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一位本人《楚枫闲庭》读者发来私信：“我是北京鼓楼烟袋斜街裱画铺王殿俊师傅的徒弟，多年和师傅失去了联系，请问您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吗？”原来此人是微信里搜寻“北京烟袋斜街裱画铺”时，看到了本号两年前发表的“听沈爷讲故事（六十二）烟袋斜街裱画铺”一文后，来寻找王师傅或家人联系方式的。此人姓高，名岚。1980年，因其父亲当年在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科任科长，开始接触文物。1981年去山东齐河县图书馆跟曹桂华（女）老师学习字画装裱，随后回乐陵文化馆创办了《洁心斋字画装裱社》并由启功先生亲笔题匾。
为何一个远在山东的年轻女孩可以请到启功老先生题匾呢？这又得从其父高吉杰先生说起。高父1965年考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启老正是他的老师。次年赶上文化大革命，其间大学同学们都跟着启老学习书法。有几位同学学习启体颇有功力，几可乱真，其中之一就包括高女士的父亲高吉杰先生。更加巧合的是，高女士也与教我国画的沈老师一样，曾拜王殿俊老先生为师学习裱画。也就是说沈老师与高女士是名正言顺的师兄妹，且都与启功老先生有一定渊源，只不过因时间先后从未谋过面。沈老师如何跟王老先生学裱画手艺，在本号《听沈爷讲故事”（二十六）》中，有一段传神的描述：“正式途径受阻，只能在烟袋斜街裱画工作坊窗外偷窥裱画技艺了。我经常在窗外住足观看裱画，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一周要去看两三次，回家后，要仿照着裱画师傅的操作再反复练习几遍，每次观后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一天我又来到窗前，这时门开了，那位老师傅向我招手，叫我进来，他说：外面冷，你进来看吧，老师傅坐在火炉旁，招呼我围着火炉坐下，炉台儿上烤着一圈白薯，顺手递给我一块白薯，对我说：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总是观看裱画操作过程，看得出你对裱画很感兴趣，你是有心人。
我当时就拜这位王殿奎老先生为师，开始了学习装裱字画的技艺。”（此王殿奎就是王殿俊先生）可见当年沈老师是凭着自己的锲而不舍、心诚则灵争取到的学徒机会。在2014年7月《人民政协网》的一篇《画医传奇：指尖上的古画装裱修复术》文中，对王殿俊先生的“烟袋斜街裱画店”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时，大收藏家张伯驹、启功都是那里的常客。启功先生曾说：“老王师傅啊！到了你这我就不愿意走，我就愿意闻你屋里的墨汁浆糊味，别地儿没有啊！”吴冠中先生也曾经专门在《北京晚报》撰文《烟袋斜街裱画店》对王殿俊的装裱技艺，为人品德作了高度评价。更有甚者，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先生专门拜王殿俊为师研究书画装裱技艺。”前文物局局长孙轶青即是高岚女士的贵人。原来孙轶青也是山东乐陵人，又因自己的工作性质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于是在1984年引荐已有相当基础的高岚女士，前往王殿俊老先生处进一步学习进修装裱艺术。在那段进修学习期间，高岚常去家住北京饭店后面红霞公寓的孙轶青爷爷家汇报学习情况，老人家和蔼可亲，总是嘘寒问暖，鼓励高岚笃志好学。可以说没有孙轶青，就没有高岚女士的高水平装裱造诣。高岚女士打听王殿俊师傅及后人的联系方式我回答不了，自然将问题转给了沈老师。于是沈老师与高岚女士这正儿八经的师兄妹又联系上了。无独有偶，两年前也是因本公众号发表的《听沈爷讲故事》系列中，提到王殿俊自立门户前曾学徒的老北京著名裱画铺“黎光阁”，黎光阁当年老板王子言之孙王光辉先生，也是因微信中搜寻见到沈老师关于老北京裱画铺的故事，主动私信给我，希望联系沈老师。我转给沈老师后，他们也因本公众号为媒，联系上了。如果说茫茫人海，两人相识即是缘份，那么通讯科技的发展，使这种缘分概率大大增加。这不，以《楚枫闲庭》为媒，几个地域上远隔千山万水的书画装裱人士，竟然神奇地联系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