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特殊的战争,打了快一百年还没结束

文化   2024-11-12 10:02   陕西  


文 | 陶叔

来源 | 陶然纪(ID:taoranji2022)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01

公元1590年的一天,虽然不是节假日,但在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下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有两位熟悉的朋友碰到一起,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噫,许久不见,我滴乖乖你家妮儿长得越来越俊啦!”

“她婶,看你说的,哪有那回事儿,到是你家小伙这个蹭蹭往上冒,都快赶上你家老头啦!”

“哈哈哈,还是他婶会说笑。怎么地,你也是来这塔下看甚实验呀?”

“对喽!听说有个啥教授不知死活,还敢怀疑亚里士多德,他咋不上天嘞?”

“就是就是,等他现了大眼,咱可要好好磕碜这个龟孙,中不中啊?”

“中!中!”

在一片欢乐的期待氛围中,塔顶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约摸20多岁的样子,高举起双手,冲着下面的人群大喊:“乡亲们!”

喧闹的人群看到正戏马上要开始,迅速安静下来,连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乡亲们如此配合,年轻人非常满意,继续说道:

“现在,我的手里有两个球,左手这个是一个铁球,右手这个也是一个铁球!”

“吁~”有人喝起了倒彩。

“但是,”塔顶的年轻人赶紧往下说,“这两个球的重量不一样,左手这个是10磅重,右手这个是只有1磅重。”

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要同时松开手,让它们掉下去。注意!大家一定看仔细,我只会做一次,因为再爬一次塔忒累啦!”

“切~”

对下面观众的嘲弄,年轻人并不在意,而是大声开始倒数,人群重新变得安静下来。

“5,4,3,2~1!”

两个铁球从他手中跌落,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砸向地面。

同时着地了!两个铁球同时着地了!

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在事实面前又不得不承认:亚里士多德错了!而站在塔顶的那个年轻人是对的。

年轻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伽利略,这个故事就是上了小学课本的《两个铁球同时着地》(根据记忆写的,可能与原文有出入)


也正是因为上了课本,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叫伽利略的意大利科学家,知道他做的那场实验。

那么大家是否想过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写进课本呢?

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属于那种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大动干戈,没有血流成河,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它影响的改变,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具体地说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方式。

在那之前,人类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呢?

一靠总结归纳,二靠圣贤之言。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说重的物体更快落地,也不完全是瞎说,一根羽毛下坠速度明显要比一砣铁要慢,思考原因很容易想到是重量上的区别。

没毛病,又积累一条知识,记到本本上。

因为亚里士多德后来成了古圣先贤,他这么写了,一代代读书人看到了记住了传播开,就成了普遍认可的知识。

这种获得知识的方式,现在的我们能看出有很大的毛病,在真正的知识之中必然夹杂着大量谬误,有的甚至非常明显。

比如,亚里士多德还说过女人的牙齿比男人要少,任何看到这条“知识”并且有老婆的人,只要分别数一数老婆和自己的牙齿,就能发现错误。

但是几千年过去,就没人这么干,因为书上都写了,那还能错了?费那劲干嘛?

可笑吧,但这就是人类长期以来获得知识的方式,真理与谬误相安无事,直到出现个较真的伽利略。

伽利略即使没有后来那些科研成果,单是站在比萨斜塔丢了两个铁球,也足以彪炳史册,因为他给所有人立了一个规矩:只有通过了实验进行验证的,才被称为科学真理。

从那以后,实验成了科学界的看门人,所有古书上记载的结论被挨个用实验检验。通过了,盖章确认,通不过,不管是哪个先贤大佬下的结论都不好使,全都拒之门外。

所有新的科研成果,不能光给数学公式和推导过程,还得告诉大家怎么做实验,自己做不了就得找能做实验的合作。

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1915年提出来了,科学界没人敢认。直到四年后5月29日发生全日食,太阳的光芒被遮挡,观察到了其它恒星的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因为空间扭曲造成的偏转,完全符合爱因斯坦的预测,这个瑞士伯尔尼专利局曾经的技术员才被封神,从此跻身科学界成为万众景仰的大佬。

只有通过实验验证,才能称为科学真理,通不过的就是谬误,无法进行验证的,只能称为“假说”或者“学说”,这已经成为科学界的金科玉律。

但是,反过来,那些已经被验证,早已获得科学真理身份的,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被新的结论给推翻呢?

比如,牛顿的经理力学原理是不是已经被爱因斯坦相对论给“推翻”了呢?

并没有!只要通过了实验的理论,就说明它拥有了一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适用的范围,新的理论可以解释原来不能解释的现象,本质上是把适用范围给扩大了,是对原有理论的发展。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也就必定有其适用的范围。真理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在扩展适用范围的边界。

换个角度说,只要通过了实验验证的,就可以称为真理,就不可能被推翻,只可能被继承和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基本规则。

记住这一条,因为后面要考。

只不过,这里所说的科学,实际只是指自然科学,只能管人类知识的半边天空。剩下的那半边,社会科学还是老样子,各种学说口沫横飞。

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只拼两样东西,短期拼气势,谁声音大谁有理,长期则要拼学生数量,谁传播广传得时间长,就能变成社会的正统思想。

该不该验证一下,该怎么验证,这些问题没人去想。

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


02

1930年5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因为教员在此时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


这是毛选里极为特殊的一篇文章。

一来该文曾一度流失,后又在长达31年后奇迹般重现人间;二来则是它标志着教员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之前他的所思所想都在如何做好具体的工作上,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发现有个对手老在破坏他要做的事,必须腾出手来先对付它。

但是,教员轻敌了,低估了对手的能量,把事想简单了,遭到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击。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读这篇文章可以知道,教员矛头所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巡视员。

这个群体的出现,是在教员1927年将秋收起义队伍拉上了井冈山之后,因为通信不畅,上级党委和中央就派出专人与他们联络,传达指示。这些人被称为“巡视员”或“特派员”。

有三人因这种身份留下姓名,但是他们带来的都是巨大的灾难。

第一位和第二位叫周鲁、杜修经,俩人分别于1928年3月、8月来到井冈山,前者是代表湘南特委的特派员,后者是代表湖南省委的巡视员,但都传达了同样的指示:命令教员将队伍带下山,前往湘南。

两次主力下山,都造成根据地空虚,敌人乘机来攻,大量党员与群众被杀,分别被称作“三月失败”与“八月失败”。

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对两次失败进行了详细说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教员的痛心疾首。

以至于两年之后写《反对本本主义》时,教员仍是心怀愤懑,写下这样的吐槽文字: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即便如此,前两位造成的影响,在第三位面前,都只算是弟弟。

第三位名叫刘安恭,他的特点是“三高”:

一是级别高,是来自中央的特派员;

二是学历高,曾经留学苏联高级射击学校;

三是手段高,他1929年3月来到红四军,就在6月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一番鼓动把教员给选了下去。


然而,挤走了教员,紧接而来的就是连打败仗,刘安恭本人也在战斗中牺牲。

铁的事实终于让大家清醒过来,陈毅亲自穿越白区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在12月召开的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教员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这场变故让教员深受震撼,他完全没料到自己带了3个年头的部队,刘安恭只用3个月就拐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将之归咎于性格,认为那时的教员修炼不够,说话过于直率,得罪人太多。而刘安恭为人随和,能跟战士们打成一片,深受他们的欢迎,并且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很有英雄魅力。

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刘安恭收获人心最大的法宝,是他身上的光环——留学苏联的背景,以及平日里脱口而出的苏联革命经验。

现在的人看不出这种光环的厉害,但要知道我党的成立就是因为十月革命给大家打了样,革命者不惧血腥屠杀在深山老林里忍饥受冻苦苦坚持,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能像苏联那样建立属于穷苦人自己的国家。

苏联,是精神动力的源头,又是牺牲奋斗的终点,毫无疑问是所有革命者皆心向往之的地方。

当有人从苏联回来,不畏西天万里遥取到了“真经”,大家当然是选择相信。

教员的困境就在于,他说的道理再强,强不过书上印的马恩列斯的原话,他领导取得的成绩再大,也大不过苏联经验能带给战士们的希望。

一边是原汁原味的“原版”,另一边是土法上马的“翻版”,你猜大家更愿意信谁?

所以,教员要夺回话语权,就必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在高举苏式革命旗帜的同时,要证明“翻版”比“原版”更管用。

这就是他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原因。

教员的对策是,用事实检验。

他说: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他的话很尖锐:

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他的意思很明确:

不要以为多读几部本本就拥有了什么特权,真正管用的,还是实践,要把事办成,要取得斗争的胜利。照抄原话照搬经验算不得本事,那叫做“本本主义”,必然导致失败。

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他指出了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调查研究,“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也就是说,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教员以为这就是一个认识层面的问题,只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再大力推广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本本主义(后来改称教条主义)也就烟消云散了。

他把事情想简单了。他的文章打响了第一枪,竟然引发了一场精神世界的长期战争。

而当战争开始之后,教员败了。


03

发生了什么?

就算不了解那段历史,只要继续翻毛选,也能发现:坏了,肯定出事了。

后面的几篇文章,分别是《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它们的共同点是,不再讲军事与政治,而是转而讨论经济与工作方法。

背后发生的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教员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就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只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专职去做政府工作。

教条主义并没有倒,反而势力大增,教员自己却倒了,一度被整得“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好在“脑袋没有被砍掉”。

在精神世界的那场战争中,教员连战连败,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这就让很多人看不懂了,不是说教条主义错误吗,怎么错误的一方势力还能越搞越大?

为了说清楚,需要用一位古人的经历来作解释。这位古人就是我国历史上最特殊的皇帝:王莽。


王莽因为篡夺了汉朝的江山,在封建时代一直当作乱臣贼子的典型被唾骂。但是再怎么骂,却不能无视他的前半生是一个完美君子的形象,是执行儒家规范的道德楷模。

既然是君子怎么会成逆贼?

这把大儒们给整不会了,为了圆过去,就有人断言:演的,王莽其实一直在演戏,假模假式邀买人心,所谓“王莽谦恭未篡时”,艺术成分太高,蒙骗了天下所有人,纯靠演技当上了皇帝。

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是高估了王莽的个人能力,也低估了世人的判断能力。骗术再高明,那么长时间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总会露出马脚,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只要换成相反的角度去推理,逻辑上就通畅得多。

那么多人没发现王莽演戏,因为人家本来就是真的,对儒家思想真学真信真用,自我要求就是奔着当君子去的,无论怎么考察他都毫无瑕疵。

个人足够努力,又赶上了时代的进程,到西汉末年,经过长期的“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尊崇无比,全国上下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设定:这个世界破破烂烂,只有道德高尚的君子才能缝缝补补。

这个时候,久经考验的王莽大人,千年一遇的道德君子横空出世了。这可把老少贵贱激动得不要不要的,那得让他来啊,得让他掌权啊,当皇帝都是应该的。

最大的权力给他,去拯救世界去吧!

于是在万民期待中,王莽自信满满迫不急待地发动一系列改革,为把国家改造成儒家理想的状态而努力奋斗。

其实单纯从大搞改革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王莽这个人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当皇帝,他搞什么改革啊。改革总要得罪人,引发不安定因素,费那劲图啥。

但王莽就是做了,一个猛子扎到底地改,改得民怨沸腾到处造反,自己身死国灭。

为什么弄成这样呢?

因为超出了儒家思想的适用范围。儒家的那套东西,拿去统一人们的思想,规范个人的言行,真地很管用,但是要靠它治国,本质上是复古走回头路,根本走不通,不出事才怪咧。

这个时候,如果能发现问题,果断踩煞车,起码能及时止损。甚至于敢怀疑孔老夫子是不是搞错了,琢磨着给理论打上补丁,把适用范围扩大,那就更不得了,足以开宗立派成为新一代圣贤。

但是王莽没有那样做,他是死忠粉,出了问题那是社会的错,圣人怎么可能错。所以他一条路走到黑,别说大声疾呼唤不醒,就算起义军杀到自己眼前,他还是嘴强王者:“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看出来了吗?

王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死到临头都抱着儒家教条不放的那种。他能当上皇帝,足以生动说明教条主义在争夺人心上,能到怎样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国家搞残,又是因为教条主义做事必然失败。

分析完王莽的案例,再看我党那段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了。教条主义者获得党内兴高采烈的欢迎,轻易夺取党的领导权,并不是什么意外。

博古到了中央苏区后,教员跟他有过一次交谈。

教员对博古说:我们现在还十分弱小,不要总想着跑去大城市搞暴动,还得先从农村工作踏踏实实的干起。

博古当即反驳: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在俄国中心城市圣彼得堡取得了胜利。

教员又讲:不要和敌人死打硬拼,要学会诱敌深入。

博古马上接话:你这是普列哈诺夫同志在1905年反对俄国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你看,教条主义者总是自信满满,他们对理论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就能圆满解释一切问题。这种洞悉一切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可马克思说, 哲学家都能解释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当他们掌了权,真正开始改造世界以后,接连到来的却是流血、失败、丢掉中央苏区、湘江水变色尸横遍野。教条主义辩经没输过,打仗没赢过,拉出来走两步,很快就不行了。

事实的震撼教育终于让博古醒悟,有人发现他私下拿枪对着自己的头,差点自我了断。

好在对于事实,博古还是承认的,他在遵义会议上只做了象征性地抵抗,后面非常配合地移交中央权力,才让教员抓住机会力挽狂澜,把党与红军从最危险的境地带了出来。

回顾这个过程,实在太过凶险,如果让教条主义再来一次,后果不敢想象。而在跟教条主义的战斗中吃过败仗的教员,不再敢轻敌,他耐心隐忍等待最佳时机。

这一等,就是6年,从1935年直到1941年。


04

1941年5月,教员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之后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讲话,开启了“延安整风”的序幕。


他准备了五年,重新在精神世界的战场发起了进攻。

拿这三篇讲话与《反对本本主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他的想法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找到了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教条主义的势力能够迅速壮大?因为它更适应人性。

人是社会的动物,也是观念的动物,喜欢用各种标签来互相区分。同乡同姓同学,都是标签,带着相同标签的人,天然就有着亲近感,容易结成团体一致对外。

而在所有的标签中,拥有共同理念的同志,则是人类进化出的最高级的一种,让人们可以超越天然的界限,形成更大的组织。

即使是来自五湖四海,也可以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然而,对待思想基础的理念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把它当成教条,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是宗教的做法;另一种是按照伽利略确定的原则,用实验进行检验和发展,这是科学的做法。

是宗教好,还是科学好?大部分人都会说科学好。但是在迎合人性上,宗教反而更有优势。

因为只要变化,就会产生分歧,就会出现分裂,死守教条拒绝变化,不但没有分歧,还因为思维门槛低,可以快速吸收成员。

这个过程教员做了概括:

“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

很多人其实是怀着对真理的一腔热忱被拉了过去,再拿着一知半解的教条出来目空一切怼天怼地。教条主义最终发展成为宗派,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要么被他们传染,要么就被他们当成异端排斥和打压。

对手不仅人多势众,而且生生不息,实在是太过强大。

所以,教员对战略做了重大改变。原来打的是外围接触战,挨个反对具体现象,那种仗越打反而越多,根本打不完。不如直捣黄龙犁庭扫穴,来一次干脆利落的大决战。

要打赢决战,就必须彻底打掉教条主义战斗力的来源。

教条主义为什么总是战天斗地豪情万丈?

因为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教员直接掀了他们的神主供桌:你们拜的是哪门子真理?啥也不是!


他的打法依然是把事实摆出来,是不是真理必须由事实来检验。不同的是,他对打法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升级。

这里值得详细说一说。

大家知道,教员批判对方是教条主义,对方也回敬一顶帽子,说他是“狭隘经验主义”。

教员是不是经验主义呢?说实话,有一点。

如果读毛选的文章,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第一卷的文章几乎没有引用过革命导师的原话,虽然对马列主义原理进行了运用,但是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所以,那时的教员被人说理论水平不够,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那些话显然刺激到了教员。后来,在1932年4月打下漳州之后,他在当地的中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批马列主义原著,开始认真地研究起了理论。

从那之后,教员出现了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从彭德怀的回忆可以看出。

彭德怀说,在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这说明教员通过把事实与理论进行对照,领略了革命导师的预见性,从而认识到不仅要用事实检验理论,还要回归理论,从理论中找到依据去开展实践,才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第二个变化则是体现在他的文风上。

毛选中第一次出现引用马列原话,是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引用的是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他对这句话非常喜欢,后来在《矛盾论》中又引用了一次。(只是他没想到自己后来也被总结出三条活的灵魂。)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教条主义者不是爱引用原文吗,教员也用上了,请出祖师爷来打他们的屁股,确实是好用。

两大变化,说明教员已经超越了经验主义的层次,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这种新境界,教员将之称为: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应该是当今所有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成语,并且被广泛使用。但是绝大多数人对它的理解,却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说法:

“实事求是地说……”“那个人不实事求是”。

这里的"实事求是"其实是“实话实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日常的语境里,“实事求是”被当成要说真话,做事要实在的同义词。

这样就把实事求是看得太简单了。

教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作了明确的解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跟《反对本本主义》做一下对比,可以发现,不变的是他仍然强调事实的决定作用,变化的是他要求回到理论,找到理论依据,或者找出与理论冲突的地方。

如果这样的解释还不好懂,可以讲一个故事。

19世纪的德国工厂生产一种叫普鲁士蓝的染料,工人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在搅拌染料的时候如果越大力,产生的声音越响,制造出的普鲁士蓝质量越好,颜色晶莹透亮让人看着就高兴。

似乎这种染料就喜欢看到人们卖力劳作的样子。

这种说法被当作趣闻传播,被著名化学家李比希听到,就来了兴趣决定亲自去工厂看看。

而经过他的观察与试验,发现搅拌染料时用的是一种大铁缸,用的力气越大缸壁的铁屑就被刮下来越多。真正让染料质量变好的因素,是被无意添加进去的铁屑。生产的时候直接往染料里加入铁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力气了。

这个故事就是实事求是最生动的说明。如果停留在大力搅拌颜料的层次,那就是经验主义,虽然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有提高到化学理论的高度,找到起作用的关键因素,才是得出真正的规律性,作为实践的最新向导。

从“实事”走到了“求是”,教员的思想才发展成为完全体,才把教条主义者长期占据的那座名叫“真理”的山头,终于给攻占下来。

什么是真理?

他说:

“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真理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不断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发展的科学的结论。

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做决策的依据永远有两点,一点是调查研究搜集到的真实的情况,另一点已经掌握的理论观点。

依据以上两点做出的决策,如果在实践中出现差错,是可以回溯找出问题所在的。

第一种情况是调查研究做得不充分,掌握的情况不细不实,就需要再次深入了解情况。另一种情况就大了,说明理论上的依据出错了,需要对理论进行调整和修改。

如果理论出错了,是不是意味着理论应该被推翻?

并非如此。还记得前面说过要考的那段话吗?

不用往前翻,重新抄录在这里:

只要通过了实验验证的,就可以称为真理,就不可能被推翻,只可能被继承和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基本规则。

理论出错,是因为超出了适用范围,需要根据新情况作出新解释,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完成对理论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去看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称为科学真理吗?不见得。因为在它的指导下,无产阶级没有获得一次完全的革命胜利。

但是列宁出现了,他针对俄国的具体情况,对理论作了发展,用事实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由他发展而成的列宁主义同样是真理。

而当马列主义到了中国,又出现无法改造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国家的问题。于是教员又对理论做了发展,以中国革命的胜利继续证明马列主义是真理,发展出来的教员的思想同样是真理。

只要存在着理论适用的范围,它就是科学的,就是被验证过的真理。如果以后再出现解释不了的现象,再在原有理论上进行发展也就行了。

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棵大树,世界任何领域的知识都对应树上的一处枝桠,每一次适用范围的扩展,就意味着那里的枝桠在生长,变得更粗大或长出新的分叉。

真理永不息,永远在发展。

现在有不少人心中总有一种焦虑,老是担心国家走错了路,真理掌握在别人手里。

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明白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真理,才对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实践验证过的道路缺乏信心。

这些问题早在80多年前,教员提出“实事求是”时就已经做了回答。

实事求是,补全了人类知识天空剩下的半边——社会科学的发展原则,粉碎了教条主义迷惑人心的虚假的“真理”招牌,打赢了精神世界战争至关重要的一次决战。

居功至伟,光耀古今。



05

但是,战争打完了吗?

并没有。

那场决战之所以能打赢,一是教员理论水平高超,能让人心服口服,二是当时很多的教条主义者也是坚定的革命者,最大的追求是革命成功,对于教员指导下革命不断胜利的事实心甘情愿地接受。

而当那一代人离我们远去之后,新的教条主义者卷土重来。

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一样。

他们的教条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和西方。不变的是他们不是死守教条,高高在上,自以为真理在手,目空一切怼天怼地,对中国土地上发生着的伟大实践视而不见,压根看不起。

更大的变化,是他们连事实都不愿意承认了。

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卖力地攻击我国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时至今日,他对曾经的错误观点进行过纠正吗?


另一位经济学家当年攻击光伏与风能的产业政策,他对今天支撑起中国出口新三大件的事实承认了吗?


没有。人家转进了,开始扮演社会良心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不是唱颂歌。”


意思就是不管对错,喷就是了。

事实在他们眼里重要吗?不重要。

革命年代的教条主义者,虽然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本质上还有着几分拙诚与可爱,因为他们的底色是理想主义。

现在的教条主义者,面对事实的打脸,依然大言不惭,因为他们的底色是机会主义,是投机分子。他们的目的不是追求真理,只是为了追求利益。

教条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庸碌无为学风懒惰的他们投机与虚荣的工具。

他们只要宣扬外国好,就可以收获荣誉,骗吃骗喝骗钱骗X。

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指望他们改变,根本不可能。

对那些没羞没臊没脸没皮的新一代教条主义者,仗更难打,阻止他们惑乱人心的战斗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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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独家故事。用独家方式讲述毛泽东独特人生经历,并结合党史重点事件解读剖析,感受革命历程的波澜壮阔与伟大思想的来龙去脉,见贤思齐,启悟人生。主讲人栩然,两周一更,目前已经更新至121讲。

——精彩革命历史。完整解读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革命创业历程,精析历史脉络探寻未来方向,并从“白手创业”的曲折探索中获取激励与灵感。主讲人陶叔,一周一更,目前已更新约80篇。

——毛选高级思维。将教员思想提炼成12种高级思维,结合个人成长、职场相关,经历联系实际,进行输出分享。力求有用、有料、有深度、有价值、有代入感。主讲人希锐,每月一讲,共12讲。

——精华付费文章。栩然精心创作《被误解的毛泽东》系列全部付费文章(全部约27篇,20余万字,含注释最全版本),由国防大学的1名博士、2名硕士参与校核、注释。栩然老师负责,两周一更,在社群内免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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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然说
在这里看到别处看不到的文字。无深度,不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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