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夏朝的神话传说之后，紧随着的是一个奴隶制度更为成熟的商朝。这个朝代的诸多事迹，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现代考古发掘的史料所证实。商朝大约起始于公元前17世纪，历经五百多年的沧桑岁月。其疆域主要涵盖黄河中下游的广袤地带。
商朝的都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多次迁徙。最后一次决定性的迁都，发生在公元前14世纪末，由商王盘庚主导，将都城迁移至“殷”（现今河南安阳一带）。商王的权力核心，首先体现在对祭祀活动的掌控与战争的指挥上，其次则是对农耕与畜牧的组织与管理。尽管商代在青铜铸造工艺上已相当发达，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主要依赖石器工具。
商代的农业、手工业与畜牧业都展现出了蓬勃的发展态势。酿酒、冶铜、制陶、丝织、土木建筑、皮革制作等手工业领域，不仅技艺精湛，更代表了当时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商代在科学文化方面的成就，尤其体现在与农耕紧密相连的天文学上。商代的历法体系严密而复杂，为后世的历法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文字方面，商代的文字被誉为我国已知的最古老文字体系，其中包括象形字、形声字和假借字等多种类型。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商朝的历史与文化，更成为了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然而，商朝末年，社会内部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在经历了长期对东方各族的战争后，虽然商朝取得了胜利，但国力已大不如前，无法抵御来自西方新兴周族及其他各族的联合武装进攻。最终，商王纣兵败自杀，商朝宣告灭亡。
周族，这个兴起于陕西渭水流域的古老族群，最终将都城定在了西安附近。他们自视为农神后稷的后裔，对农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与独到的见解。在周文王时期，周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势力。文王的儿子武王，在姜太公以及自己的弟弟周公、召公的辅佐下，联合反对商朝的各部落、各氏族，共同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
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周武王在广阔的领土上实行了分封制。受封的主要是功臣和子弟，其中也包括商纣的儿子武庚，他率领商朝的贵族被分封在殷地。周武王因此成为了统治各诸侯国的“天子”。然而，周初对各诸侯国的统治并不稳固。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在叔父周公的辅佐下即位，却遭到了东方部分诸侯和武庚的联合反对。但这场危机最终被周公平息，成为了周朝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周公在整顿东方诸侯封国后，又大规模地建设了“洛邑”（今河南洛阳），将其作为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据点。周朝的制度，据文献记载，是以周天子为全中国的最高领主和唯一的“王”。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分封给大夫，大夫再分给卿士。从天子到卿士，都是地位显赫的贵族。这些贵族不仅拥有土地，更拥有对人民的统治权。在隶属于贵族的人民群众中，既有农奴也有工奴，他们直接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无偿地向贵族贡献产品，并承担徭役和兵役。
周朝自建国至公元前771年，共存在了约275年的时间，被称为西周。在西周中叶的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因与周贵族争夺剥削成果而被驱逐，从而引发了周王室内部的冲突。与此同时，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诸侯日益强大起来，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在西方和北方各族的严重威胁下，周平王不得不在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从此，周朝进入了东周时期。
东周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无力，而列国则日益强大。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在春秋时期，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不断发动吞并和掠夺的战争。齐、晋、楚、秦、吴、越等国先后崛起，获得了向各小国及人民勒索贡赋的权利。经过长期的兼并掠夺战争，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只剩下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大国。这之后，便进入了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的结束，标志着秦始皇在并吞了六国之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的残酷战争破坏了生产力，但由于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同时，手工业长期积累的技术经验也因铁制工具的使用而加速进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高利贷也迅速发展起来。例如，阳翟的大商人吕不韦能够凭借其财富操纵秦国政权。此时，金属货币成为了重要的交换手段。不少地方逐渐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如咸阳、洛阳、邯郸、南阳、临淄、寿春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期开始了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传统的世卿制度在逐渐瓦解，贵族转化为“士”。这些士人中优秀的代表，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一些有利于政治、社会、生产的措施。如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以及其他著名政治家所提出的变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未来国家的统一开拓了道路。
在这一时期，被称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家们纷纷涌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了在激烈变动中的社会，并反映了社会的复杂要求。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卿、韩非等思想家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一时期的古代思想史因此变得异常活跃而丰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春秋时代的自然科学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天文学领域，更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和理论。在文学领域，《诗经》和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都真实地描绘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同时，一些历史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等，不仅是古史的典范，更以优美的散文丰富了战国的语言艺术。
商朝（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与周朝（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这两个朝代共存在了约1400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社会、文化和美术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美术发展中的辉煌成就，正如社会文化方面的其他成就一样，至今仍是我们探索与研究的重点。然而，由于历史久远，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史料都已遗失或损毁。因此，我们仍需借助考古学的发现来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
在古代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商代建筑的珍贵描述。例如，商代的庙堂采用了“四阿重屋”的建筑样式，这大概就是现代所说的“四垂脊、重檐”的样式。而纣王则修筑了异常华丽奢侈的建筑物，这些建筑不仅彰显了商朝的繁荣与强大，更成为了后世建筑艺术的瑰宝。在商朝初年 在古代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中，艺术与权力、智慧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据传，贤相伊尹曾精心绘制九幅肖像，每一幅都深刻勾勒出不同德行君王的形象，以此作为对商汤王的谆谆教诲，这一事迹被《史记》所铭记。同样，在商朝中兴的辉煌时期，武丁大帝亦曾描绘梦中贤者的风貌，这些关于商代艺术活动的点滴记录，虽略显简略，却足以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艺术风貌。
相较于商代，周代的艺术活动记载同样稀缺，但孔子的所见所闻为我们填补了部分空白。他曾在周的明堂内，目睹墙壁上绘制的尧舜之圣容与桀纣之恶相，善恶分明，旨在警醒世人以史为鉴，兴衰有道。此外，周公怀抱成王，朝会诸侯的壮丽图景，以及周公背后屏风上斧形装饰的威严，皆出自《孔子家语》的记载。在《周礼》中，我们还能发现周代宫室门外，虎形图案跃然门上，象征着勇猛守卫的坚定意志。
周代的艺术不仅限于壁画，更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典礼旗帜上按等级绘制的日月星辰、蛟龙腾跃、熊虎咆哮、鸟隼翱翔、龟蛇蜿蜒，到盾牌上龙腾四海的英勇，再到射礼所用的靶子上绘制的云气缭绕或猛兽出没，无一不展现出周代艺术的精湛与细腻。就连古人会面时用以示礼的羔羊与大雁，其覆盖之布亦绘有云气图案，寓意深远。天子的服饰更是艺术的集大成者，九章纹样，即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绘于上衣，藻、粉米、黼、黻四章绣于下裳，尽显尊贵与华美。而据某些古籍记载，舜时已出现十二章纹样，更添日、月、星之辉煌，后世汉唐时期更是将其发扬光大，称之为“衮冕十二章”，成为帝王服饰的巅峰之作。
尽管这些记载或真或幻，或详或略，但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西周初年的铜器铭文，记录了武王、成王两代伐商及东巡的壮阔图景，而《诗经·小雅·斯干》则以优美的诗句，赞美了周初宗庙建筑的巍峨壮丽，如同飞鸟振翅，彩凤翱翔。这些记载，因其相对可靠的来源，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周初建筑及绘画宏大规模与教化意图的宝贵线索。
《周礼·考工记》则为我们揭示了周代手工艺分工的精细与复杂，其中不乏与工艺美术紧密相连的篇章，是研究古代工艺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中国考古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对商周时代古器物的关注与研究。宋代，随着铜器与玉器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个大致的轮廓逐渐显现；清代中叶，古文字学的兴起更是为这一领域注入了科学的活力。然而，真正的科学考古事业，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在少数严谨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得以建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的历史认知、文化理解以及早期美术史的知识体系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虽然真正的绘画与雕塑作品数量稀少，难以完整展现其演变历程，但商代的大理石雕刻、战国末年的楚国木俑与帛画、韩国的铜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辉煌与荣耀。
从商代到战国，青铜器、玉器以及战国时期的漆器，尤其是青铜器，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商周两代约1400年间造型艺术的杰出代表。这些青铜器不仅是精美的工艺品，更在风格与装饰题材上与其他工艺美术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早期美术的丰富图景。青铜工艺的造型与装饰，无论是平面的还是立体的，都直接采用了写实风格的动物形象，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绘画与雕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商、周时代的青铜工艺遗存，无疑集中展现了早期美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