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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盗掘乾隆陵获“九龙宝剑”
1928年7月初，驻扎在河北遵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在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崩皇陵也是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正义之举”，并宣布挖掘清东陵的行动方案。之后，又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贴出第十二军的布告，告示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并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谁敢不搬出?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出了陵区。孙殿英惟恐泄露机密，又在陵园四周设置警戒，不许任何外人人内，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7月4日，孙殿英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首先挖掘慈禧太后的普陀峪定东陵。至此，一场旷世罕见的东陵盗宝事件拉开了序幕。
孙殿英所属谭温江部挖掘慈禧陵时，第八军柴云升部第七旅旅长韩大保也正在全力寻找清高宗乾隆帝裕陵的地宫入口，但始终没有找到。孙殿英盗定东陵得手后，转到裕陵，决定用爆破来解决问题。4天后的午时三刻，在一阵震破耳膜的炮弹爆炸声掩护下，乾隆皇帝的裕陵被炸药炸开了。
自诩“勤政予民”的乾隆皇帝，与历代祖先毫无例外，上台伊始做的头桩政事就是替自己准备后事。年方26岁的爱新觉罗·弘历，暴敛了大批财物，自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开始修建这座陵墓，直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他89岁驾崩，前后共花了50多年时间。陵墓内全部是拱券式汉白玉石结构，主建筑由一条54米长的墓甬，四道石门，三重堂券(明堂券、穿堂券、金券寝宫)组成。由于他晚年笃信佛教，地宫的石墙、穹顶全都雕有神像、法器和佛家故事，雕刻精美，工程繁浩，数清东西二陵之最，仅石刻一项，就用工5万多名。
等到硝烟散尽，地陷一窟约丈余见方。军官驱赶30多名士兵各执火把、巨蜡入洞。这些人本已心惊胆战，甬内又寒气逼人，阴森恐怖。30多条丘八蛮汉，到了这里一下都变成了三寸金莲，一步一步摸索着歪歪扭扭地朝里挪动。甬道又没尽头，越往里越觉得可怕。他们全身筛糠，上牙打下牙，举火把的手一个劲儿颤抖，绿幽幽的火苗时明时暗，把他们精瘦细长的身影映在壁上，晃晃悠悠，有如无数幽灵从缝隙中钻出，向他们扑来。走在前面那个上士班长，膀大腰圆像尊铁塔，军官看他块头大，以为胆子也大。到石门处，有人不小心脚尖触在石门槛上，一个跟斗滚进门里，把大个子撞了个趔趄。他猛一睁眼，看到前面有4个巨大的妖魔，呲牙瞪眼，手执宝剑、铜锤向他砸来，骇得“妈呀”一声嚎叫，扭过头往回就跑，他这一叫不打紧，在场的人全吓毛了，丢掉火把蜡烛，跟着他往回跑，谁都只恨爹妈给他少生两条腿，拼命地奔到洞口，结果又被孙殿英的卫士堵住了。孙殿英对准大个子上去左右开弓，一顿耳光，把大个子打醒过来，这才说出他看到的那4个凶神恶魔。孙殿英半信半疑，每人赏了两大碗酒，又给他们一火把蜡烛，仍然由军官驱赶着进去了。
酒精作用，胆子也大了，来到石门前一看，什么他妈的鬼!是刻在门上和门洞两侧的四大天王、五方佛像的浮雕。两扇门上分别雕刻的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他们手执宝剑、经卷、法铃、降魔杵等法器；门洞两侧刻的是四大天王像，手中有宝剑、琵琶、金伞、灵蛇等法器，四神各一方，以示守护地宫之意。
一连又过了三重石门，每扇石门上都分别雕有观音菩萨、地藏居王、普贤大圣、慈代尊君等神像，这些浮雕，无不肌肉丰满、神情逼真、造型生动、栩栩如生，怪不得大个子看花眼当成真人了。石门背面还刻有：轮、螺、伞、盖、花、结、鱼、瓶等八宝图案。
越过明堂券、穿堂券，来到寝宫(金券)中央，这寝宫呈长方形，东西壁上雕有佛像、图案以及用古印度文、藏文刻的佛经。这座独具风采的寝宫实际是乾隆皇帝的一座地下佛堂。棺床上放的是用茵陈木制成的乾隆棺木，棺木身下有个八角形“金眼吉井”，冷嗖嗖的凉气就是从这深井里冒出来的。在乾隆棺木左右还有孝贤纯皇后和孝仪纯皇后的两具棺木，以及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和淑嘉皇贵妃的3具棺木，她们是乾隆生前最宠爱的后妃，5人都先于乾隆死去，当乾隆棺木入葬时才移来此处合葬。
乾隆棺木是茵陈木，十分牢固不易劈开，只得将棺盖撬掉，内装文物极其丰富，大多是画、书、剑类及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具，金、铜质佛像数量惊人之多。按理这类古物价值连城，但无知之徒以为不如慈禧陵内的金玉值钱，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将皇藩、凤冠、金佛、象牙先行抢出，字画文墨只运走小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古董玩家兼藏家莫过于大清的乾隆皇帝。他在位60年，又当了4年太上皇，64年间广收名画古帖、珍异古玩。死后这些奇珍异宝与之同埋裕陵的地下宫殿中。这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放在他身边的一柄“九龙宝剑”。此剑名龙泉，长共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金龙，象征“九九归一”。据《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九龙剑，剑身如水，剑周围有一层雾气，剑身有9条龙图案，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堪称价值连城。
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陵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一百零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9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两尺余深，故又未动手。至7月11日，经过7天7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路军阀政客、蒋介石的军政大员得知东陵国宝被盗掘，也都想品一品鲜，吃上一口，名索暗逼，孙殿英一时成了国内外众虎瞩目和追逐、甚至追杀的焦点人物。原本盛气凌人，一心想发财振兴军队的威风凛凛的孙殿英，此时才知道东陵摸不得，更掘不得，如今捅了天大的娄子，引火烧身，顿感恶势难支，心力交瘁。于是，一方面发布消息平息谣言，另一方面破财消灾，上下打点将所得宝物之上品贿赂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同时暗中活动买主销赃换钱，来甩掉手中的烫手山芋。可是，先是得了手的宝贝非送即失，两手空空，还在追杀中夜不能寐，心惊肉跳，度日如年；之后谭温江、韩德强两位师长和军师朗先及众将士殒命，又令自己的3位太太周香凝、小酸梅、苏英非死即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南京的《中央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的消息，震惊全国。清室遗臣遗族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法办孙殿英。此时孙殿英方才慌了手脚，他用盗陵得来的赃物，四处打点当朝
权贵，把乾隆朝珠中最大的两颗送给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戴笠，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送给了蒋夫人宋美龄，将“金玉西瓜”送给了“国舅”财政部长宋子文。一番打点后，法办之事不了了之。孙殿英又见风使舵，通过戴笠重贿蒋介石，并欲效忠于蒋。1938年蒋介石把他编为第五军军长，在建制上归二十四集团军庞炳辉指挥。1943年4月，日军以20万人合击包围庞炳辉二十四集团军，大规模扫荡太行山区，孙本想表现一下自己，未想兵败投降，做了汉奸，任日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兼伪豫北保安司令，驻扎在新乡。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为夺取胜利果实，广任汉奸为多路受降总指挥，调孙殿英又至京汉铁路新乡与安阳间，继续与八路军为敌。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孙殿英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官，隶属胡宗南部驻防汤阴，屡向解放区进攻。此时我刘邓大军已将其重兵包围，1947年5月，被我人民解放军生擒俘虏，后重病身亡。
马汉三对“九龙宝剑”居心叵测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杂牌军，又因盗陵臭名远扬，因而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1939年春，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不惜重宝，将从乾隆陵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戴转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价值连城，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寻觅机会占为己有
马汉三早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与蒋介石抗衡，引发“中原大战”，被蒋击败，马汉三就此投靠了蒋介石，加入军统组织。马汉三长期在北方从事情报工作，成绩卓著，因此深得戴笠的信任，地位也越来越高，担任过军统兰州工作站站长、宁夏缉私处处长。抗战胜利以后，他又被戴笠委以重任，历任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39年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故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九龙宝剑”又再次易主。
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
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但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自己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九龙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任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九龙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迫缴。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川岛芳子在北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作为日本间谍被提起了公诉。1946年3月，戴笠特意来到北平第一监狱，提审大名鼎鼎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原来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平的特务组织。却没想到，在狱中的川岛芳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说出了一个令戴笠震惊的秘密：原来，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经被捕叛变，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川岛芳子家中搜走了一把叛变时为保命献出的“九龙宝剑”。
戴笠从川岛芳子口中获得这个意外消息以后，马上进一步对马汉三进行了秘密调查，他发现这位一直颇受自己重用的下属，对自己并不忠心，竟然还有贪污的劣迹，便对马汉三已经心存不满。
再说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献剑变节”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
与此同时，马汉三开始秘密筹划对策。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军统的其他头目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他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拂。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
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也在其中。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得到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利于或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博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预备着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九龙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
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凭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是否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即将离任回国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期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投敌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搂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九龙宝剑”，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介石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九龙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设想。
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因“九龙宝剑”魂归西天
戴笠与自己的亲信、军统局秘书龚仙舫密谋策划得出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璧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所以，戴笠故意将留给军统要员文强的信托马汉三代转，以示信任。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与“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
能上能下的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住了宝剑。但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然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惟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那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生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痛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
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的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
马汉三两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
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干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戴笠临死之前，似乎已经有一种预感。
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上，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看人叫嚷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卑，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了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军统头目之一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有“交代后事”之感，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兆。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亲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于告别，并谦虚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谑，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的谶语。
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也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钳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劣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6日，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军统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3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的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说他本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3月17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先进、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当时世界一流的飞机，相当安全可靠。
为此，戴笠于17日上午9时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加仑)。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可以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在戴笠，一方面是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
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美国，戴笠必须抓住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人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介石报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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