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雷军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一个判断：
全球范围内智能手机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了，国际上，只有苹果和三星，国内现在有7家公司，但不可能都活到最后。
这也意味着，智能手机淘汰赛开打。
一着不慎，可能就跌入深渊。
这并不是没有前例的。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当年国产手机四大巨头之一的：
酷派。
想当年，酷派和中兴、华为、联想并称“中华酷联”，是中国国产手机的扛把子。
在巅峰的2014年，国内手机市场份额，三星第1，占比16%；
酷派第2，占比11.3%；
联想第3，占比9.5%；
华为第4，占比8.2%；
vivo第5，占比7.1%。
在TD-LTE市场，酷派份额高达23.1%，第二是三星，只有18.8%，第三是iPhone，只有15.7%。
而华为只有4.3%，连酷派的1/5都不到。
可惜十年后，酷派彻底沦为“其他”。
关于酷派手机出货量现在很难查到准确的数字，网上有的信息是：2022年上半年，酷派出货量是19.56万台，而同期全国智能手机出货量高达1.36亿部，酷派的市场份额只有0.14%……
几乎可以忽略。
酷派，怎么就不行了？
雷军曾说过一句话：
“创业，就是要做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风口站对了，猪也可以飞起来！”
酷派的发迹，正如飞起来的猪一样，颇有远见地踏对了第一个风口：移动通讯！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移动通讯工具，几乎人手一部。
但时间回到30年前，能拥有一部堪比“板砖”的大哥大手机，那是无数青年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和现在能拥有一辆大G差不多的感觉。
毕竟在1987年，中国才诞生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据说当时买手机就花了2万元，还缴纳了6000元的入网费。
有一个说法是，1987年全国平均房价是408元每平方米，即使首都北京的房价才500多元每平方米。
这一部大哥大手机就能买下北京52平方米的房子！
大哥大实在太贵，于是更多人退而求其次，选择BP机作为移动通讯工具。
1992年时，BP机已经相当流行，当年春节期间，北京无线通信局126寻呼台，每小时的寻呼量已经达到1万次以上，话务坐席非常繁忙。
同年12月，甚至多次出现了用户深夜排队买BP机的情景，甚至一度堵塞了营业厅前的道路交通。
1993年，一位名叫郭德英的河南人也嗅到了BP机的商机。
郭德英1985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系，1988年拿到上海交通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学位，可谓师出名门。
在1990年国内文盲率22.23%的时候，能拿到硕士学位，足以可见郭德英的学术功底。
有实力也有魄力，他决然放弃了深圳大学教授的职位，决定下海从商。
创办了深圳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选择当时最热门的寻呼领域作为主攻方向。
酷派的前身就此创立！
果然这次选择站对了风口，加上郭德英本身就是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的专家。
时机+实力，你很难不成功！
创业第一年，郭德英的团队就研发成功了寻呼软件系统的相关解决方案，打破了当时以摩托罗拉等巨头为主的国际巨头垄断。
1995年，宇龙通信又实现技术突破，成为国内第一家实现寻呼系统国产化的厂家，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产骄傲。
进入千禧年，BP机行业逐渐式微，而淘汰大哥大后，更加轻便的手机成为行业新宠。
国外的黑莓和国内的波导都实现了BP机向手机的产品过渡，波导更是连续2年成为国产第一。
眼瞅着竞品都实现了转型，吃到了螃蟹，郭德英也陷入了沉思。
自己也要转型做手机，此时他又发挥了自己行业专家的优势，集中力量做创新。
在手机技术上打败竞品！
于是，2003年，宇龙通信推出了第一款手机酷派688，国内第一款CDMA1X彩色电阻屏手机！
在当时实体键盘还是主流的手机市场，酷派已经开始触控屏这种更加直接的交互方式。
2004年，宇龙推出了全球首款双卡智能手机酷派828，直到14年后的2018年，苹果手机才有了双卡功能。
就单论双卡双待这一功能，苹果都得叫酷派大哥。
实现技术突破的酷派，一时风光无二，2004年12月，就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实现了公司发展的腾飞。
酷派踏对的第二个风口则是牵手运营商，业绩实现了突飞猛进。
突破双卡技术后，酷派并未停下脚步。
于2005年，在之前双卡技术的基础上，全球第一款CDMA/GSM双模双待手机酷派728诞生。
酷派728在酷派的发展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原因在于，之前摩托罗拉，三星等国际巨头在研发双卡双待手机时，一直不能解决CDMA和GSM两个网络射频干扰的问题，于是项目进展很慢。没想到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却被酷派轻松解决。
于是，中国联通大手一挥，和酷派签订了当年最大的双模手机采购订单。
酷派728打响了酷派在高端手机市场的第一枪，更为重要的是让酷派看到了与运营商一起合作的重要性。
2007年，随着2G网络向3G网络过渡，酷派又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支持移动3G的双模双待智能手机酷派6260。
想必很多人当时都还有印象，在3G刚刚推广的那段日子，运营商为了更快地推广3G套餐，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充话费送手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想当年笔者曾用过一款手机，就是办理套餐时营业厅送的。
当年酷派已经与运营商实现了深度绑定，接连收到了移动，联通等下来的大订单，作为合约定制机进入营业厅的销售展厅，成为充话费送手机的选择之一。
和运营商合作尝到甜头的酷派，在2012年，销售额突破100亿港元，并在2014年达到了顶峰，销售额为249亿港元。
俗话说得好，月盈则亏，盛极必衰。
2014年酷派风头正劲，但危机也悄然而来。
2014年下半年，国资委对三大运营商作出要求，要求其“削减营销费用”。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营销费用大幅削减20%，而且连续3年降低，总减少的营销费用为400多亿元，手机补贴额度下调100亿元，3年内手机成本补贴为0。
合约机模式即将走向尽头。
三大运营商取消补贴，对于酷派来说可谓晴天霹雳，因为当时酷派的营销网络与运营商深度绑定，太过于依赖运营商渠道销售。
这一年，酷派的手机出货量开始断崖式下跌，出货量下跌50%，全年出货量为4000万部。国内市场的排名已经跌到第6名。
更为严峻的是，当时的手机市场，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营销模式，像小米，一加的互联网电商销售和以OPPO、VIVO为主的线下门店销售。
感到危机的酷派，开始寻求外援。
2014年，酷派联手360成立奇酷科技公司，360先后注资4.5亿美元，意图打入手机行业。
于2015年推出了新的手机品牌“奇酷”。
就在360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酷派的又一个操作让人摸不清头脑。
郭德英找到了另一个当时互联网风头最盛的人物——乐视网的贾跃亭。
酷派将16%的股份卖给了贾跃亭，这让360非常不满，认为联手乐视对公司发展并没有好处。
在一系列讨价还价之后，最终酷派还是被乐视控股。
当时春风得意的乐视，入主酷派后迅速实现了管理层的更迭。
贾跃亭、刘江峰等人忙于对酷派进行内部整合，一批老酷派人纷纷出走。
乐视的PPT主义与酷派的技术派务实在风格上也格格不入。
刘江峰信心满满地推出酷派COOL 1生态手机，在当时也没掀起任何波澜。
从2016年乐视入主开始，酷派就完全失去了节奏。
仅仅两年时间，以技术创新擅长的乐视彻底沦为行业其他，甚至不如一些寂寂无名的山寨手机。
2016年，郭德英辞去了酷派董事会的职位，酷派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酷派。
郭德英的离场，很难说完全是为了酷派着想。
乐视网第一次向酷派注资21.8亿元之后，郭德英持股减至20.3%，不再为控股股东。
乐视第二次注资9亿后，郭德英持股由20.23%降至9.23%，再次套现。
那时之后，不管酷派如何，郭德英都全身而退。
2017年乐视爆发财务危机，贾跃亭一句下周回国后，再也没能回国。
2017年酷派CEO刘江峰也宣布辞职，而他仅仅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年零15天。
自身难保的乐视再也无法为酷派提供资金支持，这让本就不富裕的酷派雪上加霜。
树倒猢狲散，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酷派人员出现大规模流失。
数据显示，酷派的员工人数从2017年的1421人到2019年已经仅剩637人，超过一半的人都走了。
受乐视拖累的酷派，在刘江峰离职后，由乐视老员工蒋超掌舵。
在蒋超不懈努力下，乐视终于答应将全部股份转给威日创投。
而威日创投的实际控制人是陈家俊，是深圳地产大佬京基集团创始人陈华的二公子。
随后蒋超离职，陈家俊接手酷派。
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陈家俊，自然而然地想开发海外市场。
通过与海外运营商的合作，酷派实现了营销的转型，销售由国内转向国外。
但世事波折，疫情席卷全球，让酷派的海外发展再次受阻，2020-2022年酷派营收再次陷入泥潭。
如今在电商平台搜索酷派手机，排名靠前的都是不足500元的老年手机，销售也十分惨淡。
而线下也好多年没有见过酷派手机的身影。
纵观酷派的发展历程，曾经它凭借自己的实力，依靠技术研发与投入，不断获得技术专利，向世界证明，中国人也有能力研发高科技的智能设备。
随后，它又踏上运营商合作的风口，实现了业绩的突破，当年的中华酷联，风光一时无二。
但后期遇到危机后，却遇人不淑，放弃了自己看家的本领，却转型假大空的PPT文化，被“渣男”骗得入不敷出。
2021年，终于爬出深坑的酷派，决定回归中国市场。
但如今的手机市场已经不是酷派离开前的那个手机市场了，2021年中国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3.33亿台。
头部效应更加明显，前五大智能手机厂商vivo、OPPO、小米、苹果、荣耀占据了84%的出货量，“其他厂商”瓜分了剩余的16%。
智能手机的红利已经消失殆尽，兜兜转转的酷派，曾经站对风口，成功起飞。
如今想要逆袭，恐怕还需百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