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 温馨 丨艾略特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再思考
文摘
文化
2024-01-30 16:14
中国澳门
作者简介：陈希，湖北鄂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温馨，黑龙江人，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摘要】 艾略特对中国现代诗学产生深远全面而持久影响，对传统的态度和非个性主张是核心内容，智性诗写作是具体显现。但在诗学构成、审美方式和风格追求上，由于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等作用，中国现代诗学有所选择和变异。
T·S·艾略特不仅是著名诗人、剧作家，而且是重要批评家，是西方现代派诗歌运动的领袖。雷纳·韦勒克在其代表作《近代文学批评史》一书列艾略特专章，评价其“诗歌理论”的价值和意义。艾略特被认为是“革新现代诗功绩卓著的先驱”，撰有著名的诗学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玄学派诗人》《批判的功能》、《诗歌的用途和批判的用途》《什么是次要诗歌》等，提出了系列重要诗学见解，“非个人化”理论是其诗学的核心。艾略特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在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消灭自己的个性”;“使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诗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艾略特诗学理论首先就反对主观感情的宣泄和主观自我的表现，而要用“知觉来表现思想”，将感情理性化。而在创作中的具体实践就是寻找“客观对应物”来透视自我内心世界和主观感情，强调诗歌创作中的技术与技巧问题，如戏剧化、独白、用典、神话、象征、暗示等手法的综合运用。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以及这些关于诗歌的远见卓识促成智性诗美和客观抒情等后期象征诗学的崛起，无疑是为现代诗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对英美新批评理论有直接和重要的启发。艾略特对中国现代诗学产生深远全面而持久影响。因为诗歌成就高，影响大，艾略特的名字早在1920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的文艺刊物上。1922年艾略特发表《荒原》引起关注，沈雁冰在1923年8月27日《文学周报》的“几个消息”中谈到英国新办的杂志《阿得尔非》(《Adelphi》)时，提到艾略特为撰稿人之一。朱自清发表于1927年12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时任清华大学教授杰姆逊的《纯粹的诗》的译文中提到艾略特的名字，认为爱伦·坡、波特莱尔、瓦雷里的纯诗主张与艾略特的文学激进论反映了同一趋势。艾略特在中国的接受，分为译介评论、创作启发和理论建构三个方面。第一个全面介绍和深入评论艾略特的中国学者是叶公超。叶公超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与艾略特有过密切交往。他后来回忆：“我在英国时，常和他见面，跟他很熟。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有关艾略特的文章，我多半发表于《新月》杂志。”而且还说：“我那时很受艾略特的影响，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首像《荒原》Waste
Land这样的诗，可以表现出我国从诗经时代到现在的生活，但始终没写成功。”
叶公超钟意艾略特，诗学观念和审美追求相近之外，还有精神禀赋相通。九叶派诗人辛笛与艾略特见过面，认为叶公超与艾略特神似：“艾略特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叼着板烟斗，一副英国绅士模样。一看到他，我就立刻想到清华的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绅士派头，骨子里含有讥讽意味。”
叶公超在1932年11月的《新月》第4卷6期上发表《美国<诗刊>之呼吁》，推崇门罗(Harriet Monroe)主编的《诗刊》刊载‘新知觉的探索，新方法的表现’的实验诗时提及艾略特。1934年，叶公超亲撰《爱略特的诗》 ，《再论爱略特的诗》
，这是中国最早的艾略特专门评论。《爱略特的诗》主要是评述威廉生的《论爱略特的诗》和托马斯·马克格里非的《爱略特研究》两本书
，也论及艾略特的《批评论文选集》
。叶公超认为，要了解艾略特的诗，首先要明白他的诗学主张;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是一致的。叶公超对艾略特的诗歌有深入而精到的研究，他同意马克格里非的看法，认为艾略特“早年受Jules
Laforgue的影响很大，但1920年后他比Laforgue成熟的多，到《荒原》便离开Laforgue更远了”。拉弗格Jules
Laforgue是法国象征派诗人，艾略特接受拉弗格诗歌的自嘲和独白手法。据闻家驷回忆，在1935年的一次聚会上，叶公超对闻一多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艾略特，指出“艾略特很推崇法国象征派诗人朱尔·拉佛格(Jules
Laforgue)并受他影响”。叶公超对马克格里非在《艾略特研究》中认为艾略特的诗歌前后冲突，《荒原》之后技术有退步的观点进行批评，认为艾略特的诗歌“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taphor的象征功效”，mtaphor即隐喻，艾略特“能从m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与意境。”而艾略特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在于“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再论爱略特的诗》是叶公超为弟子赵萝蕤的《荒原》中译本撰写的序。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与理论可以互相印证。艾略特“将古今的知觉和情绪溶混为一”，主张以一种代表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志，亦即客观关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艾略特提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即“置观念于意中”(the presence of
idea in the image
)(即思想的知觉化);同时，因为诗歌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所以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艾略特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采取了英国17世纪玄理派与法国19世纪象征派的运用比较的技术，就是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照”，两样东西在通常观察者看来是毫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意识里却有异样的、猝然的联想或联系”。关于艾略特的诗歌技巧，叶公超认为是融合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无韵体(blank
verse)和法国象征派诗人拉福格的自由体而创造出他自己的自由诗，“得力于前者的戏剧的活力(dramatic
vigour)和后者的柔软与讽刺的技巧”。叶公超将艾略特诗学与中国古典诗论进行比较，认为“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冷斋夜话》云：‘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叶公超认为，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所引黄庭坚的夺胎换骨之说与艾略特关于传统的理论可以互相补充：“爱略特的历史的意义就是要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所以他主张我们引用旧句，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
叶公超指出，爱略特可以说是主张“文以载道”者，他的“道”就是《奇异神明的追求》里所言的tradition和orthodoxy。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新文学的突出问题。叶公超的著名论文《论新诗》主张新诗要学习和继承旧诗的传统，就受到艾略特的传统观的影响。叶文大段引用《传统与个人才能》进行论述，借用艾略特的诗学理论来回答当时中国诗界关于诗歌的传统继承与现代发展的讨论。艾略特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最重要的诗人和批评家。他强烈地反对浪漫主义诗学，批评弥尔顿(John
Milton)、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推崇但丁(Alighieri Dante)，17世纪玄学派诗人邓恩(Jone
Donne)、马韦尔(Andrew
Marvell)等，建构西方现代诗学。艾略特诗学理论，多是建立在论述诗歌史而不是同时代的诗歌创作基础之上的，甚至不局限于国别，如但丁是14世纪意大利诗人，象征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法国的诗潮。艾略特是现代主义诗学集大成者，而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传统诗学蕴含可资转化的现代因子，这是艾略特给予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启示。叶公超、卞之琳等从艾略特诗学汲取营养，获益颇丰。卞之琳回忆叶公超接编《新月》,“诗歌方面发表了更多除了语言风格、实质上已非《新月》派正统诗格局的作、译。我就在他手下发表过从尼柯尔孙《魏尔伦》一书摘译出的一章，加题叫《魏尔伦与象征主义》;也发表过我的《恶之华拾零》(译诗十首)。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T.S.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这些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30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
叶公超不仅本人对艾略特诗歌及理论进行积极译介和推荐，而且还影响了他的学生。辛笛自述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叶公超的《英美当代诗》课上我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叶公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我们听得忘了下课的铃声”
。卞之琳也说过：“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的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率先将艾略特的《荒原》译成中文的是赵萝蕤。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受教于美籍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和叶公超。当初应戴望舒邀约试译《荒原》，1937年6月列“新诗社丛书”由上海新诗社出版。赵萝蕤在翻译《荒原》的过程中得到温德和叶公超两位老师的指点。1937年夏季《荒原》中译本出版，印行简装本200本，精装本50本，年轻译者赵萝蕤一举成名。1939年邢光祖在《西洋文学》杂志发表评论，赞扬译者“对原作深刻的理解”,认为译本“保存原著的气息，“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上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则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赵萝蕤与艾略特有过直接交往。1946年6月赴美讲学的赵萝蕤在哈佛大学俱乐部与艾略特共进晚餐，艾略特将签有自己名字的照片和《1909-1925年诗集》、《四个四重奏》赠送给她，在前一本诗集的扉页上题字：“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艾略特还谈到《四个四重奏》是一首与《荒原》不同风格的诗，还为她朗诵了其中的片段，希望她能将这部作品也翻译成中文。叶公超、赵萝蕤之外，越来越多的译者致力艾略特诗歌理论和作品的译介。在叶公超的倡导督促下，卞之琳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曹葆华翻译瑞恰慈的《诗中的四种意义》、《诗的经验》、《现代诗歌的背景》
等，译介艾略特的《诗与宣传》、《论诗》(即《传统与个人才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葆华还翻译了现代主义诗论合集《现代诗论》、瑞恰慈专著《科学与诗》。叶公超为自己的研究生赵萝蕤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曹葆华翻译的瑞恰慈的《科学与诗》分别作序，充分肯定艾略特、瑞恰慈的诗学理论，认为艾略特“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的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瑞恰慈的诗学理论是中国“最缺乏的”。1934年《现代》第5卷第6期以大幅字体特意标明本期是“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其中有四篇文章涉及到艾略特，分别是：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徐迟《哀慈拉·邦德及其同人》、李长之《现代美国的文艺批评》、以及薛蕙《现代美国作家小传》。邵洵美的力作《现代美国诗坛概观》篇幅长达万余言，对当代美国诗坛的主要流派作鸟瞰式的纵览，并且详尽分析、高度评价艾略特《荒原》的艺术成就;而薛蕙的《现代美国作家小传》一文简要地介绍了艾略特的生平。徐迟(余生)在《新诗》发表的《英国诗：1932-1937英国通讯》也介绍艾略特和智性诗歌
。有论者回忆：“1932年在上海，由邵洵美先生召开的中国诗人年会上，邵先生与自英国游学归国的周煦良先生，还有一位女士(不知道是否系新月派诗人第二代陈梦家的夫人赵箩蕤女士，已记不清楚)，曾争相背诵艾略特的《荒原》长诗。邵、周两先生能把这首长诗背得滚瓜烂熟。”艾略特在当时的
“流行”由此可见一斑。1935年，《清华周刊》第43卷第9期上发表了章克椮翻译威廉姆逊的《T.S.厄了忒的诗论》，而第11期的《战后英国文学》也提到了《荒原》和艾略特的深远影响。1935年10月，戴望舒任主编的《现代诗风》(双月刊)第1册刊载艾略特的论文《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译者是周煦良。1936年10月，周煦良译出艾略特的《诗与宣传》，在《新诗》第1卷第1期上发表;12月，他又译出艾略特的《勃莱克论》，发表于《新诗》第1卷
第3期。《新诗》第1卷第4期的《社中杂记》预告说：“在下一期我们还要发表现代英国大诗人爱略特的著名的长诗〈荒原〉。这首诗有名地难译难解，可是经过了译者赵萝蕤女士的努力，并附以极详尽的注释，这两个问题便大部分可以解决了。”抗战时期，民族的、战斗性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关于艾略特的译介有所减缓。抗战胜利后，艾略特重新被关注，译介再次兴起，对艾略特诗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不少诗人开始学习和借鉴其诗艺。王佐良在1940年代拟撰写《艾略特评传》，但仅完成数章，连载于天津的《大公报》，标题分别是：《一个诗人的形成——〈艾里奥脱：诗人及批评家〉第一章》、《诗的社会功用——艾略特五章》、《宗教的回想》、《普鲁弗洛克的秃头》。这是此期较为全面地介绍艾略特的文章。袁可嘉不仅发表了《托·史·艾略特研究》这类介绍性的书评文章，而且自1946年起更有一系列借鉴艾略特诗学的论文见诸报刊，努力建构新诗现代化诗学体系。徐迟的诗歌创作直接受到西方现代派启发。他在燕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时，阅读了系主任比亚小姐送给的美国文学季刊《猎犬与号角》，直接接触到了193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原著，发现了
“一个奇异的世界文学和崭新的心灵世界”
。他的诗集《二十岁人》显示一个现代派诗人的审美取向;他的理论批评也沉浸和受馈于西方现代诗学特别是艾略特诗学。徐迟曾经在《现代》杂志译介过美国诗人林德赛、英美意象派诗人和后期象征派重要诗人庞德;但是下功夫最深的是
关于艾略特的《荒原》的研究——1938年3月发表《〈荒原〉评》，从艾略特的诗学中引出自己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思考。1939年7月，因为战争的触动，徐迟发表著名的《抒情的放逐》，认为“这次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但他批评了抗战诗歌“不少是抒情的，或感伤的，使我们很怀疑它们的价值。”“抒情的放逐”实际上将新诗提升到“忠实生活”的新高度，并且显示了超越笨拙的现实主义和肤浅的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取向，徐迟放言“抒情的放逐是近代诗在苦闷了若干时期以后，始能从表现方法里找到的一条出路。”
徐迟所论明显是受艾略特的“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命题的启发——文中多次出现艾略特、奥登、路易斯的名字。1943年5月，徐迟发表《圆宝盒的神话：评〈十年诗草〉》
，重提1935年的“圆宝盒事件”，援引艾略特论述莎士比亚时将感情分为“明确的”与“迷茫的”两种的论述，认为智性诗“是诗人感情的思想”，“智性的美”为
“感情追的‘思想’”，“能把感情明确起来，这便是提炼智性的美”。1947年，卞之琳翻译了艾略特的短诗《西蒙之歌》，刊于6月1日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6月15日，贵阳的《文讯》月刊第7卷第1期发表了艾略特的论文《维多利亚期文学传统的支持者》，译者是柳无忌;10月13日，沈从文任主编的北平《平明日报·读书界》第41期发表了王佐良的《〈艾里奥脱：诗人及批评家〉序》。1948年4月，《诗创造》第10期推出“翻译专号”，系统介绍艾略特、里尔克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理论。其中包括英国诗人史彭德的《T.
S.
艾略忒的“四个四重奏”》(岑鄂之译)一文，这一期杂志还有唐湜翻译的艾略特晚期诗作《四个四重奏·焚毁的诺顿》。1948年5月，冯至任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第82期发表了袁可嘉的《Eliot(艾略特)》一文。1948年6月出版的《诗创造》第12期又推出“诗论专号”。其中《爱略忒论诗》(沈济译)介绍了艾略特的“儿童期以来的感觉生活”对于人的一生“带着情感重现”的独特看法，以及艾略特所说的“每个精确的情感都倾向智力的简明陈述”的观念性见解。1948年6月25日，重庆的《文艺先锋》第12卷第6期发表了荃里翻译的艾略特的论文《路狄雅德·吉卜林》。走进大学课堂、通过教学形式传播，是艾略特在中国接受的特点。1929年至1930年，新批评流派理论家、英国诗人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受聘执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与叶公超一起言传身教，成为当时艾略特传播的中坚力量。新锐的批评家和诗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37年初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讲学，由于战争爆发，他随着学校迁移，到长沙，南岳，昆明，先后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燕卜荪对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佐良回忆说“他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当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正是燕卜荪言传身教，对艾略特诗歌及创作理论的介绍和解读研讨，中国大学校园学子对西方现代诗歌产生极大兴趣，进而直接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在倾注巨大热情，大量译介艾略特诗歌的同时，不少中国诗人在创作上进行模仿和借鉴。艾略特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新月派、现代派和九叶派都不乏其人，徐志摩、孙大雨、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徐迟、路易士、穆旦、辛笛等人的诗歌中都有艾略特诗歌的因子，包括表现手法、诗歌意象、诗句诗体和诗歌主题等。1928年徐志摩在《新月》第1卷4期发表了的一首题为《西窗》的诗，这首诗有一个引人瞩目的英文副标题：In
Imitation of T·S
Eliot，翻译成中文即是“仿艾略特”。虽然徐志摩惯常的浪漫主义诗风与艾略特诗歌差异甚远，但这首《西窗》的冷静调侃和反讽手法与艾略特《序曲》相似，结构也都是四部分。《西窗》最后部分引用和借鉴了艾略特《序曲》之四的结尾诗句。新月派诗人孙大雨的长诗《自己的写照》对艾略特的《荒原》的主题和结构进行模仿。《自己的写照》描写以美国纽约为代表的大都会生活的喧哗与骚动、腐朽与堕落：街道上涌动的人潮、黑人悲惨的历史、如地狱般昏暗的地铁、空虚堕落的女打字员，与艾略特的《荒原》异曲同工。除了诗歌技巧上的接受，中国现代诗人在思想意识方面和诗歌主题方面也深受启发。孙玉石认为：“在T·S艾略特《荒原》的影响下，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头脑中产生的对整体人类悲剧命运的现代性观照，和对于充满极荒谬与黑暗的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
这一荒原意识在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徐迟、路易士等人的诗歌中都有体现。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明确指出自己诗歌创作受到艾略特《荒原》写法的影响，充满现代性和荒原意识，诗歌《古城的心》、《古镇的梦》描绘整个社会是一条荒街，一座沉醉在梦中的古镇：《春城》揭示春天到来仍唤不醒现实的荒芜撒乱、垃圾堆里放风筝的北京古城，《几个人》营造“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这个意象，勾勒“荒街上”了无生机的世俗百态。何其芳的《古城》描述了昔日辉煌的古城已成为冰冷漠然的“石头”，塞外的风吹来古城，湖水成冰，树木摇落，也摇落了“浪游人”的心。“浪游人”梦醒后,听到的只有
“长长的冷夜”冻得“早已僵死了”的地壳上远处“铁轨的颤动”。《夜景》、《风沙日》、《失眠夜》描写北京古城的荒芜和诗人内心的痛楚。这种荒原意识也体现在戴望舒的诗歌中，譬如《深闭的园子》将五月的园子花繁叶满与小径生苔，篱门锁锈，主人远去几组意象复合，在时空的拓展中拾获一种凋敝、消解的古典情怀;《乐园鸟》中“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徐迟的诗意象鲜明、隽永，《微雨之街》一诗将一片凄清、孤寂之情融入飘摇的微雨，贴切、生动。路易士的诗意象具体繁复，内敛消沉，写有《古城》、《古城七月》等多首荒原风的诗歌。1930年代中国社会陷入严重内忧外患的危机中，中国现代派诗人对艾略特的这种共鸣，与当时的现实契机有关。现实充满艰难困苦，矛盾重重，距离充满激情和想象的五四时代理想主义氛围已十分遥远了。大革命失败后恐怖、阴霾的政治气候与破败荒凉的中国社会现状使敏感的诗人们产生了幻灭之感，这种悲愤痛苦而失望的现实和心理激起他们对社会人生与生命的思考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中弥漫的虚无情绪有了相通之处。但是艾略特《荒原》冲击波下产生的中国诗歌荒原意象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现实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等诗歌营造的“古城”、“荒街”、“荒芜的花园”等意象已构成了一个群体意象，是一个“中国化”的“荒原”。“中国现代派诗人接受‘荒原’意识影响，并对它进行筛选即‘文化过滤’。他们摈弃了艾略特在幻灭中皈依宗教的思想，吸收了其否定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创造出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荒原’意象群。” 中国诗人笔下的荒原，不是战争毁灭世界带来的人性绝望，而是更多指向历史和现实，两千年封建专制的沉疴劫难、近百年内忧外患的疮痍悲伤。中国新诗的荒原抒写，创作意图为直面和“改造”现实而不是“背离”或逃避现实。中国新诗创作受艾略特启迪、获益最明显的是卞之琳和穆旦。卞之琳取法艾略特取得的诗歌成就主要表现为智性诗歌艺术探求以及诗歌表达的客观性、非个人化。穆旦针对抗战诗歌，提出“新的抒情”理想，参照、吸纳艾略特的智性诗学内涵。穆旦诗歌的本质论语言观、悖论式表达和客观冷静风格，多来自于艾略特诗学。以卞之琳为代表1930年代智性诗歌，“把哲理思考完全融化在象征性的意象之中，隐藏在抒情本体的构造深处。”何其芳和戴望舒诗中亦寓人生哲理的思考，但往往情胜于理。卞之琳、废名、曹葆华等的诗更多一些抽象的思辨和哲学的玄想的色彩，但又并非以议论为诗，而为哲理的思想找到象征的载体，使智与情达到融化为一的程度。这对于中国诗歌的审美方式具有开拓性的贡献。智性审美的创造性实践是对中国现代诗歌现代化方向的一个新途径的开辟，体现了与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诗潮接轨的努力。卞之琳的突破是取法艾略特的结果。艾略特是西方智性诗学的最重要的诗人和理论集大成者，他反对19世纪中叶以后的浪漫主义将诗歌当成个人感情的宣泄，反对浪漫主义的夸张、矫饰和无病呻吟。艾略特的诗学主张主要是建立在对以丁尼生为代表的英国维多利亚诗风的批评之基础上的。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认为“诗歌中有一种反常的错误就是拼命要表达人类的新情绪”，他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强调“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倡导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追求智性诗。另一方面，艾略特推崇英国17世纪具有玄学倾向的诗人，如邓恩JoneDonne、马韦尔AndrewMarvell等。在《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韦尔》等文章中，艾略特探讨了玄学诗的机智品质：理智、才气、机智、隐晦等。艾略特《玄学派诗人》明确提出了关于诗与智性(理解力)的关系的看法，说：“诗人可能有的兴趣是无限的;诗人的智性愈高就愈好;智性愈高愈有可能对事物感兴趣。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诗人把他所感兴趣的东西变为诗歌，而不仅仅是采用诗歌方式来思考这些东西。”
而在另一篇论文《安德鲁·马韦尔》中，艾略特解释了与“智性化”紧密相连的另一概念“才气”，把它定义为“存在于抒情诗优雅轻快的格调下表现出来的一种刚劲的合理性”。艾略特玄学派诗人那里发掘智性的资源和意义。奥康纳认为“艾略特对英国诗歌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他对智性怎样恢复到诗中去的关注。”艾略特论述了主情诗和主智诗的区别。他认为，英国诗歌17世纪开始出现了情感分离现象，即思想和感情脱落，玄学诗人使之成为新的统一体，“有一种通过感官直接理解思想，或者说使思想重新创造为感情的本领”。艾略特比较浪漫派诗人和玄学诗人：丁尼生和布朗宁都是诗人，他们思考;但是他们并不直接感觉他们的思想，像他们感觉一朵玫瑰花的香味那样。一个思想对于邓恩来说就是一种感受;这个思想改变着他的情感。浪漫派诗人思想和感觉不是同一的、直接性的，而是分裂的、间歇性的，这样就失去了平衡。如同玫瑰花的香味和玫瑰花本身分离一样，浪漫诗人只能闻到花香，但是不能直接观赏玫瑰本身。而对玄学派诗人来说，思想和感受是同一的，他们的情感融进思想，思想包容情感。因此，玄学诗是美丽芳香的玫瑰，呈现美丽的思想花容，又散发诱人的花香。卞之琳解释“智性之美”beauty
of
intelligence，说intelligence既包含理性的“知”，也包含感性的“悟”，同时，它既是客观的“道”，也有主观的“心得”。因此，智性诗体现的就是哲理与诗美的结合，这种结合又是通过“智慧”的感受传达出来的
。1933年，高明翻译了日本学者阿部知二的《英美新兴诗派》，发表在《现代》杂志，文中对英美现代智性诗学有具体论述：“近代派的态度，结果变成了非常主智的。他们以为睿知(Intel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
1935年，当戴望舒、何其芳等大多数诗人在抒情的诗道上滑行时，卞之琳开始在智性森林探索，开启一条新的抒写方式，《距离的组织》似乎成为卞之琳诗歌成熟的石榴所绽开的“辉煌的裂口”，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卞之琳从象征主义那里引入新的诗法，力戒情感放纵，由初期白话新诗蕴涵哲理升华为以意象探求并显示深邃的智性美。中国传统诗学的言志诗和宋诗，以及“五四”白话诗的说理诗，虽然不乏智性的因子，并且与现代智性诗在“戒情”这点上相似，但是二者在审美方式和诗学观念上还是迥然有异。诗歌的智性审美不仅提升了现代诗的理性层次，发掘了新诗表现深度，新拓诗美领域，而且对传统诗学进行冲击和解构。卞之琳对艾略特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吸收和转化是很明显的。卞之琳《西窗集》写道:“即使在编纂这本译文集的当时,对西方文学,个人兴趣也早从波特莱尔、玛拉美等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等的晚期作品,从1932年翻译论魏尔伦和象征主义的文章转到1934年译T.S.艾略特论传统的文章,也可见其中的变化。”卞之琳曾应叶公超之要求翻译过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谈到：“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指得出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发。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在卞之琳选编的《英国诗选》中就有两位玄学派诗人，一位是约翰·多恩，另一位是安德鲁·玛弗尔。他论述说：“这派诗人破除莎士比亚时代流行诗的滥情滥调，而主要以奇想与机智，以所谓‘不入诗’的取譬和日常用语为特色。他这一派诗最杰出的晚辈是玛弗尔。”卞之琳具体诗歌创作与艾略特存在诸多借鉴的事实联系。卞之琳的诗《归》“伸向黄昏的路象一段灰心”似乎化用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诗句“街连着街，象一场冗长的辩论/带着阴险的意图/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卞之琳《还乡》中“电感木量日子”则与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诗句“我用咖啡量去了一生”相似。李广田在《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中指出，卞诗《候鸟的问题》中“我岂能长如绝望的无线电/空在屋顶上伸着两臂/抓不到想要的远方的音波!”与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样都用了相似的智性化的意象。卞之琳在智性诗的诗歌创作中重视诗的客观性、非个人化，深得艾略特的三昧，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而用出了‘戏拟'(parody)。所以，这时期的极大多数诗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1940年代，徐迟的《圆宝盒的神话：评〈十年诗草〉》
和穆旦的《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特别肯定了卞之琳《鱼目集》中的智性追求的价值和意义。与1920年代的新月派和1930年代的现代派寻求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思路不同，19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穆旦自觉地要去除传统旧诗的意蕴而追求达到一种硬朗的现代诗风。穆旦在《玫瑰之歌》中写到：“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不但如此，穆旦也曾劝别人写新诗要学西方诗歌，不要取法于旧诗。以至他的同学、诗歌评论家王佐良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并且说他的胜利就在于他对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尽管此观点有待商榷之处，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就是穆旦的成功与他有意识地吸收外来因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这些外来因素中，以艾略特和奥登为代表的现代派是其重要方面。穆旦曾在一封信中对一个诗歌爱好者谈到：“你看，如果要形容一个久病将亡的人，是用‘我难受呵’、‘我快死啦’这样的句子，可以使人体会到他的苦境呢，还是说：他身边没有一个亲友，需要的药已没钱去买，吃的东西也已经光了，房子很破旧，冷风吹着房梁上的尘灰，医生很多天都不来，你说，这两种写法，哪一种能使你体会到一点悲惨的境况呢?”
显然穆旦不赞成直抒胸臆的写法，而主张客观呈现，这实际上就是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的形象解说。穆旦自己身体力行，追求意象的独到繁复和质感，意象的“新鲜而刺人”，这实际上就是追求艾略特的思想的知觉化和情感的理性化，即像闻到玫瑰花香一样能触摸思想。例如他以“走进一座诡秘的迷宫，/在那里像一头吐丝的蚕，/抽出青春的汁液来团团地自缚;/散步，谈电影，吃馆子，组织体面的家庭，/请来最懂礼貌的朋友开开茶会”这里所写的一切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他以此来表达现代都市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的思想。穆旦对艾略特诗歌技巧的接受还表现在戏剧化手法的运用上。艾略特在诗歌中往往大量借鉴戏剧的表现手法，创造戏剧性场景，设置人物对话和独白表达作者的思想。而这一技巧也可见于穆旦的诗歌中。穆旦在1940年代创作的诗歌中，戏剧化的创作方法占据重要位置。他甚至用诗剧的形式创作了《神魔之争》、《森林之魅》和《隐现》三首长诗，这三首长诗在穆旦的诗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看作解读穆旦的关键。例如诗剧《森林之魅》设置“森林”与“人”两个角色，情节在他们的对话中展开，诗人通过他们的对话以及结尾的“葬歌”，表达了对英烈的怀念以及诗人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从而赋予诗歌哲学内涵。穆旦对艾略特诗艺的接受，不仅体现在诗歌技巧上的借鉴，同时表现为对其词汇、意象等的大量借鉴与化用。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篇名句：“当暮色蔓延在天际/象一个病人上了乙醚，躺在手术台上”，色调灰暗，想象奇特，表达了主人公对其所处世界的理解：病恹、垂死、抑郁。穆旦在《蛇的诱惑》一诗中化用了艾略特的诗句，用以表达“我”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观感：“这时候天上亮着晚霞，/黯淡，紫红，是垂死人脸上/最后的希望”。艾略特在诗中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来对比普鲁弗洛克的世界中琐碎的人们，表现这个世界的无聊和空虚：“在房间里女人们来了又走，/嘴里谈着米开朗基罗”。穆旦则化用他的诗句，用来表现身处抗战环境却又不能有所作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聊和空虚：“无聊?可是让我们谈话，/我看见谁在客厅里一步一步地走，/播弄他的嘴，流出来无数火花”。再譬如“海洋”、“春天的花和鸟”、“雷电”等意象是艾略特诗歌中的常用意象，同时也构成穆旦诗歌的意象群体。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海”的意象有两种象征意义，一是象征粗野的力量，这时的大海是海妖们凌驾波浪，和被狂风吹得又黑又白的大海;一是象征安详的美景，这时的大海是蟹钳急急掠过的沉默的大海，是海妖们用漂亮的水草装饰的宫室。穆旦在作品里运用“海”或“洪水”的意象时，也往往是随着语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这两种意义。在《从空虚到充实》一诗里，穆旦笔下的海(和洪水)就是狂暴的力量：“整个城市投进毁灭，卷进了/海涛里，海涛里有血/的浪花，浪花上有光”。这里的“海”和“洪水”，同时是抗日战争的喻体，是对血流成河的残酷现实的比喻。艾略特诗歌中对生命本体的思考的主题也对穆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思考最终使艾略特走向了上帝。如艾略特的《三圣人的旅程》取材于《新约·马太福音》，说的是耶稣诞生时，从东方来了三位圣人朝拜。艾略特改写了这一典故，他以一个圣人的回忆的方式，描写三位圣人在朝圣路上的艰辛以及对耶稣诞生的意义的怀疑，但他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诗中描写“生”与“死”“诞生还是死亡”的质疑，但圣人经过痛苦的折磨，抛弃了旧信仰，相信了基督，这意味着他的过去的死亡，信仰的产生也就是他生命的重生。这其实是艾略特用戏剧化的方式表达了他自己的信仰的重构。而这一主题在穆旦的名诗《隐现》中出现。这首长诗剧是理解穆旦极为重要的作品。全诗分三个部分：“宣道”、“历程”、“祈神”。开篇题辞：“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接下去是穆旦自己的心路历程，直到最后看见上帝的隐现。“当我们哭泣时已经没有眼泪/等我们欢笑时已经没有声音/等我们热爱时已经一无所有/一切已经晚了然而还没有太晚，/当我们知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揉合，/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艾略特以“荒原”来比喻这个失掉信仰的社会，人人醉生梦死、道德败坏，皈依之路即是救赎之路，而穆旦也在他的诗中描绘了相似的“荒原”般的景象。而对上帝的隐现的想象是穆旦对信仰重构的救赎之路的探寻。九叶派诗歌创作受艾略特的影响除穆旦外，还有辛笛、杜运燮等。最明显的是辛笛写于1937年的《门外》中对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猫”意象的化用：“夜来了/使着猫的步子”，甚至在《尼亚加拉瀑布》中，辛迪再一次用了这个猫的意象：“如猫的雾爬行于路上”。辛笛是为数不多的与艾略特有过直接接触的诗人之一，1936-1939年辛迪在英国留学，在一次学校为艾略特举行的授予博士称号的仪式上，他见到了这位心仪已久的诗人。辛笛、穆旦等九叶诗人几乎都有留学经历，都精通英文，这使他们能直接阅读艾略特的原著，直接领悟艾略特诗歌及创作理论的真谛，这也许是他们得其真传的重要原因吧。另外，艾略特的文艺理论对九叶派诗歌评论家袁可嘉的“新诗的现代化”诗学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袁可嘉1947年3月30日发表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的重要论文《新诗现代化》的副标题就是《新传统的寻求》，明确提出“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
1947年5月18日袁可嘉发表《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明确指出：“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它不仅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即说它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似亦不过。”接下来袁可嘉以九叶诗人杜运燮《诗四十首》中“最足以代表现代化倾向”的《露营》和《月》为例进行论述。袁可嘉已非常自觉地力图运用艾略特提出的多思机智、客观对应物、含蓄暗示、追求意象的奇特性等理论主张来构建自己的诗歌理论。中国诗界出现纯诗化与脱离现实的诗歌潮流，袁可嘉力图利用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建立一种“现实、玄学、象征”相结合的新的诗歌传统。袁可嘉在1948年6月《诗创造》第12期发表《新诗戏剧化》的文章，其诗学资源直接借鉴艾略特。袁可嘉认为“说明意志”和“表现情感”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因此也就是诗的大事，完全是必需的而且是值得赞美的，但是新诗出现“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都沦为感伤的”这样两种错误。如何使意志和情感有效转化为诗的经验呢?袁可嘉提出几点意见，亦即新诗戏剧化的具体措施：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利用诗人的机智，表现客观化，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好戏不可能是依赖某些主要角色的冗长而带暴露性的独白而获得成功的。因此，写诗也应像戏剧那样去寻求表现的客观性与间接性。袁可嘉提倡直接写诗剧，诗剧处理现实题材和表现时空关系上比较自由。袁可嘉在文中一再强调诗歌不是情感的放任，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哈姆莱特》以及《玄学派诗人》等文章中反复论证的“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的观点如出一辙。九叶派接受艾略特诗学的另一个论者是唐湜。唐湜在《诗创选》1948年1卷第8辑发表《诗的新生代》一文，文章开篇预言“诗的波涛在汹涌着，一个光辉的诗的新生代在涌现着，两个高高的浪峰突起来了”，而“这两个高高的浪峰”即文章论述的两大诗群：以穆旦、杜运燮等为代表的九叶诗群和以绿原、阿垄等为代表的七月派诗群。唐湜认为穆旦、杜运燮们“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T·S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们该是他们的私淑者。”唐湜所论的诗学资源很大程度来自艾略特。唐湜的论文集《新意度集》中，引用或直接讨论T·S艾略特的地方多达二十余处。评论辛笛的诗集的文章《辛笛的<手掌集>》和论穆旦诗歌的长文《博求者穆旦》是唐湜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批评。艾略特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特别是新诗，从创作到诗学都受到很大启迪。中国新诗直接受到艾略特智性诗学的启发，不仅构成事实联系，而且具有历史动因，但是由于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等作用，二者存在变异。下面从生成资源、审美方式和审美追求等方面略加阐述。首先，智性诗歌的生成资源有别。金克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指出，现代智性诗产生于“近二三十年的新的科学的突飞猛进”，创作智性诗“必须多少知道这新科学光下的新境界” 。而艾略特的智性诗学并没有建立在同时代的新科学和诗歌创作基础之上，而是以“保守”的姿态显示一种现代审美追求，推崇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和英国
17世纪具有玄学倾向的诗人，如邓恩Jone Donne、马韦尔Andrew
Marvell等。在《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韦尔》等文章中，艾略特探讨了玄学诗的机智品质：理智、才气、机智、隐晦等，主要从17世纪玄学诗人的诗歌里吸取资源。卞之琳选编的《英国诗选》中就有两位玄学派诗人，一位是约翰·多恩，另一位是安德鲁·玛弗尔。他论述说：“这派诗人破除莎士比亚时代流行诗的滥情滥调，而主要以奇想与机智，以所谓‘不入诗’的取譬和日常用语为特色。他这一派诗最杰出的晚辈是玛弗尔。”玄学派诗人也爱好科学，甚至在诗歌中以科学意象入诗，进行构思和作比喻，例如邓恩的《别离：节哀》中以两脚圆规比一对情侣的离合关系。但是中国新诗的智性审美更多触发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语境，而艾略特虽然也有感于现代科技发展，但是诗学资源则更多借鉴与历史传统。实际上，中国也有玄学传统，魏晋玄言诗“贵黄老”、“尚虚谈”，刘勰《文心雕龙》评述“江左篇之制，溺乎玄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何晏、孙绰等为代表的玄理诗风显赫一时。也许魏晋玄言诗艰涩晦暗，又如钟嵘《诗品》所言“理过其辞，淡而寡味”，中国新诗没有将眼光投向魏晋玄言诗，而是学习西方现代诗学，且立足“新的科学的突飞猛进”的审美现实，追求“新科学光下的新境界”。其次，从审美方式上看，中国现代智性诗更多追求哲理思考融化于象征性的意象之中，隐藏在抒情本体的构造深处，使智与情达到融化为一的程度。“正宗”学艾略特“取真经”的卞之琳的《关于〈鱼目集〉》解释“智性之美”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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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说intelligence既包含理性的“知”，也包含感性的“悟”，同时，它既是客观的“道”，也有主观的“心得”。因此，智性诗体现的就是哲理与诗美的结合。卞之琳的智性诗歌创作重视诗的客观性、非个人化，深得艾略特的三昧，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而用出了‘戏拟'(parody)。所以，这时期的极大多数诗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但是，卞之琳也深受瓦雷里的启发，他最喜欢的诗人是瓦雷里，最喜欢的诗歌是瓦雷里的《石榴》，认为“石榴在这首诗里成为智能的象征，全诗主旨在表现智能的力量，因此思维的形象(石榴)和诗本身都显得硬朗、结实。”
卞之琳、废名、曹葆华等诗更多一些抽象的思辨和哲学的玄想的色彩，但又并非以议论为诗，而为哲理的思想找到象征的载体，使智与情达到融化为一的和谐程度。中国新诗强调在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在统一中强调智性因素的增强，遵奉从柯尔律治到艾略特、瑞恰慈的一以贯之的情感理性平衡说，但是淡化了艾略特的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的理论，也淡化了瑞恰慈的张力说、戏剧化理论。金克木“主智诗”说的智性因素，显然主要在思想和智慧，对于张力和想象逻辑的强调不够，与艾略特、瑞恰慈的智性因素的内涵有了一些区别。第三，从审美追求来看，艾略特智性诗立足生命本体的思考，背离和超越现实，追求宗教的境界。在艾略特看来，现实世界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战后的欧洲更是如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呈现出日益复杂的现象，愁云惨雾笼罩着西方的荒原。人与人之间根本无法沟通，到处是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人们非但没有克制自己的欲望，反而变本加厉地放纵自己。颓废、迷惘、堕落充斥着西方。基于这种认识，艾略特开始探索人生，力求用诗歌来再现资本主义的这一社会现实。但是由于艾略特在寻求针砭人生道路上陷入了神秘主义，他所开出的药方是皈依宗教，归顺天主。中国新诗在面临处理或表现现实与宗教、与超越、与传统等的关系时，一般是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卞之琳、废名、曹葆华等诗不乏现实关怀，强烈的自我意识中包含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他们没有像艾略特那样在作品中一味对现实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宣泄迷惘的颓废情绪，而是对现实提出了充满激奋的空虚。如果说艾略特出于自己的艺术观念，对现实厌恶而描写现实，那么中国诗人则是为了拯救现实而揭露现实。穆旦参照、吸纳艾略特的智性诗学内涵，提出“新的抒情”理想，但是审美触角是扎根抗战语境，针对对象是抗战诗歌。袁可嘉根据中国诗人所持的心态，将“机智”理解为“表现于人生或诗里，它常流露为幽默、讽刺或自嘲”，这个定义隐含着中国诗人在困厄中笑面人生的乐观态度(即“自嘲”)，也隐含着中国诗人对不公平现象的抨击态度(即“讽刺”)，这与艾略特立足于西方文化立场所提出的“轻快优雅的抒情格调”和皈依宗教的和谐与静穆是迥然不同、根本异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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