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问尉缭子说：“黄帝当初靠刑罚杀戮和施行恩赏，所以才会百战百胜，真有这回事吗？”
　　尉缭子回答说：“所谓刑罚杀戮是说用武力征伐敌人，用仁德安定天下，不是指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而说的。黄帝所说的，不过是强调人的作用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譬如现在要攻下一座城池，从东西两方进攻，不能取胜；从南北两方进攻，也不能取胜，难道四方面都没有适应吉利时辰的方位吗？其所以攻不下来，是因防守者的城垣高，城壕深，武器装备完善，财物和粮食充足，豪杰之士同心协力的缘故。如果它的城垣低，战壕浅，守备弱，就能攻下来了。由此看来，相信天官时日，不如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要衡量土地的肥瘠来确定建立城邑。城邑的兴建要和土地面积的大小相适应，城邑的大小要和人口的多少相适应，人口的多少要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三者互相适应，对内就可以进行固守，对外就可以战胜敌人。能够战胜敌人于国外，主要在于国内有充分的准备，胜利和准备的一致性，就像符节的相吻合一样，这是两者之间没有差异的原故。
　　善于治兵的人[实行寓兵于农]，就像大地那样深藏不露，就像天空那样深邃莫测，表面无形无影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作战时，大规模用兵不会感到兵力不足，小规模用兵也不会感到兵力过多。平时必须明确各种应兴应革的事项，对于流散的人民，应安托他们，对于没有利用的土地，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土地广大而又能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民众多而又有良好的组织，国家就安定。富足而安定的国家，不必出动军队，凭借声威就可以使天下顺服。所以说，军事的胜利，取决于朝廷的政治措施。不使用武力就取得的胜利，是君主在政治上的胜利；经过战争而取得的胜利，是将帅在指挥上的胜利。
　　不靠显示军事实力武器装备就能够取胜的，是君主在政治上的胜利。向列国展示军事实力而取胜的，是大将的胜利。军事行动的兴起与实施，起因和执行过程都不可以掺杂扰人心智的愤怒。祸患在白里之内，不要打算一天就能够结束战争，祸患在千里之内，不要打算一个月就能结束战争，祸患在四海这一更大的范围里，不要打算一年内就能结束战争。
　　做将帅的人，必须上不受天时的限制，下不受地形的限制，中不受人为的限制。要气量宽宏，不可因刺激而发怒；要清正廉洁，不可被金钱所诱惑。如果任用态度轻狂，目光短浅，信息不灵的人来统帅军队，那就难于成功了。
　　训练有素的军队，在羊肠小道也能取胜，在高岩峻岭也能取胜，攀登高山也能取胜，深入谷地也能取胜。方阵也能取胜，圆阵也能取胜。行动稳重时，要像山林那样沉着镇静，像江河那样一往无前；行助急骤时，要像火烧那样急剧猛烈，像墙倒那样有压顶之势，像云层履盖那样无可逃避。使集中的敌人来不及分散，分散的敌人来不及集中，左边的敌人来不及救援右边，右边的敌人来不及救援左边。军队刀枪剑戟如林立，万努齐发如旋风，人人斗志昂扬，英勇果敢，一往无前地去决战决胜。

       凡是统率军队，必须预先建立各种制度。各种制度建立了，士卒就不会混乱。士卒不混乱，纪律就严明了。这样，命令一经发出，成百的人都尽力战斗。冲锋陷阵时，成千的人都尽力战斗。歼灭敌军时，成万的人都协力作战，这样，天下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它抗衡了。
　　古时，士兵有“什伍”的编制，战车有“偏列”的编制。当击鼓挥旗发起进攻时，首先登上敌人城堡的，往往只是那些乐于为国出力的勇士，首先战死的，也往往是那些为国出力的勇士。如果只杀伤一个敌人而我军却损伤一百人，这就等于大大地加强了敌人而严重地损伤了自己，可是平庸的将领却不能避免。士兵应征入伍后，刚编入部队就逃亡回家，或者刚上战场就自行溃败，这就会出现大量的逃散伤亡，可是平庸的将领却不能制止。敌人在百步之外，就应当用弓箭杀伤他们；在五十步之内，就应当用矛、戟杀伤他们。但是将帅击鼓传令时，士兵们却互相吵闹，把箭、矛折断，把戈戟抛弃，面对敌人而畏缩不前，战斗中出现这些情况，就是自己先溃败了，可是平庸的将领却不能禁止。战斗时士兵脱离了队伍，战车脱离了“偏列”，机动部队抛弃他们的将领自行逃走，其他士兵也随之溃散，可是平庸的将领却不能制止。将帅如能制止这四种情况发生，那么高山可以攀登，深水可以跨越，坚固的阵地也可以摧破。如果不能防止这四种情况发生，[要想战胜敌人，]就好比没有船只而想渡过江河一样，是不可能达到目的。
　　人们本来并不是好死厌生的。只是由于号令严明，法制周详，才能使他们奋勇向前。既有明确的奖赏鼓励于前，又有坚决的惩罚督促于后，所以出兵就能获胜，行动就能成功。如今百人设一卒长，千人设一司马，万人设一将军，这是以少数人管辖多数人，以少数将吏去治理整个部队的事务。如果能听从我的统御方法，就可以驾驭三军之众。如果做到一个违犯者也不放过，就是父亲也不敢放过儿子，儿子也不敢放过父亲，何况对于一般的人呢！一个亡命之徒，持剑在闹市上杀人，众人没有不躲避他的。我认为这并不是由于这个人特别勇敢而众人都无能。为什么呢？因为抱必死决心的人和贪生怕死的人，本来是不相向的。如果依照我的办法行事，可以使三军之众，就象一个持剑的亡命之徒那样，前进时敌人不敢抵抗，后退时敌人不敢追击，而能做到进退无阻。能够进退无阻的军队，那就是图王称霸的军队了。
　　有统率十万军队而天下无敌的，是谁呢？是齐桓公。有统率七万军队而天下无敌的，是谁呢？是吴起。有统率三万军队而天下无敌的，是谁呢？是孙武子。现在各国一些杰出的将领，所统率的军队都不下二十万，其所以不能功成名就，就在于没有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如果明确建立了这些制度，一个人取得胜利，就会带动十个人取得胜利，十个人取得胜利，就会带动百人、千人、万人取得胜利。所以说，改善我们的武器装备，培养我们的战斗作风，军队一旦出动，就象鸷鸟捕食那样凶猛，象倾泻到深谷的急流那样势不可当。
　　如今有的国家遇到外患的时候，总是以贵重的珍宝作为礼品，以爱子作为人质，以国土割让给别人，用这些条件去乞求别国派兵援助，而派来的援军往往名为十万，其实不过几万罢了。而且当其出发的时候，他们的国君总是告诉他的将领说：“不要在别人之前进入战斗”。他们是根本不可能为你奋力作战的。
　　治理全国民众，没有什伍的制度，就没有谁能治理好他们。编成十万大军，就必须能用它们去取胜。如果这些军队，穿了国家的衣服，吃了国家的粮食，战不能胜，守不能固，这不是士兵的罪过，而是由于军内没有建立良好的制度或指挥不当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有别国军队帮助作战，而敌人好象一匹飞驰的骏马，援兵却象一匹迟顿的劣马，劣马去和骏马较量，这怎能有助于我军的气势呢。利用天下的财富来充实我们的国力，参考天下的制度来修订我们的制度。整肃号令，严明赏罚，使天下都知道不耕种的人不能得食，无战功的人不能得爵。鼓励民众奋勇争先地投入生产和战斗，这样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所以说，号令一经发出，就必须取信于民而风行全国。
　　如果有人说他有战胜敌人的办法，可不能轻信他的空话，必须实践中考验他。要想兼并别国的土地，统治别国的人氏，必须国内贤才辅佐。如果在国内没有贤才辅佐，而想统一天下，必然招致兵败将亡的后果。即使侥幸获胜，国家也会因此而更加衰弱，即使攻占别国的土地，国家也会因此而更加贫困，这些都是由于国家制度有病，[不能选贤任能的缘故]。

　　将所赖以作战的是军队，军队所赖以作战的是士气。士气旺盛就勇于战斗，士气沮丧就会溃败。在军队还未行动，双方还未接触时就能够压倒敌人的条件有五个方面，一是朝廷的决策英明，二是将冲的选拔得人，三是进入敌境的迅速突然，四是本国防务的坚强充实，五是列阵决战的指挥正确。这五个方面都要先分析敌情，而后行动，用以实击虚的办法去压倒敌人。

　　善于用兵的人，能压倒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压倒。压倒敌人，在于将帅的机智。号令是用来统一军队行动的，对军队情况不了解，号令就会经常变更，经常变更的号令，纵然下达了，大家也都不会相信。因此，下达号令的原则是，有小的缺点不必变更，有点不明确也不须重申。所以，上级没有可疑的命令，大众也就不会无所适从；行动没有犹豫不定的事情，大众就不会三心二意。

　　从来就没有不取得大众衷心信任，而能得到他们自愿效力的，也没有不取得大众自愿效力，而能使他们拚命作战的。一个国家必须有崇礼守信相亲相爱的风气，民众才能忍饥耐饿克服困难。国家必须有孝顺慈爱廉洁知耻的习俗，民众才能不惜牺牲去捍卫国家。古代君王治理民众，必须先以礼信感化他们，然后用爵禄鼓励他们；先以廉耻教育他们；然后用刑罚督促他们；先用仁爱抚慰他们，然后用法律约束他们。将帅指挥作战，必须用自己的表率行为来激励部队，这样才能象头脑指挥四肢一样的灵活自如。战斗意志不加激励，士兵就不会为国家效死，士兵不为国家效死，部队就没有作战能力。激励士气的方法，就是使民众都过富裕的生活。官职的等级，死丧的抚恤，是民众所追求的，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根据民众的生活需要制定保障措施，根据民众的功绩给予表彰奖励，使他们在田地体禄方面得到实惠，起居饮食方面得到照顾，邻里互相鼓励，死生互相帮助，战时携手应征入伍，这就是激励民众的办法。使同什同伍的人，象亲戚那样互相关心，上下级关系象朋友那样亲密无间，军队驻止下来就象铜墙铁壁一样的坚固，行动起来就象急风暴雨一样的迅猛，战车一往直前，士兵绝不后退，这就是战胜敌人的根本原则。

　　土地是用来养活民众的，城塞是用来保卫土地的，战斗是用来防守城塞的。所以，注重农业生产的，民众就不会受饥荒，注重边疆守备的，领土就不会被侵犯，注重机动作战的，城市就不会被围困。这且件事是古代君王立国的根本问题，而其中军事问题又最为紧要。所以古代君王特别注意军事方面的五个问题：粮食储备不充分，军队就难以行动；奖赏待遇不优厚，民众就得不到鼓励；武士不经严格挑选，部队就不会坚强；武器装备不充实，战斗力就不会强大；赏罚不公正，民众就不会畏服。能够注意到这五个方面的问题，防守时就能守必固，行动时就能战必胜。要由防御转入进攻，防御就要稳定，阵地就要坚固，发起进攻要使用全部力量，战斗行动要协调一致。

　　实行王道的国家，注意增加人民的收入；实行霸道的国家，注意增加武士的待遇；没落的国家，只图增加中上层贵族们的财富；濒于灭亡的国家，只图增加君王自己的库存财物。所以说，只满足上层而忽略下层，其祸患是无法挽救的。常言说，选用贤能，不须选择吉日良辰，也会顺利。法令明确，不必占卜吉凶，结果也会圆满。尊重功劳，不必祈祷也会得福。又说，天时有利不如地形有利，地形有利不如人心和睦。圣人所重视的，只在人的作为罢了。

　　勤劳的军队，将帅与士卒同甘苦，不先顾自己。天热不张伞，寒冷不加衣，路险必然下马步行，部队的井挖好了自己才饮水，部队的饭煮熟了自已才进餐，部队的营垒筑成了自己才休息，将帅必须与士兵同劳佚，共甘苦。这样，部队虽然长期作战，也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而不致衰竭疲弊。

军队以沉着冷静致胜，国家以统一团结致胜。部署分散力量就会削弱，决心动摇，士气就会涣散。力量薄弱，就不敢大胆进退，即使有好的战机也可能放走敌人。将吏士卒，一动一静，都象人的身体一样，如果决心摇思想混扎，就是计划决定了，也不能立即行动，行动起来了，又不能加以控制。军队中众说纷纭，空话连篇，将帅没有严肃的态度，士兵没有正规的训练，这样发动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这就是颓废无用的军队，这种军队是不能同敌人战斗的。

　　将帅好比人的首脑，部属好比人的四肢，首脑的决心坚定，四肢的动作必然有力，首脑的决心犹豫，四肢的动作必然迟疑。如果将帅指挥军队，不能象首脑控制四肢那样灵活自如，士兵不能象四肢那样按首脑的指挥行动，这样的军队，即使取得胜利，也是侥幸的胜利，而不是正确指挥的结果。

　　士卒是不会既畏惧敌人又畏惧自己将帅的。畏惧自己的将帅就会蔑视敌人，畏惧敌人就会蔑视自己的将冲。将帅被士卒蔑视，作战就会失败；将帅在士卒个有威信，作战就能胜利。凡将帅能掌握运用这个原则，军吏就会畏惧将帅；军吏畏惧将帅，士卒就会畏惧军吏；士卒畏。惧军吏，敌人就会畏惧我军士卒。因此，要知道胜败的道理，首先就要懂得畏惧与蔑视两者的相互关系。

　　如果不能以爱托使士卒悦服、士卒就不会为我所用；如果不能以威信使士卒畏成，士卒就不会听我指挥。爱抚在于使下级驯服；威信在于上级自己树立。爱抚能使士卒不怀二心；威信能使下级不敢违令。所以善于带兵的人，就要善于掌握爱与威的运用。

　　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可以轻言作战，攻城没有必取的把握，就不可以轻言攻城。否则，即使采取严刑重赏也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威信在于平素树立，事变要在事前预见。所以兵员一经集中，就不能随便解散，军队一经出动，就不能无功而返。寻求敌人要象寻找丢失的孩子那样志在必得，进攻敌人务象抢救落水的人那样奋不顾身地迅速行动。分兵守险的，不会有决战的意图；进行挑战的，不会使用全部兵力；鲁莽作战的，不会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凡是正义的战争，最好由我首先发动，为争私结怨的战争，应是出于不得已。因结怨而引起的战争，最好后发制人。所以说，发动战争，必须看准时机，战争结束，还是应当戒备。

　　战争有靠谋略取胜的，有靠野战取胜的，有靠强攻城市取胜的。总之，要敢于战斗才能胜利，屈服退让就会失败，即使侥幸不败，也是由于敌人意外地发生惊慌而偶然胜利的。偶然的胜利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不能获得真正胜利的将领，就不合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英明的主帅在作战的时候，必须以正确的指挥，统一的行动来与敌决战，这样，虽不强求胜利而胜利也会自然到来。

　　军队也有假装没有准备或故意表示怯弱而取胜的，这是因为它有巧妙的制敌办法，有充分的战斗准备，有周密的应战计划，有坚定的临战指挥的原故。按军队的编制，五人为伍设有伍长，十人为什设有什长，百人为卒设有卒长，千人为率设有率长，万人为军设有将军，这样的编制已经是很周密很完善的了，战斗中指挥官早上战死，早上就有人接替，晚上战死，晚上就有人接替。战前要分析敌人的虚实，察明敌将的才能，然后才能起兵。

　　大凡集中军队，远隔千里的，不能超过十天的时间，相距百里的，不能超过一天的时间，而且必须集中在敌人边境附近。兵员已经集中，将帅已经到达，就应立即深入敌人腹地，分别遮断它的交通，包围它的重要城市，迫使放人困守孤城而处于危险的境地。同时把占领地内的男女居民组织起来，重层配置，分头抢占险要地形，向敌人要害突击。在敌人困守孤城、各方联系又被切断的情况下，再全面发起进攻、就可使敌军将冲丧失威信，官兵互不协力，虽用严刑峻法也不能迫使下级服从命令。这样就可以乘势打败敌人、不待敌人援军到达，而守城敌军就已投降了。

　　如果敌人交通设施没有战备，要塞没有修理，工事没有构筑，障碍没有设置，虽有城塞也是不能防守的。边境的堡垒没有部队占领，守边的部队没有调动就绪，虽有人也等于无人了。敌人应征集的牲畜没有集中，应征集的粮食没有征集。该征收的财物没有收齐，虽有资财也等于没有资财了。对这种城邑空虚而资财穷尽的敌人，我应乘虚进攻它。兵法上说，“我军行动自由如入无人之境，敌人不待交锋就已被打败”，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凡是守城的军队，不在外城迎击敌人，不固守城郊险要据点，这样来进行防御战斗，不是好的办法。因为，把英雄豪杰，精锐部队，优良兵器，都集中在城内，并且收集城外的存粮，拆毁城外的房后，使民众统统退保城垣，这样就会使攻者气焰嚣张，而守者士气低落，一旦遭敌进攻，守军就会受到很大损伤。但是一般庸将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防守的军队绝不能放弃险要的地形，守城的方法，城墙每一丈，需要十人防守，勤杂人员还不计算在内。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守备部队不担任出击。守城一人可当敌十人，十人可当敌百人，百人可当敌千人，千人可当敌万人。所以建筑城郭，并不是耗费民力去堆土玩，实际是为了加强防御。通常千丈之城需要万人防守，同时要求城壕深而宽，城墙坚而厚，人力充足，柴粮丰富；弓矢坚强，矛戟也同样锋利。这就是守城的方法。

　　敌人使用十万以上的兵力进攻城市时，守城的军队如果有可靠的援军，城市就一定能守得住，如果没有可靠的援军，城市就不一定能守住。如果防者城垣坚固，又有可靠的援军，那么，民众就没有不竭尽全力守城的。要想坚守一年的城市，必须守军足以抵抗进攻的敌人，援军足以支援防守的军队。如果城垣坚固但没有可靠的提军，那么，民众就没有不守着城垛而悲伤的，这是人之常情，即使散发财物和粮食来安抚他们，也不能消除这种悲观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勉励豪杰英雄率领精锐部队，使用优良武器，奋力战斗于前，使老幼残弱者并力支援于后，[才有希望坚持下去打开局面]。

　　敌人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援军必须能打开重围，守军也必须能乘机出去，抢占要点。援军也可以只在守军的后方打开一条通路，使军的粮道不被切断，并与守军互相策应，这是为了表示救援不积极用以迷惑敌人，等待有利战机。[敌人为了对付援军]，只好把精部队撤到后方控制起来，而把战斗力差的部队配置在攻城前线，这样敌人攻城，就不可能有进展，而守军也可以出去了。这就是守城的权变。

       立威在于坚定不移，施惠在于恰合时宜，机变在于适应情况，作战在于激励士气，进攻在于出敌不意，防守在于隐蔽部署，不犯错误在于考虑周密，不遭危困在于予有准备，慎重在于能警惕小事，明智在于能统筹全局，消除祸患在于勇敢果断，能得人心在于礼贤下士。
　　后悔在于决心犹豫，罪恶在于滥行杀戮，偏袒在于私心过重，指挥失误在于自以为是，用度不足在于耗尽民财，是非不明在于受人离间，做事不踏实在于轻举妄动，固执浅薄在于疏远贤人，祸患在于贪财好利，受害在于接近坏人，灭亡在于没有战备，危险在于号令不明。

凡是用兵，不要进攻无过的国家，不要杀害无辜的人民。杀害人家的父兄，掠夺人家的财物，奴役人家的子女，这些都是强盗的行为。战争的目的是平定暴乱，制止不久行为。对于被讨伐的国家，要使农民不离开他们的土地，商人不离开他们的店铺，官吏不离开他们的机关，因为用兵的目的，只在于惩罚祸首一人，所以能不必经过流血战斗就可得到天下的拥护。
　　万乘之国实行农战结合[以足食足兵]，千乘之国要能自救自守，百乘之国要能自给自足。农战结合，足食足兵的国家，战守之权操之在己而不仰仗他人；能自救自守的国家，就可不向外国乞求援助；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就可不向别邦乞求资财。[在国防经济上，]如果进不足以战胜敌人，退不足以进行固守的，就应该用发展集市贸易的办法来解决。发展集市贸易，是增加税收、供给军费的好办法。万乘之国虽然不象千乘之国那样求助于人，但必须象百乘之国那样，发展贸易，增加收入。
　　杀戮，是用来整肃军威的。杀一人能使全军震动的，就杀掉他。杀一人能使万人高兴的，就杀掉他。需要杀人时，应该以地位高的人作典型，实行奖赏时应该以地位低的人做榜样。应该杀的虽然官高势大，也一定要杀，这就是“刑上究”的原则；奖赏及于下属的牛童马倌，这就是“赏下流”的原则。能够做到“刑上究”，“赏下流”，这是将帅威武严肃的表现。所以君主应该尊重将帅的职权。
　　将帅击鼓指挥军队，使其在危难情况下与敌决战，当两军短兵相接的时候，如果指挥得当，就会建立功名，如果指挥不当，就会身死亡。由此看来，国家的存亡安危，在于将帅的指挥是否得当，这怎能不使人重视将帅的作用呢？
　　击鼓指挥军队，与敌人进行格斗，君主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我以为并不是困难的事。古人说：“没有‘蒙冲’去进攻，没有‘渠答’去防守，这是装备不完善的军队”。[军队由于营养不良]以致影响了视力，影响了听力，这是由于国家没有管好市场，以致供给缺乏的原故。市场，应对百货进行管理，用贱买贵卖的办法，以限制士民操纵物价。[一般说]，每人每天不过吃粮食一斗，每马每天不过吃饲料三斗，而弄得士卒饥饿，马匹瘦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市场虽有各种物品，而无人管理的原故。要知道统率天下的军队，而没有对百货进行有效的管理，那是不能顺利进行作战的。
　　进行战争，能使军队坚持长期作战的，必然是[由于军令严明]官兵不得不为我效力的原故。譬如凶猛的鸟追逐小雀，有时竟使小雀窜入人们的怀中，闯进人家的室内，这并不是它愿意舍生就死，而是怕后面的凶鸟追上来了。
　　太公望到了七十岁，还在朝歌宰牛为业，在盟津卖食品谋生。年过七十，还没有得到君主的任用，许多人都说他是放荡不拘的人。及至遇见了周文王，却能统帅三万之众，一战而平定天下。如果他没有高深的谋略，哪能得到这样的重用呢。所以常言说，良马得到鞭策就可以日行十里。贤士得到重用，就可使政治昌明。
　　武王伐纣，统帅军队在盟津渡河，他右手执白旄，左手执黄钺，指挥敢死之士三百人，士卒三万人同商军作战。这时商纣的军队有几十万，而又有飞廉恶来这些勇将，身先士卒，不避戟斧，阵势绵延百里不断。但武王并没有使士卒疲劳，也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打败了商军，诛灭了纣王。这不是由于什么吉凶灾祥预兆，而是由于人善与不善的必然结果。如今一般庸将，只知道考究时辰判定方位，求神问卜推测吉凶，以及观察星辰风云的变化来推断战争的胜败，想用这些方法来致胜立功，我以为是很难做到的。
　　做将帅的人，必须上不受天时的限制，下不受地形的限制，中不受人为的限制。武器，是杀人的凶器，战争，是暴力的行动，将帅，是掌握生杀的官吏，所以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它。指导战争，要做到上不受天时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制，后面不受君主的制约，前不受敌人的阻抗。万众一心的军队，行动起来就象虎狼般的勇猛，风雨般的急骤，雷电般的突然，声势浩大，行动莫测，使天下惊惧。胜利的军队象水一样，水看来是最柔弱的，但它所冲击的地方，山陵也会崩塌，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由于水总是流向一个方向，不断冲刷的结果。现在用莫邪那样锋利的武器，犀牛皮制成的坚固铠甲，装备起来的大量军队，再加上奇正的灵活运用，天下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同他抗衡了。所以说，只要任用贤能，不须选择吉日良辰事情也会顺利；只要法令严明，不须求神问卜也会获得吉祥；只要奖励战功优厚抚恤，不须祈祷也会得福。又说，天时有利不如地形有利，地形有利不如人心和睦。古代的圣人，不过是重视人的作用罢了。
　　吴起与秦军作战，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只用树枝掩盖以遮蔽霜露。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不自视高人一等的原故。凡是要求人家为你效死，就不能要求人家对你必恭必敬；要求人家竭尽全力，就不能讲究那些繁文缛节。所以古时候穿戴盔甲的将士不行跪拜之礼，这是表示不愿因自己而增加别人的麻烦。给别人增添很多麻烦，而又要求人家为你效死尽力，是从古至今，没有听说过的。
　　将帅奉命出征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家庭，带领军队到达战场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亲属，临阵指挥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安危。从前吴起临战的时候，左右的人把宝剑呈送给他。吴起说：“将帅的主要职责是发号施令。在危难的情况下，做出决断，以指挥军队去作战，这才是将帅的职责，直接拿起兵器与敌人格斗，不是将帅的职责。”
　　三军整队行军，日行三十里，三天走九十里。军行九十里以后，就要象决开江河一样势不可当地前进。与敌人接近时，应根据敌人特点来对付他，如果敌人使用白色标记，我也用白色标记来欺骗它，敌人用红色标记，我也用红色标记迷惑它。

将帅是掌管刑法的官吏，也是一切事务的主宰者，不应偏袒任何人。正由于不偏袒任何人，所以任何事情发生，都能公平裁决，任何情况出现，都能正确处理。

　　贤德的人总是亲自询问，详察案情，避免错误，秉公审理，即使犯人与自己有深仇宿怨，也不追究前仇。所以善于审案的人，不必施行拷打，也可以把案情全部掌握。如果依靠鞭打犯人脊背，烧灼犯人两胁，捆夹犯人手指等办法来审讯，就是豪杰之士，也会因经不起这种酷刑，而被屈打成招了。

　　现今的俗话说：“有千金的人，可以免死，有百金的人，可以免刑。”如能听取我的意见，采用我的办法，虽有尧舜的智慧，也不能关说一句通融的话，虽有万全的财富，也不能用一“铢”钱行贿。

　　现今审理案件，小案拘禁不下数十人，中等案件拘禁不下数百人，大案拘禁不下数千人。而且往往是十人的事牵连百人，百人的事牵连千人，千人的事牵连万人。所牵连的人，首先是父母兄弟，其次是亲属，再次是熟识的朋友。被牵连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商人被迫离开店铺，士大夫被迫离开官府。象这样众多的良民被牵连而关进监狱，这就是当前拘禁囚犯的实际情况。兵法上说：“十万大军出征，一日托费千金。”现在十万良民被牵连入狱，而君王不能明察，我认为是很危险的。

设置各级官吏，主管各项事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各种官制，按职守分管士、农、工、商各个部门，这是治理国家的分工。〔天官冢宰主管]授予官爵俸禄必须与其德才相称，这是区别尊卑贵贱的体制。[地官司徒掌管]表扬好人，惩罚坏人，执行比法，以考核、统计人冒及其财产，均分土地，减轻赋税，以保障对民众取予的适度。[冬官司空掌管]分配工人的任务，供应物资器材，提高工作效率。[夏官司马主管]划分防区，守备要地，以防止和消灭各种变乱事件。执法严肃，处理果断，这是臣子的本分。制订法令，实行考核，这是君主的责任。
　　明确属下的主管业务，区别政事的轻重缓急，这是各部大臣的职权。奖赏公正，惩罚严格，这是防止坏人活动的手段。研究应兴应革的事项，坚持统一的方针政策，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下情上达，上情下通，这是全面了解情况的方法。了解国家资财的多少，这是[量入为出，]节约开支的根据。了解国家的薄弱环节，这是弥补弱点，变弱为强的依据。预见国家可能发生的动乱，这是防患未然安定国家的决定因素。设置文武官吏，分管政治、军事，这是王者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

　　要做到社会安定，不须官吏去管理，万民勤奋不需上级去鼓励，民众没有纠纷，国家没有商贩，造成最好的政治局面。我之所以坦率地陈述这些意见，也就是希望你能施行这种德政。

       治理民众用什么办法呢？回答是，没有五谷人们就没有饭吃，没有丝麻人们就没有衣穿，所以吃饭有了粮食，穿衣有了丝麻。
　　男子从事耕种，女子从事纺织，人们专事耕织不受其他事务的影响，国家就有储备了。提倡男子不要从事奢侈品的雕刻，女子不要从事装饰品的刺绣。木制的食器容易渗水，金属的食器带有腥味，圣人的饮食用具都是来源于土，因而制作陶土用具，这就可杜绝天下的浪费了。
　　如今，金木本来是不知道寒冷的，却要给它披上锦绣，牛马本来是吃草炊水的，却要喂它粮食，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它们的本性，应该建立。合理的制度才是。春、夏男子到田里耕种庄稼，秋、冬女子在家里染织布帛，这样人民就不会贫困了。现在人民穿的是粗布短衫，而且。还遮不住身体，吃的是粗劣食品，而且还填不饱肚子，这是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的表现。古时候，土地的肥舟同今天没有两样，人民的勤惰同今天也没有两样，为什么古人丰衣足食，而令人缺吃少穿呀？主要是种田的人不能经常耕作，织布的人不能经常纺织，这怎能免于饥寒呢？总的来说，这是由于古代行之有效的耕织制度，到今天已经把它废止了的原故。
　　所谓良好的政治，在于教育民众不要自私。如果民众不自私，天下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不必进行私耕私织，大家都把别人的寒冷当作自己的寒冷，把别人的饥饿当作自己的饥饿。因此，有十个孩子的人，也不加重他的生活负担，只有一个孩子的人，也不减轻他的社会责任，这样人们哪里还会喧喧嚷嚷嗜酒作乐，以致败坏良好的风尚呢？如果民众不安分，私欲就会产生，争权夺利的祸患就随之而起了。如果有一个人违背了这种无私的准则，别人也跟着他把粮食储藏起来自已吃，把财物储藏起来自己用，[发展下去就会犯禁了，]而民众一旦犯紫，就逮捕治罪，这怎能配得上为万民之首呢？好的政治，就是坚持法制，教育民众不要自私，大家不敢自和，就没有为非作歹的人了。如果人们恢复纯朴的本性，遵循无私的准则，那么，个人和私欲就会打消，争夺行为就会停止，监狱里就会没有囚犯，劳动的人就会遍布田野，生产的粮食就会增多，民众的生活就会安定，四方的民族也会受到关怀，国家没有外患，也没有内乱，这就可以称得上天下大治了。
　　蓝蓝的天空，谁知道它的边际？五帝三王的政治，谁的方式可供效法呢？过去的时代不可能重现，未来的理想也不能只靠等待，只有求之于自己的创造。
　　能够称为天子的，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智慧超人，二是恩布万民，三是功业宏伟，四是天下无敌。这都是天子应做到的事。
　　不能把野生的动物作为祭品，不能把杂凑的学说当成真才实学。
　　现今有人说：“百里宽的大海，不够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喝，三尺深的小泉，却够三军之众解渴。”我认为私欲的产生由于没有节制，邪恶的产生由于禁止不力。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精神感化，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就是不误农时，不竭民财。禁止坏人坏事，必须使用强制手段才能成功；奖励好人好事，必须结合教育才能奏效。

兵法上说，兵力小的可用权谋取胜，兵力大的可用威力取胜。先敌使用权谋，敌人有力量也无法使用，先敌使用武力，敌人有力量也无法抗拒，所以用兵最好先发制人。善于运用这一原则。就能战胜敌人，不善于运用这一原则，就不能战胜敌人。我去进攻敌人，敌人必然要反击，敌人来进攻我们，我们也必然要反击。不是我战胜敌人，就是敌人战胜我，这是战争的客观规律。精细周到的谋略在于明察敌我双方情况，机动权变的指挥在于灵活运用作战原则。有力量装做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却装做有力量，敌人怎么能摸清我们的真实情况呢。
　　先王之所以为后世传颂的，在于能任用正直的人，清除奸诈的人，保护善良恭顺的人。[而对于那些触犯刑法的人〕决不留情。
　　所以懂得战争规律的人，必先考虑一味冒进的危险，怎能指望一往无前就能胜利呢？如果轻举冒进，寻求决战，敌人又有计划地加以阻止，这样我军的进攻一定会遭到失败。所以兵法上说，如果敌人求战，我就应战，或者见到敌人就去进攻，或者我军的力量本来不能阻挡敌人的进攻，而又轻率地交战，都必然会丧失战争的主动权。
　　军队处于被动地位就会挫伤士气，军心恐惧就不能坚守，遭受失败是由于指挥无方，这些都是用兵不得其法的原故。军队斗志昂扬而毫不犹豫，就同敌人进行决战，敌人动摇而又不敢前进，就乘机发动进攻，明瞭敌情而又居高临下，就利用威势压倒敌人。这就算是精通兵法了。
　　军队言语不谨慎，就会泄密。作战行动无节制，就会失败。士兵散漫急躁不受约束，就会溃乱。必须要转危为安，消除祸源，机智地进行处置。朝延的决策要高明，将帅的选用要慎重，进入敌人国境要迅速，这就可以不经战斗而使敌国屈服了。

统辖千人以上的将领，若有作战失败，守城投降，擅离防地，弃军逃跑的，叫做国贼。对这种人要处死抄家，取消他的官籍，挖掘他的祖坟，把尸骨暴露在大街上示众，全家男女收入官府作为奴隶。统辖百人以上的官吏，若有作战失败，守城投降，擅离防地，弃军逃跑的，叫做军贼。对这种人要处死抄家，把全家男女收入官府作奴隶。这样就会使全军将士对内畏惧重刑，对外轻视敌人了。

所以从前英明的君主，都是首先中明法令，然后使用重刑。刑罚重则人心畏刑，人心畏刑就会坚强对敌了。

军队的联保制度，是按五人编为一伍，伍内的人互相联保，十人编为一什，什内的人互相联保；五十人编为一属，属内的人互相联保；百人编为一闾，闾内的人互相联保。伍内如有触犯禁令的，同伍的人揭发了他，全伍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全伍受罚。什内有触犯禁令的，同什的人揭发了他，全什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全什受罚。属内有触犯禁令的，同属的人揭发了他，全属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全属受罚。闾内有触犯禁令的，同间的人揭发了他，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全间受罚。
　　将吏从什长以上到左、右将军，上下都互相联保，凡有触犯禁令的，揭发了的都免于治罪，知道而不揭发的，都与他同罪。
　　同伍同什的人都互相具结，上下之间都互相联保，就没有不能破获的阴谋，没有不被揭发的罪恶。即使父亲也不能够包庇他的儿子，哥哥也不能够包庇他的弟弟，何况一般的人呢？既然同吃同住在一起，哪还敢有违犯禁令而私相包庇的呢?

中军和左、右、前、后各军，都有分配的营地，营地四周围以矮墙，不能互相来往。将有营地，帅有营地，伯也有营地，各个营地周围都挖有界沟，并明确颁布营地的禁令，规定各“伯”驻地，不是同“伯”的人不得进入。如有不同“伯”的人擅自进入，伯长应惩罚他们。伯长不惩罚他们，就和他门同罪。

　　军中纵横方向的道路，每隔一百二十步设立一个岗哨，根据人数和地形使岗哨能够监视到各条道路，负责限制行人往来，保障交通顺畅，除非持有将吏的符节一律不准通行。打柴和放牧的人员，都要整队行动，不整队的不得通行。官吏没有符节，士兵没有整队的，都由担任营门警卫的军官惩罚他们。凡是越出自己营地范围，进入别人营地的，都应加以惩罚。这样，内部就没有触犯禁令的人，外来的奸细也就不难查获了。

束伍令规定，五人编为一伍，写一份五人联保凭征，保存在将吏那里。战斗时，伍内伤亡与斩获的数量相等的，功罪相当；有斩获而自己没有伤亡的，有赏；伍内有伤亡而没有斩获的，处死刑，并惩办他的家族。自己的什长伯长伤亡而能斩获敌人什长伯长的，功罪相抵；斩获敌人什长伯长而自己什长伯长没有伤亡的，有赏；自己什长伯长伤亡而没有斩获敌人什长伯长的，处死刑，并惩办他们的家族；战时军规律军，能斩获故人什长伯长的，可以免罪。将领伤亡而能斩获故统率将领的，功罪相抵；斩获敌人将领而自己将领没有伤亡的，有赏；自己将领伤亡而没有斩获敌人将领的，按放弃防地，临阵脱逃论罪。
　　战时军律规定，什长有权处死所属的任何一个人，伯长有权处死什长，统率千人的将领有权处死伯长，统率万人的将领有权处死统率千人的。将领，左、右将军有权处死统率万人的将领，大将军有权处死全军的任何人。

管理军队，就是依经手卒把军队区分为三军。左军用青旗，士兵戴青色羽毛；右军用白旗，士兵戴白色羽毛；中军用黄旗，士兵戴黄色羽毛。
　　士兵的标记有五种，第一行用青色标记，第二行用红色标记，第三行用黄色标记，第四行用白色标记，第五行用黑色标记，按此次序规定，管理士兵，遗失标记的，要给以惩罚。第一个五行的标记佩在头上，第二个五行的标记佩在颈上，第三个五行的标记佩在胸前，第四个五行的标记佩在腹部，第五个五行的标记佩在腰间。这样，士兵就不会认错他的官长，官长也不会认错他的士兵。如果官长发现不属于自己的士兵而不加盘问，见到行列混乱而不加制止，就和犯错误的人同罪。
　　开始进行格斗的时候，如果前行的奋勇前进，就是敢于战斗，后行的退缩不前，就是沾污军誉，超过前面五行而前进的有赏，越出后面五行而后退的就杀。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分清吏卒们进、退、先、后的功过是非。因此可以说，命令一下，军队前进就象雷霆那样迅速，冲击就象风雨那样猛烈，没有哪个敌人敢于在前面阻挡，也没有哪个敌人敢于在后面尾追，这就说明了经卒令的重大作用。

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各有各的用法。一次击鼓部队就前进，二次击鼓部队就冲击；一次鸣金部队就停止，第二次鸣金就代表马上退兵。铃是用来传达命令的。旗指向左边部队就向左，指向右边部队就向右。但使用奇兵时就应变换这些指挥信号。有时鼓声一阵是令部队向左冲击的，有时鼓声一阵是令部队向右冲击的。走一步敲一下鼓是慢步行进的鼓声，走十步敲一次鼓是快步行进的鼓声，鼓声不断是跑步行进的鼓声。发商音的鼓，是将使用的鼓；发角音的鼓，是帅使用的鼓；发音细小的鼓，是伯使用的鼓；三种鼓声同时响起，表示将、帅、伯意图一致。对奇兵应改换这些指挥信号。鼓音混乱的处死，大声喧哗扰乱鼓音的处死，不听金鼓铃旗指挥而擅自行动的处死。
　　首先以百人为单训练作战，训练完成后，再以千人为单位进行合练，千人训练完成后，以万人为单位进行合练，万人训练完成，就集合全军进行合练。全军吏卒都应学会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这种大军作战的方法。全军训练完成后，通过校阅，以检查训练的效果。
　　有训练的军队方阵也能取胜，圆阵也能取胜，在错综复杂的地形作战也能取胜，在险要阻绝的地形作战也能取胜。敌人在山上，就缘山进攻它。敌人在水上，就下水攻击他。攻打敌人要像找丢失的孩子一样迫切，毫不迟疑地追击，所以能打败敌人，致敌于死命。
　　用兵必须提早定下决心，预先确定作战计划，如果计划不预先制定，决心不及早定下，就会进退不定，疑虑丛生，这样必然招致失败。一般说未正兵应该先用，奇兵应该后用，但是哪个先用，哪个后用，都是为了战胜敌人。
　　一些庸将不懂得这种奇正变化的法则，一意孤行，以先击为勇，这就没有不失败的了。在出兵时，该考虑的不考虑；进军中，该有信心而又动摇；在战斗中，当快时不快，当慢时不慢，这三种都是对作战不利的。

将军奉命出征，君主必先在宗庙商定大计，然后在朝廷发布命令，并亲自把斧钺授予将军说：“左、右、中三军，皆有分掌的职权，如有越级报告的处死。军队中除将军外不得发布命令，擅自发布命令的处死。扣压命令的处死，贻误命令执行的处死。”

　　将军受领任务后，向下级宣布说：“出了京城以后，限于正午以前，树立营表，设置辕门，等待军队报到，如果超过规定时间而迟到的依法惩办。”

　　将军入营以后，即关闭营门，禁止通行，有敢擅自通行的处死，有敢高声喧嚷的处死，有敢不服从命令的处死。

军队的教令规定，在分设营垒或布列阵势中，凡有不按照教令进退的，都给以违犯教令的处分。教练的时候，前行的士兵，由前行的伍长教练。后行的士兵。由后行的伍长教练。左行的士兵，由左行的伍长教练。右行的士兵，由右行的伍长教练。教练好五个人，那个伍长应当受到奖励。教练不好，就应受到违犯教令的惩罚。因伤病不能参加教练的，自己先向伍内报告，伍内士兵为他作证，可以免受处罚。
　　凡是同伍的人临阵交锋，如有一人不向前与敌死战，则负责教练的伍长，应和犯法的人同罪。什内的人互相联保，如有一人死亡，其余九人不尽力与敌死战，则负责教练的什长，应和犯法的人同罪。自什长以上直到裨将，有不按教令行动的，则负责教练的各级官吏，应和犯法的人同罪。凡是想做到刑罚严明，奖赏公平，必须在军队平时教练中贯彻实施。
　　将吏使用不同的旗帜，士兵佩戴不同的徽章。左军的徽章佩在左肩，右军的徽章佩在右肩，中军的徽章佩在胸前，并在微章上写明部别姓名。此外，军队按照前后五行的顺序，佩戴五种不同颜色的微章，第一行把徽章戴在头上，其余各行依次降低佩戴的位置。
　　伍长教练伍内四人，用木板代鼓，用瓦器代金，用竹竿代旗。击鼓就前进，把旗放低就快跑，鸣金就后退，指挥向左就向左，指挥向右就向右，金鼓齐鸣就坐下。伍长教练好了，由什长集合教练。什长教练好了，由卒长集合教练。卒长教练好了，由伯长集合教练。伯长教练好了，由兵尉集合教练。兵尉教练好了，由碑将集合教练。裨将教练好了，由大将集合教练。大将教练他们，在野外排成阵势，进行演习。演习时树立三个大标竿，每隔百步树立一个。军队列阵完毕，在距第一个标竿百步时演习决斗，在距第二个标竿百步时演习快步前进，在距第三个标竿百步时演习跑步急进。反复演练使军队完全掌握各种要领，然后根据演练好坏进行赏罚。
　　敌军尉吏以下军官都有指挥旗，凡是战胜敌人获得敌人指挥旗的，应按旗帜所代表的官爵，给予相应的奖赏，以表明有功必赏的决心。战胜敌人在于能树立军威，树立军威在于使人同心协力，使人同心协力在于刑罚公正。刑罚公正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奖赏的作用。要使士兵出国作战，在生死关头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靠的就是赏罚严明。
　　要使防御的必能固守，进攻的必能备战，奸谋不会发生，奸人不敢造谣，命令贯彻不会走样，部队行动没有疑虑，轻装急进象雷电似的迅速，奋勇杀敌象惊马似的奔驰。提拔有功的人，表扬有德的人，功过是非黑白分明，这就能使士兵按照上级的命令行动。如象四肢听从头脑的指挥一样灵活了。
　　前锋部队，能够打乱敌人行列，突破敌人坚阵，就象大水决堤似的不可抵御，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军队训练有素的结果。训练这样一支军队，目的是为了开拓疆土，保卫国家，消除祸患，成就“武德”。

我听说人君掌握了必胜的方法，就能兼并广大的土地，实行统一的制度，从而威震天下。其方法有十二条：一是“连刑”，即一个犯罪，全伍连坐；二是“地禁”，即是管制交通，以防止奸细；三是“全车”，就是说战车上的甲士和随车步卒都要在车长统一指挥下，协调一致地行动；四是“开塞”，即划分防区，各自尽忠职责以行坚守；五是“分限”，即营阵左右相互警卫，前后相互照顾，环列战车，形成坚固营垒，用以抗拒敌人和保障宿营安全；六是“号别”，即前列部队进战时，与后列界限分明，后列不得抢先突进，以免次序紊乱；七是“五章”，即用五种颜色的标记以区别行列；保持部队始终不乱；八是“全曲”，即各部队在行动中互相连系，保持自己在战斗队形中的关系位置；九是“金鼓”，即激励将士杀敌主功，为国牺牲；十是“阵车”，即驻止时用战车前后连结成阵，遮蔽马的双目以免惊驰；寸一是“死士”，即从各军中选拔有才而能勇敢的人，乘着战车，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地出奇制胜；十二是“力卒”，即选用才力超群的人掌管军旗，指挥部队，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按照以上十二条进行教育后，有效逼犯教令的决不宽容。这样，军队战斗力弱的可以增强，君主威望不高的可以提高，法令废弛的可以整顿，人民流散的可以归附，人口众多而庞杂的也可以治理好，土地广大的可以守得住，不必出兵打仗，也能威服天下。
　　对军队有五条要求：受命为将要忘掉家庭，出国作战要忘掉父母，临阵杀敌要忘掉自己，只有抱必死的决心，才可以求得生存，急于求胜，是不好的。百人死战，就可以摧破敌阵。千人死战，就可以擒敌杀将。万人死战，犹可以横行天下。
　　周武王问太公望说：“我想用点时间来研究一下用人的要领。”太公望说：“奖励好人好事，要像高山那样的坚定不秽，惩罚坏人坏事，要像溪水那样的通行无阻。执行赏罚最重要的是不发生差错，其次是有了差错及时纠正，这就不合使人背后议论了。凡是有罪当罚而请求不罚的处死，有功当贫而请求木常的处死。
　　讨伐别的国家，必须利用它国内的变乱。观察它的财政情况，看它是否穷困，观察它国内的弊端，看它有何危机，看它上层是否专横暴戾，下层是否离心离德，有了这些情况就是有了可以讨我伐的因素。”
　　兴兵作战，必须详细研究敌我形势的变化，以计划军队的行动。敌我战备的程度，粮食的多少，比较双方进出道路的远近险易，然后出兵进攻，必能顺利攻入敌境。
　　敌人地大而城小，必先占领广阔的土地。城大而地窄，必先攻占它的城市。土地广阔而人口少的，就要控制它的枢纽要害，城市狭小而人口稠密的，就构筑土山攻城。对敌国不要损害其民众的利益，不要耽误民众的耕种，废除苛刻的法令，安定人民的生活，拯救民众的疾苦，这就是施恩于天下了。现今各国互相攻伐，往往仗恃强大，攻击施行德政的国家。军队从“伍”到“两”，从“两”到“师”，命令不统一，军心不安定。崇尚骄奢，惹事生非，官吏忙于处理这些事情，徒劳精力，招致战败。成功无望，还师罢军，挫伤士气，久战疲惫，将帅贪功，士卒劫掠，这就很容易被战败了。
　　凡是敌人将帅轻浮、营垒低矮、军心动摇的，就可以进攻它。将帅稳重、营垒高大、军心恐惧的，可以围困它。围困敌人，必须给它展示一线希望，使它斗志逐渐削弱，时间一久，即使敌人节约粮食，也会陷于饥饿了。敌方士兵夜间自相攻击，是军队惊恐不安的表现。士兵不听指挥，是上下离心离德的表现。等待别国救援，会战前局促不安的，是信心丧失，士气沮丧的表现。士气沮丧，军队就会失败；谋略错误，国家就会败亡。

兵器，是杀人的工具。战争，是违反道德的行为。掠夺，是卑鄙的手段。所以王者讨伐暴乱，是为了申张仁义的。战国诸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抵抗外敌侵略，互相图霸称雄，因而战争。
　　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像，政治是本质。能弄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政治是用来明察利害，辨别安危的。军事是用来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
　　意志统一就能胜利，离心离德就会失败。布阵队形密集有利于巩固，行列疏散则便于使用兵器。士卒畏惧将帅超过畏惧敌人的就能胜利，士卒畏惧敌人超过畏惧将帅的就会失败，所以要预知胜败，就可以比较士卒畏敌还是畏将，用这个比较来预见胜败，就像用秤称物一样准确。
　　将帅沉着，军队就会严整，将帅急躁，军队就会混乱。出兵列阵有一般的法则，队形疏密有一定的标本，先后次序有适当的规定。这里所说的一般法则，不是用于追击和奔袭城邑的。前后次序紊乱了就会战败，所以对扰乱次序的人要处死。
　　布阵通常是面向敌人的，但根据情况也有向内的，也有向外的，有立阵，也有坐阵。向内是为了保卫中军的安全，向外是为了防备敌人的袭击，立阵是准备进攻的，坐阵是用于驻止和防守的。采取立阵还是坐阵，应该根据军队的进止(攻守)来决定，将帅总是居中指挥。坐阵的兵器主要使用剑斧[以备近战]。立阵的兵器主要使用戟弩[以利远战]，将帅也是居中指挥。
　　善于抵御敌人的，通常先以正面兵力与敌作战，然始以机动兵力乘机打击它，这是必胜的方法。
　　战斗时还要陈列斧钺，设置旗章，有功必赏，犯令必杀。国家的存亡，官兵的生死，全都系于将帅的指挥。[能这样去指挥军队，]纵然天下有善于用兵的人，也是不能抗拒他的。
　　在敌我双方还没有交锋的时候，如果敌人前军呼噪是它兵力虚弱的表现，后军呼噪是它兵力充实的表现，前后都不呼噪的是有秘密的企图。虚、实、秘三者都是作战的形态。。

       在主力前方担任警戒的，是边境上的地方部队，他们在彼此相距三至五里的地方，[各自占领要点。]一听到主力出动，就立即做好戒备措施。战时，边境一律要禁止通行，这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缘故。
　　内地士兵去守卫边疆时，应使将吏发给旗鼓戈甲。到了出发的日罪，如有士兵在将吏之后离开县界的，应以后期出境论罪。士兵守卫边疆一年，而不等到接替的人到来就擅自离开的，应同逃兵一样治罪，父母妻子知道情况的，与犯人同罪，不知道情况的，免罪。士兵在将吏之后一日至大将处所报到的，父母妻子都与他同罪。士兵逃亡到家已过一日，父母妻子既不拘捕又不报告的，也与他同罪。
　　凡是在战斗中，士兵擅自脱离将吏的，以及将吏抛弃所属部队自逃跑的，都应处死。前方的将吏抛弃他所属部队逃跑的，后方的将吏能杀掉他，并把他的部队收容在一起的有赏。在战斗中没有立功的，罚戊守边疆三年。
　　三军大战，如果大将战死，其部下凡是带领五百人以上的将吏，没有与敌死战的都处死，大将左右的亲兵凡当时在阵中的，都一律死，其余士兵有军功的降一级，没有军功的罚戍边三年。战斗时伍内有逃亡的人，以及伍内有人战死而不能夺回他的尸体的，同伍的人都要剥夺军功，能够收回死者尸体的，都赦免其罪。
　　军队的利害得失，在于国家的编制名额与实际人数是否相符。现在不少士兵的名字列在军队，而本人却在家中，军队没有实际的兵员，家中没有本人的名字。国家调集士兵编成军队时，只有空的名额而无实际的兵员，对外不足以抵抗敌人，对内不足以守卫国家，这就是军队之所以战力不强，将帅之所以丧失威望的缘故。
　　我认为现在士兵逃亡回家的，就对原籍同伍的五家人和主管官吏，罚以粮食，充实仓库，作为军需物资，这样一来，名义上是一支军队，而民众却有两倍的负担。国内空虚，民不聊生，怎能避免失败的灾难呢?现在以法令禁止士兵逃亡，能禁止士兵逃亡，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第一个因素。平时什伍之内能互相联保，战时官兵就能互相救援，这是战争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因素。将帅能够树立威信，士兵能够听从指挥，号令明确坚定，攻守运用得当，是战争取得胜利的第三个因素。
　　我听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使半数士卒甘愿战死，其次能使十分之三的士卒甘愿战死，其下能使十分之一的士卒甘愿战死。能使半数士卒甘愿战死的，威势可以驾凌天下。能使十分之三的士卒甘愿战死的，武力可以驾凌诸侯。能使十分之一的士卒甘愿战死的，号令可使士卒贯彻执行。所以说，百万之众如不贯彻执行命令，还抵不上一万人齐心协力去战斗。用万人进行战斗，如果不贯彻执行命令，还抵不上百人齐心战斗。因此，奖赏要象日月当空那样光明，守信要象四时交替那样准确，号令要象斧钺那样威严，决断要象干将那样锐利。这样，士兵不服从命令的，就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