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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
在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
而与之相对的，解放区人民军队总兵力只有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
简单对比就能发现，国军和解放军的兵力差距，达到惊人的3.4∶1。
从装备上看，国民党军队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解放区人民军队没有海军和空军，甚至装备都基本上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仅有少量火炮。（兵力对比相关数据来源：《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
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敌人，常人的反应是什么？
畏惧、退缩、妥协，都是正常。
那时候，本来正与共产党合作的“第三种力量”害怕了，要求别跟国民党决裂，甚至队伍里一些人也认为国共两党对比悬殊，畏首畏尾。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却“不信邪”，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
在他看来：“对于敌人，对于一切邪恶势力，你越怕，它越猖獗；你敢于同它斗争，才能战胜它。”
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是毛泽东保持了一生的性格特点。
最终这场战役中，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以大踏步进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灵活战略战术，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步险棋，毛泽东“不信邪”的底气何来？
《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的有一句评价毛泽东的经典名言：“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
作为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史书的确是毛泽东下功夫极多的一种。
他23岁时就给友人列出了要读的77种经、史、子、集；
收藏有一份清乾隆武英殿版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可以说是走到哪、带到哪、读到哪，风雨相随、朝夕相伴了24年；
把《资治通鉴》读了17遍，感慨“每读都获益匪浅”。
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他写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以史为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和决心跃然纸上。
显然，毛泽东读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
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纪》的批语
甚至在1939年5月20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他对什么叫“古”，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通古今”有个通俗而深刻的说明：
“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
历史叙述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同时历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写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而正是对于历史的极深见解，让毛泽东在绝境中拥有常人所不能及的非凡视野和定力。
这种见解之深远，从他的一首词就能看出。
《贺新郎·读史》是毛泽东创作于1964年春的词，1978年发表后曾轰动一时。
全词如下：
有人说，此词雄视万代，是毛泽东晚年诗词中的“压卷之作”，也是毛泽东终生读史的立场、观点、心境、情感、所思、所想的一个缩影。
仅仅115字，却概括描绘并深刻点评了从人类诞生到社会主义社会，纵贯几百万年的历史，贯穿了劳动创造人类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是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观点。
哲理深邃，情感浓烈，智者的卓识、仁者的义愤、勇者的信念，一一彰显。
可以说，读史所带来的洞察力，构成了毛泽东“不信邪”的底气与基调。
生而斗争，不拘一格
当然，对历史有深刻的见解只能让一个人可以“不信邪”，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敢于“不信邪”。
在毛泽东身上，一种与生俱来的斗争精神和浪漫主义也非常关键。
毛泽东自己讲过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
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
我们并非对这类行为有所提倡，但从上面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小时候绝对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乖孩子，而且极具反抗精神。
他能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成为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另一件事，毛泽东既是农民，也是诗人。
作为农民的一面让他相当注重保存实力，但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又让他在军事上也表现出超人的想象力和魄力，不墨守成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在早年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弱小时，毛泽东注重保存实力的一面表现得较为突出，结果在俄国人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泽东明显是右倾保守的代表，因为他在军事上绝对不赞同共产国际所强调的“进攻路线”。
如何保存实力？毛泽东的策略就是要能跑。
回顾他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字：“跑”。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强敌日本，毛泽东也还是坚持这样一种策略。他不仅顶住了来自党内的和莫斯科的非议，而且也顶住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始终坚持他的游击战方针，使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国民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
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
但是在整体局势上，毛泽东很早对于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有一个心理预期，曾为了形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
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反映得非常清楚。
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放手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
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
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而内线，忽而外线。
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常规应对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
“象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的不信邪，并非单纯的“不撞南墙不回头”，而是敢想敢干，轻重缓急，徐徐图之。
我命由我
最终，毛泽东的“不信邪”，离不开他的几乎不可摧毁的自信与乐观主义。
1913年11月1日，年仅20岁的毛泽东写道：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不斗一斗，怎知结果如何？
也正因如此，毛泽东一生奉行实践，去做了，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才能摘下胜利果实，才能看出谁是鬼魅，谁又该支持。
比如对他来说，读书中的实践，就是将所学的知识，运动到实际生活中，让实践来检验知识的真伪。
毛泽东做到这点的方法是：做评论员。
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无数人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毛泽东根据所学、所思，写成了评论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评论文。这些文章，无不以高瞻远瞩的方式，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出路。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他一会提到“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一会搬出“英灭印度”，一会又搬来“阿比西尼亚”，充分驳斥了“亡国论”。
从历史上看，悲观者通常不缺乏一般的知识，而往往缺乏有关行动的知识。
即所谓的“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不信邪”就好比“日日行，不怕万里路；时时做，不怕事不成”。
什么是革命者的世界观？这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毛泽东那里，正如在康德和马克思那里一样，“世界”并不是需要我们去屈服、臣服、认同、膜拜的“表象”，而是我们必须努力改造和创造的“对象”。
纵然关关难过，毛泽东仍旧是过了千万关。
在艰苦的赣南，他却说“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长征途中，他感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冬日的陕北高原，他坚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无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残酷，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即便面对生死、重病、误解甚至是被批斗、被排挤，“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仍旧是一种“不信邪”。
结语：“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诗经·大雅·文王》中有这样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指的是周虽然是历史悠久的邦国，却不会在守旧中灭亡，其使命在于不断革新。
后来，冯友兰先生将其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最早出现在1946年冯先生撰稿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成为“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代名词。
同时，这四个字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特征，在毛泽东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他继承了近现代西方思想和中国古典思想，吃着野菜打着仗，写出了开创性的巨著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层面解决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他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新中国的品格。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祝我们都能守住自己的一点精神，不信邪，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