文本所关涉的“内容”层面的“空间叙事”,以及结构层面的“空间形式”问题;(2)由空间性叙事媒介(绘画、雕塑、建筑等) 所建构的叙事图像或叙事空间,在表征故事、延续时间、建构秩序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2]91。例如,在第一个问题域,现代小说往往运用时空交叉和时空并置的叙述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追求“空间的同时性”,以取得图像般的“空间化效果”。在第二个问题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木刻版画不仅聚焦于视觉层面的政治效应,也在歌唱与说书、演讲与诉说等图式中,运用了多重修辞方式去表征作为时间媒介的无形声音,充分发挥了图像叙事追求声音表达的跨媒介功能。
在龙迪勇2024年新近发表的《小说中的描写及其跨媒介叙事》一文中,探讨了小说中的描写不仅为故事叙述提供背景,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一种特殊的叙述,通过语词对空间的详尽描写,成为一种重要的跨媒介叙事修辞手段和方式。伟大作家福楼拜便通过语词这种时间性媒介创造了一种“空间诗学”,这集中体现在其小说的完整描绘与共时叙述上。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展会这一空间性场景进行了完整描绘与共时叙述,并且,福楼拜的“空间叙事”往往涉及多种感官的交融,尤其是“视觉”和“听觉”两种主要感官。在其以语词为媒介的文学性的“空间叙事”中,眼睛负责观看,耳朵负责倾听,两种感官水乳交融,正是其文学感官的交叉交融和互通互用,铸就了这位伟大作家的特殊的打通时空的跨媒介叙事。这个论断指出了左拉的小说不仅具体描绘“真实的地点”(空间),还涉及空间性的叙事结构(即“情节的逻辑”),这其实正是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而追求空间艺术美学效果的跨媒介叙事特征。
由此可见,“跨媒介”对于空间叙事来说尤为重要。无论是对于文字性(时间性) 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还是对于图像性(空间性) 叙事作品的时间表现来说,跨越自身的媒介的本性,去追求其他媒介的美学效果,几乎是一种必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跨媒介叙事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传统。从学术脉络来看,互文性、符号学及比较艺术学往往被视作跨媒介研究的三大传统。不过,从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与跨媒介研究的互动、生发关系来看,虽然跨媒介叙事不一定是空间叙事(如文学与音乐的跨媒介),但空间叙事必定涉及到跨媒介研究。所以,空间叙事本质上就是一种跨媒介叙事,空间叙事学应被视为跨媒介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或者说互为基础,这对于深化、拓展和建构跨媒介叙事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模仿律与跨媒介叙事









 跨媒介研究涉及到多种艺术媒介的跨越,包括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如文学与绘画、雕塑)、时间艺术之间(如文学与音乐)、空间艺术之间(如绘画与雕塑),等等。其中,文学与图像的跨媒介研究尤为值得关注。21世纪初,面对电视、电影、网络媒介的到来,文学是否会被图像取代以及“文学终结论”等诸多观点甚嚣尘上。可以说,在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主要从图像时代文学的生存策略以及“文学图像化”等方面,讨论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以赵宪章、龙迪勇等为代表的学者,则开始摆脱单纯的“文学终结论”或脱离文学的图像研究偏颇,注重运用叙事学、符号学等方法,对语词叙事与图像叙事这一跨媒介问题进行学理研究。

        在语词叙事与图像叙事这一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生命力的研究领域,尚有很多核心的理论问题亟需解决。例如,在“叙事性图像究竟是直接对生活中事件的模仿,还是对语词叙事已经叙述过的故事的再一次模仿”这个问题上,以往的研究多有忽略或者语焉不详。龙迪勇经过认真扎实地研究之后,明确地提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那些叙事性图像所叙述的故事很少是直接模仿生活的,而大多都是对民间口传的或文本记载的著名故事的再一次叙述。”[6]并且,他还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模仿律”理论,对图像叙事模仿语词叙事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奠定了图像叙事的理论根基。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认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明”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模仿却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它既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强韧纽带,又是形成社会历史的关键性因素。模仿有两条定律:(1)从内心到外表的模仿;(2)从高位到低位的模仿[7]。被模仿者叫做“范本”,往往是内心情感和精神实质,以及在政治、宗教、阶级、文化、媒介等方面具有优势和高级地位。反映到媒介的叙事方面,语词比图像更具有优势,因而语词更容易成为范本而被图像所模仿。在此基础上,龙迪勇以汉画像为例,对图像模仿戏剧这一跨媒介叙事现象进行了考察,并从符号学角度进行了理论阐述。在他看来,汉画像上存在的“捞鼎图”“荆轲刺秦王”等图像,并非是直接对生活中事件的模仿,而是对当时盛行的戏剧表演故事的再现或模仿。

        如果说图像叙事模仿言辞叙事,遵循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模仿律”理论,那么,从图像叙事到语词叙事,又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和理论基础呢?在这个问题上,龙迪勇首先选择了在西方文学史、美术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修辞手法——“艺格敷词”,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学理研究,旨在为图像模仿文学的跨媒介叙事问题提供一个思想传统、知识谱系和理论基础。“艺格敷词”源自古希腊语的英文术语“ekphrasis”,指的是以语词这一媒介对某一物品(主要是艺术作品)或某个地方进行形象描述,达到一种"语词绘画"般的艺术效果。由于“艺格敷词”是以一种时间性媒介的叙事,去追求与其所用媒介并不适应的视觉效果和空间特性,所以它体现了美学上的“出位之思”,也是一种典型的跨媒介叙事。

        “艺格敷词”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或写作方法,在现代小说创作中,也有着广泛的运用。龙迪勇以詹姆斯·乔伊斯、博尔赫斯的作品为例,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詹姆斯·乔伊斯把现代“新型的图像式技术”有机地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博尔赫斯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其小说作品往往源于某个视觉形象。他们的小说叙事都是语词模仿图像的跨媒介叙事典型范例。龙迪勇进而认为,建构在视觉形象基础上的跨媒介叙事作品,在叙事结构上主要体现为“语词连环画”和“视点—并置叙事”两种叙事模式,本质上就是另外一种“艺格敷词”。

        当然,语词模仿图像的跨媒介叙事范例,在中国本土也并不缺席,龙迪勇在这方面同样贡献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章回小说作为明清时期的代表性文体,最基本的叙事结构是分回立目与单元连缀,而这种结构受到了中国建筑空间组合艺术的深刻影响。因此,建筑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

        在文学与图像的跨媒介叙事研究上,龙迪勇既有宏观的理论建构,也有微观的作品批评,很好地实现了个案与理论的完美结合。并且,无论是语词模仿图像,还是图像模仿语词,其实也是建构在他的空间叙事基础上,与“空间”密切相关。









三、建构一种艺术叙事学









有学者认为跨媒介的分析路径包括提炼共通性、辨析混合性及探究转化之道,其中,叙事是学界公认的跨媒介共通性之一[8]。在这方面,龙迪勇更是体现出了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在上文提到由他策划的国内首届专题性“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上,所提出的“目前的叙事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跨媒介趋势”论断,便已经省察出了叙事是跨媒介研究的共性。在2022年9月,龙迪勇在山西大学召开的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上,做了题为《叙述的艺术史与艺术史的叙述——兼论艺术叙事学的建构》的主旨报告,首次鲜明地提出了建构“艺术叙事学”的初步设想;并于《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发表《试论艺术叙事学的建构》一文,不仅明确提出“叙事学本质上应该是一门研究历史上和现实中运用各类叙事媒介讲述故事的学问”的论断,并正式提出将沿着“跨媒介叙事”之路,建构一门叫做“艺术叙事学”的叙事学分支学科。这一主张目前已经得到不少学界同道的理解和支持。

        在叙事学诞生初期,先驱们便意识到了叙事媒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窄化为文学叙事学甚至小说叙事学。事实上并非如此,除了语词外,“故事”还可以通过绘画、音乐、戏剧、电影、舞蹈等多种媒介形态和艺术作品表现。甚至可以说,有多少种媒介形态,就有多少门类艺术叙事学。而掌握各门类艺术媒介的“叙事属性”,则是建构总体艺术叙事学的前提。

        在各门类艺术叙事领域,作为一种动态图像的电影叙事学是最早较为成熟地建构并发展起来的。它兼具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特性,叙事能力较强,取得的叙事成果也最为丰硕。但是,它远未达到建立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完备的学科体系的地步,在诸多学科经典问题上,如电影时间与电影空间及其相互关系、电影中的声音与画面关系、电影的技术与艺术等,仍旧没有真正从理论上阐述清楚,尚需未来继续探索,以建立完备成熟的电影叙事学。

在空间艺术或造型艺术方面,相较于绘画、雕塑、照片等图像作品,建筑媒介的叙事性较弱,相关学术成果也缺乏叙事性,距离建构建筑叙事学尚有距离,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个案研究,深入挖掘建筑叙事的底层理论,总结共性,逐步梳理出相关理论问题。例如,在解放区木刻版画中,出现一类礼堂建筑类图像,如刘岘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2)、林军的《我们亲手盖的大礼堂》(1945)、李少言的《晋绥参议会大礼堂》(1944)、邹雅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临参会》(1941)等。如果回到历史语境中,这些礼堂建筑在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建构民主政治“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媒介和视觉隐喻。对于版画里的礼堂类建筑图像,如果阐释仅仅停留在视觉层面,就有可能窄化或遮蔽了礼堂建筑图像更为丰富的叙事和审美意蕴,应该重新回到身体的、声音的情景体验中。首先,不管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还是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本身就是用于召开会议、发表演讲的场所,对于建筑的声效设计尤为注重。二是礼堂作为一种纪念碑性的宏伟建筑,构筑了一个声音的气氛空间。无论是演讲者还是聆听者,都沉浸在声音和情感的气氛中,更容易塑造出一个形而下的、听觉的、具身的、情感的革命主体和形而上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在这里反而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筑和声音(包括音乐)作为单一媒介,叙事能力都非常低,只有与其它媒介结合,形成多媒介、跨媒介艺术,才能具有较强的叙事能力。
在这些艺术媒介中,图像的叙事能力最强,本质是用图像这种空间性媒介去表征叙事所必须经历的时间进程,即“空间的时间化”。在图像叙事中,主要有两种使空间时间化的方式:利用观看图像时的“错觉”或“期待视野”而诉诸观者的反应;利用图像系列来重建事件的形象流或时间流。对于单幅图像叙事,根据其时间处理方式,龙迪勇将其概括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单一场景叙述、纲要式叙述和循环式叙述。

        此外,除了单一门类的艺术叙事学,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建构总体艺术叙事学,这就离不开对“总体艺术”概念的理解。“总体艺术”作为一种创作理念和现象,最早由德国浪漫派哲学家特拉恩多夫在《美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并由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在《未来的艺术》(The Artwork of the Future)一文进行了阐释和倡导。瓦格纳主张演出应该将舞台、音乐、舞蹈、服装、道具、念白、对话、绘画等综合成一个整体。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美学问题,希望通过最高境界的总体艺术,来克服席勒所谓的人的异化。1919年4月,世界上第一所培养现代设计人才的学院——包豪斯——在德国魏玛成立,在《包豪斯宣言》的封面上印有一个代表中世纪传统的哥特式大教堂的图案,实际上就体现了包豪斯的总体艺术理想:追求一种类似哥特式大教堂的综合艺术品和中世纪的匠作文化。在这些相关理论和创作的基础上,龙迪勇认为总体艺术是“一种融合各文艺门类 ( 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戏剧、文学等) 或各表达媒介 ( 图像、语词、音符等),以形成一种诉诸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各感官系统的相互交织的综合性、统一性的文学艺术作品”[4]99。

在这方面,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艺术便体现出了鲜明的“总体艺术”性。例如,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绘画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他们的绘画大多具有作家创作的特点,因此可以称之为“作家绘画”。二是他们的画作大多画在手稿的边缘,与手稿中的文字和谐共存,图像与文字共同构成了一种图文一体的“总体艺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集诗人、画家和版刻家于一身,创作诗歌,并绘制插图,铸就出图文一体的总体艺术。
当然,总体艺术的创作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更是明显。例如,2018年,田沁鑫在乌镇戏剧节上排演了《狂飙》,在舞台上,除了使用多台摄像机来捕捉即时摄影的影像以点缀故事情节外,还放映了关于田汉的图片和视频,对田汉在戏剧表演之外的素材加以补充,使得观众更加深切感受到田汉及其内心活动。这种影视媒介与图像媒介相结合的形式,同样是“总体艺术”创作的一种范例。
建构艺术叙事学不仅仅涉及到单一媒介或跨媒介艺术的叙事,这主要是针对某个或某类艺术作品,属于个案批评和理论研究,还涉及到一个艺术史叙事的问题,需要解决。在中西方各类艺术史的教材或著作中,如何讲述艺术的演变和发展,往往会依据或遵循一定的原则,从而以线串珠,把艺术史贯穿起来。这就说明了艺术史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叙事作品,无论是各具体门类艺术史,还是总体性艺术史,都具有明显的“叙述”特性。例如,E.H.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便直接以“故事”命名,开端一句“没有大写的艺术,只有艺术家”,道出了全书的叙述宗旨:艺术发展的动能并非是抽象概念,而是艺术家及其创作意图。方闻所著《中国艺术史九讲》,尽管九讲内容各有不同,但事实上也是讲同一个“故事”,遵循的艺术史原则是:确信中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朱良志的《南画十六观》讲述的是关于元明以来十六位代表性文人画家作品和人生的故事,他认为,支配文人画发展的根本因素——生命真性问题。所以,龙迪勇认为,必须结合艺术学科体系,从建构总体艺术叙事学的高度,尽快提出相应的艺术史叙事理论,并运用相关理论合理解释艺术史叙事事实,科学总结艺术史叙事规律[9]94。
依托于广泛存在的总体艺术创作,建构艺术叙事学需要通过跨媒介的研究方法,提炼出涵盖所有艺术叙事现象的共同特征和共同规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构起“既能解释文学叙事现象,又能解释各类艺术叙事现象的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学’”[9]93。这种“叙事学”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义的艺术叙事学。实际上,对于艺术叙事学问题的思考,龙迪勇在即将于2024年年底出版的导论性的《艺术叙事学》一书中,已有总体性的研究,对此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四、结语









 无论是空间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还是艺术叙事学,作为三个研究领域,它们并非各自独立和封闭,而是互为基础、互相拓展、有机联系的。在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领域,龙迪勇都始终坚持以解决学术的深层问题为旨归,通过表面的创作现象挖掘到背后的动因和学理,然后建构出具有极强活力和阐释力的特色理论。这从龙迪勇在三个研究领域的三篇代表性论文的下载和引用率上,得到确证。根据中国知网统计(截止到2024年5月底),发表于2006年《江西社会科学》的《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一文,下载13470次,被引578次;发表于2016年第6期《河北学刊》的《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一文,下载7384次,被引184次;发表于2022年《天津社会科学》的《试论艺术叙事学的建构》一文,下载1933次,被引14次。从三篇论文发表的间隔时间看,龙迪勇基本上在每个领域均深耕达十年之久,然后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或许就是其研究成果能被广泛引用,并在实践中作为理论指导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国家倡导新文科、新艺科,要求解决学科分割独立、学术远离社会现实,以及学术话语、概念、体系完全照搬西方等问题。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艺术叙事学方面的理论贡献,也是积极践行新文科、新艺科的积极探索。因为这三者,其实都是同一种“跨界思维”所结出的学术硕果,延伸的其实是同一条跨界探索之路。2023年,龙迪勇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空间叙事体系研究”获批立项,这不仅意味着空间叙事研究正迈向深入,也是建立中国空间叙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一步,也必将反哺中国跨媒介叙事和艺术叙事体系的研究。


(本文原刊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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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迪勇.空间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J].河北学刊,2016(6):90.

[3]韦氏大学词典[Z].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19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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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沃尔特·佩特.文艺复兴[M].张岩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52.

[6]龙迪勇.模仿律与跨媒介叙事——试论图像叙事对语词叙事的模仿[J].学术论坛,201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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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施畅.跨越边界:跨媒介艺术的思想谱系与研究进路[J].艺术学研究,202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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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龙迪勇. 试论艺术叙事学的建构[J].天津社会科学,2022(6):88-9

本文作者简介

    刘坛茹(1980-),男,博士,安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跨媒介叙事研究;刘京晶(1998-),女,安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图像叙事研究。

龙迪勇学术简介


    

        龙迪勇,东南大学首席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院院长、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故事与艺术媒介实验室负责人、《艺术学界》主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叙事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课题多项,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多项,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空间叙事研究》与《跨媒介叙事研究》等。《空间叙事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是国内外第一部“空间叙事学”专著。

END

排版 | 仓恺延

   审核 | 杨佳欣 李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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