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具丘记是
地方志乃是一定地域里的历史著述，它可为文史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
方志有其独特的体裁，它把志、传、图、表、记、录等溶于一体，时间上下断限，分门划类记述事物。内容有其综合性，举凡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灾异等等，皆包罗在内，被举称为“一方之全书”、“地方百科全书”。方志强调“贵乎致用”，为现实服务；“述而不作”，不作议论之文，所以典籍丰富，资料性强，除具有一般历史学科的特点外，还具有普及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影响非常广泛。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特有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起源很早。汉代为地记，唐代为图经，宋代定型以志命名。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民国年间只是清代修志的延续。禹城县为古邑，古名“祝阿”，唐天宝间改名“禹城”，明初属济南府，清雍正二年改属高唐州。记述禹城的方志，除山东通志和济南府志、高唐州志外，就禹城县志版本而言，也是很丰富的。自清代迄今已有四修。现分述如下：
〔康熙〕禹城县志八卷，（清）王表纂修。王表字左沧，安东人，文林郎，康熙十二年时任禹城县知县。王表志序云：“奉命纂修”，因袭明志为多。列志目为：卷一，建置沿革、封建（附盟会）、职官；卷二，选举、星野、疆域、山川、形胜（附八景）；卷三，风俗（附时俗），土产、赋役（附都图、驿递）；卷四，城池（附古迹、桥梁、井泉）、公署（附坊牌、铺舍）、学校、祀祠；卷五，名宦、按使、乡贤、孝行、义行、烈女；卷六，侨寓、隐逸、方技、灾祥、诰敕；卷七至八，艺文。是志于康熙十二年（1673）刻，约十二万字。
〔嘉庆〕禹城县志十二卷，（清）董鹏翱修，牟应震纂。鹏翱于清嘉庆十三年任禹城县知县；应震时任县训导。县志卷首录有凡例、图考。正文列目为：星野志、疆域志、建置志、食货志、典礼志、官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灾祥志、外志，全志虽无特点，但《艺文志》中录有张象津撰《漯川义学记》称：漯川有韩氏村，一村老老幼幼不继其先人学，而奉西洋教者十之八九矣。西洋教者世所称耶稣之天主教也。从此记可以看到禹城县漯川韩氏村人在清代中期已信奉耶稣教的情形，这是对基督教传入禹城的较早的历史文献记载。此记于嘉庆中作，大有关于宗教史之故实也。《食货志》以地、银、米、麦四项分列旧额新额为表，高下厘然。《人物志》断自旧志所载明代人物，不滥引史乘以为光宠。皆颇得法。是志于嘉庆十三年（1808）刻，四册，约二十万字。
〔光绪〕禹城县乡土志，不分卷，（清）王汝汉修，张青莲纂，汝汉为广州人，光绪三十四年时任禹城县知县；青莲邑人。纂修是志的宗旨，王汝汉在志后叙中有如下说明：“夫天下同此地也，必由近以及远。同此理也，必由浅以及深。今将执世人而语之曰：‘爱国’，知其义者殊甚少；若语之曰：‘爱乡’，则五尺之童皆知。岂国与乡土为二物哉？以习于浅近而忽于深远也。自光绪三十一年奉饬编乡土志，以备初级科之用，意至美，法至良矣。”纂修的经过是：“今春始进邑，绅告以乡土志之义，择其博学有识者张青莲等分任编辑校勘。凡县志所载，节录之，其未备者，必采访以补其缺，庶初学历史、舆地、格致等得所依据。两阅月告竣。余逐加检核，颇为择精语评，将来汇辑成编，使学者幼而习之，以徐牖其聪明庶扩此爱乡土之心，俾人人咸知爱国，乃是书之成就，为无尽也。爰缀数语于后，以志欣幸”。志目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路、物产、商务等，均录文内。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印，一册，三十一页，约二万字。
乡土志大都产生在清末，这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有关。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后，丧权辱国，日本割台湾，德国强租胶州湾，英国强租九龙半岛与威海卫，国势日衰。意欲图存，便实行新政。为此，在改习先进科学知识外，还要求培育人们爱乡里爱国家的思想。祖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它有非常充实的内容，而故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要增强人们的爱国心，必须从培养乡土观念着手，乡土志则是最好的乡土教材。所以，这时有大量的乡土志涌现绝非偶然。
〔民国〕禹城县志八册，外叙一册，（日伪）县长董景延修，孙似楼等协修。列目为：第一册：序、修志名录、略历、图考、纲目、舆地志上；第二册：舆地志下；第三册：政教志上；第四册：政教志下；第五册：人物志上；第六册：人物志下；第七册：艺文志上；第八册：艺文志下；第九册补续。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由济南善成合记印务局印刷，铅印本，九册，约三十六万字。、
一般说来，民国年间的志书，比前有突破，主要表现在内容上，充实不少新政。然而，禹城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沦陷区，由日伪政权纂修的县志，势必影响志书的质量。其观点是不可取的，作为积存文献资料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在是志《灾祥》目内，录有捻军活动为：“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南捻北犯郝庄香火会场。贼四探者驰马至会上，犹点戏，渐为不法，食物不给价，人始觉有异。当时人习于久安，不见兵戈，不知世间有乱事。有一姓牛的在会卖面条，夜间自会逃来，以告城外居民，人始稍有知备。大队，邑境往来十数次，人民痛苦，笔难枚举。四乡所破围堡，亦数数见，杀戮情形益不堪设想。又当时死节妇女，所在多有，惜访员未悉心细查，仅见数条。况至今相距六十八年之久，文献无征，恐遗漏在所不免矣”。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是志的质量以应付公事为多，对捻军活动的记录太空洞了。
总之，禹城县自清康熙十二年（1673）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二百六十年间，有四次修志，平均六十五年有一次修志，其连续性尚可。它提供了较丰富的文献资料，如果充分利用，能很好地为现实服务。
王桂云, 男, 山东文登市人, 山东省地方志协会会员。
摘自《禹城文史资料 第6辑》198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