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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方民族建立的金、元王朝，其制度与前朝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色，如中央一省制的确立、地方大行政区的萌芽和形成等。而政治方面的变化尤其值得重视。两个王朝直接脱胎于“前官僚制”的部族政权，因此贵族政治的色彩十分突出，相对唐宋是一种倒退。同时，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皇权少受约束，至高无上，成为官僚政治正常运作的潜在异己力量，开明清皇权强化之先声。
金王朝的建立者出自辽朝时活动于按出虎水（今黑龙江阿什河）一带的生女真完颜部。其建国历程，大体经历了由部落到地区联盟、再到各部大联盟、最后转变为国家这样几个阶段。部落酋长成为女真社会早期的贵族阶层。金朝建国前，氏族社会的军事民主制传统有很大影响。部落联盟长的继承一度带有世选制痕迹，由各部酋长在完颜氏家族内推举有能力者担任。
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对旧有的联盟议事会进行改造，在中央确立了勃极烈辅政体制。勃极烈为“孛堇”之音转，基本含义相同，但实际上已引伸为“女直之尊官”，即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联盟长最初也称为“都勃极烈”。勃极烈会议与过去的联盟议事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完全为完颜氏宗室贵族所把持。宗室近属地位的上升，是金初贵族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女真社会由部族联盟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上层权力中心的构成也在逐步变化，异姓贵族逐渐让位于同姓贵族，宗室疏属逐渐让位于宗室近属。《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其宗室皆谓之郎君。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虽卿相，尽拜于马前，郎君不为礼，役使如奴隶。”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宗族势力，实际上成为初步成长的皇权的有力辅佐，便于皇帝控制国家机器，进行“家天下”的统治。宗室贵族地位的上升，不仅表现在朝廷中枢机构。在金初扩张版图的过程中，大批完颜家族成员受命出外统兵作战，镇摄归属地区和部落。《金史》总结金朝勃兴的原因之一，就是“兄弟子姓才皆良将”。王朝开国时宗室建功立业本为常事，但金朝在这方面极其突出，灭辽翦宋，奄有中原，几乎所有重要战役都是由完颜家族成员指挥完成的。宗室共治，成为金初历史的显著特点。女真人原有军事民主制的传统。在金初宗室贵族地位崛兴的背景下，军事民主制传统实际上变成了宗室内部的“民主”。金初皇权虽依赖血缘宗族力量得以建立，但也正因如此，往往难以体现出自己的独立性，而被淹没在完颜氏家族的集体权力当中，君主的个人权威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在立储方面，皇帝也不得自由。宗室贵族的权力膨胀过度，逐渐地与皇权形成了矛盾，孕育着激烈的冲突。 金熙宗利用宗室贵族内部的矛盾，数次兴起大狱，铲除自己认为有威胁的宗室成员，宗室力量大大削弱。继熙宗即位的海陵王完颜亮，更是“深忌宗室”，成批地屠戮伯叔兄弟、宗室子孙。正是在对宗室贵族残酷屠杀的过程中，金朝的专制皇权得到了充分的确立。熙宗与海陵王在位期间，奠定了金朝中央官制的基本格局。他们在改革女真旧制时援用了唐宋的官僚制度，但目的主要是发挥它作为专制皇权工具的作用，用以压制贵族势力。金朝的政治显然与唐宋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不符，但却与以后元、明的历史现象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例如君臣关系的变化。皇帝的个人权力与家族权力混淆不清，卿相奴事“郎君”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君臣关系的一个侧面。熙宗、海陵以下，皇帝个人权威突出，动辄对大臣施以刑罚，尤其是杖刑。此后杖责大臣成了金朝的传统。《金史》说：“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儒家思想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宋代庶几近之。而后来君主单纯要求臣下效忠，对臣下礼遇的一面却大为降低。这种状况似乎可以说是自金开始的。又如佞幸和近侍的活跃。皇帝对外廷官员不信任，所以利用近侍局官来访察外事。实际上，佞幸和近侍都是皇权的依附力量，在官僚政治范围内皆属非理性的政治因素。内朝集团的活跃，反映了皇权的膨胀，历元、明而不变。另一方面，皇权上升并不表示贵族政治的绝迹。自海陵王以下，统治者“防近族而用疏属”，金初最活跃的太祖、太宗、撒改三系子孙受到沉重打击，中后期的皇帝对兄弟伯叔等宗室近属也比较注意防范，但血统稍远的宗室疏属仍然被“腹心倚之”。其他异姓女真贵族的势力，反而有所上升。宗室疏属和异姓贵族对皇权威胁较小，却是皇权不得不依赖的力量。女真贵族作为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特定身分群体，在金朝政治中的优势地位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大蒙古国的汗权与家臣政治
贵族政治回归和皇权膨胀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元朝，但其发展过程与表现形式同金朝相比颇有差异。相对来说，元朝皇权与贵族政治的同一性较为突出。与金政权类似，大蒙古国也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成吉思汗以前，草原上的各部落集团互争雄长，它们一般都有后来称作“忽里台”（蒙古语“聚会”之意）的部落议事会，各自拥戴被称为“汗”（或“罕”）的首领。但由于部落集团常处于分化和重组之中，因此“汗”的权力不是十分稳定。成吉思汗的统一事业改变了这种状况。汗逐渐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统治者，成为草原地区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代表。同完颜阿骨打相比，成吉思汗的创业历程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对家族力量依赖较小。比起女真，蒙古人的家族凝聚力要大为逊色，常常一家、一族人互相争斗，甚至分属于不同的部落集团。成吉思汗依靠机遇和自己超人的能力，才得建立草原霸业。创业的过程中，所依赖的家族成员主要只是两个弟弟合撒儿和别里古台（后来还有几个儿子）。与家人相比，异姓、异族成员对他帮助更大。这里面有相当于结义兄弟的“安答”，还有解释为家臣、伴当的“那可儿”。这种情况导致在大蒙古国建国时，并不存在一个像金初那样强大的宗室贵族集团，而是一开始即出现汗权独尊的局面。蒙古建国前夕，草原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已深入人心，主从界限十分严格。与从事农耕的女真人相比，草原游牧民的经济生活更缺乏稳定性，因此他们对绝对权威的需求似乎比前者更加迫切。《元朝秘史》第123节记成吉思汗就任蒙古本部汗位时蒙古贵族的拥戴誓辞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如张承志所指出，上述誓辞表明“贵族们以宣誓的形式正式承认汗的君主权。这种君主权规定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各部贵族都绝对服从汗的命令，如违背誓言则甘愿被剥夺财产、沦作奴隶，以至处死。承认汗的国家统治者的绝对权力----这是盟誓时贵族们与汗之间最基本的契约”。元朝皇权不同于金朝皇权之处，那就是蒙元君主的个人权威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并未淹没于家族集体权力之中。并且元朝皇权之强，主要来自其统治民族原有的政治观念，对汉族社会的政治传统并无过多依赖。蒙元贵族政治的表现也与金朝不同。金朝贵族政治起初以宗室共治的形式体现出来，即使当宗室近属受到压制后，宗室疏属和外戚仍然在朝中占有优势地位。蒙元贵族政治的特点则可以概括为“宗亲分封、家臣治国”八字。“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成吉思汗立国漠北，大行分封，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为中心，将诸弟分封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分封于右翼，称“西道诸王”。与汗族世代通婚的姻亲作为外戚也获得分封，后来在各自封地内享有类似宗室的较独立权力。宗室、外戚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忽里台），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但并不参加国家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大蒙古国建国之初，国家机构非常简单。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大断事官（蒙古语称也可札鲁忽赤），掌管民户的分配，审断刑狱、词讼。同时，成吉思汗扩建了源于草原贵族亲兵的怯薛（蒙古语轮流宿卫之意）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怯薛成员各有不同的执役分工，其中为大汗主管文书的，称为必阇赤。必阇赤因职掌的关系，有较多机会参与国家政务，其高层成员逐渐出现宰相化的趋势。大蒙古国的国家中枢机构，实际上就是以大断事官和高级必阇赤为主构成的。其中基本上没有宗室外戚，而几乎全是属于家臣（或称伴当、那可儿）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甚至不乏来自被征服民族的降附官员。
草原社会的行政事务比较简单，因此在大蒙古国时期，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还不是很明显。到忽必烈即位以后，大蒙古国已经演变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家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起一整套汉式官僚机构。宗室、外戚各居封地，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与国家中枢的日常政务很少发生关系。就对朝政的直接影响而言，这些“皇亲国戚”所起的作用远不及身分低于他们的“家臣”。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作为侍奉皇帝的宫禁组织依旧保留下来，并且备受优遇，原则上世袭其职，其成员都是贵族、高官子弟，由此出身被称为“大根脚”，最为显贵，成为元朝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怯薛成员虽然只相当于君主的家臣，但实际地位因附翼君权而上升，宗室、外戚有时也不得不仰其鼻息。在“家臣”权力恶性膨胀的特殊时期，宗亲贵族甚至完全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地位。可以说元朝的贵族政治主要地表现为“家臣政治”或“次等异姓贵族政治”。正是由于元朝的贵族政治主要表现为家臣政治，而不是宗室、外戚政治，因此元朝皇权在贵族辅翼下更为强大，而很少遇到贵族权力的挑战。按照游牧社会的主从等级观念，家臣（伴当、那可儿）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世代隶属关系和不可逾越的名分，他们与失去人身自由的“奴婢”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分，主人有时也把他们称作奴婢。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看作主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甚至可以与主人兄弟相称。家臣这种复杂的身分特征，一直保持到元朝高官身上。他们的显贵仅仅因为他们是皇帝的世仆家臣，是“老奴婢根脚”。周良霄先生认为元朝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这无疑也增益了皇帝的专制权威”。也正因元朝君臣关系中这种特有的私人隶属色彩和身分差异，导致元朝政治中出现了一个与上文论点看似矛盾的现象，即大臣权重。明太祖朱元璋代元而立，曾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他一再批评“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朱元璋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关于元朝皇权膨胀的论点矛盾吗？并不矛盾。由于元朝高官基本上都出自皇帝“家臣”这一阶层，所以他们的权力在大多数时候都被看作皇权的外化和延伸，与皇权并无明显冲突。皇帝委任责成，大胆放权，大臣勇于任事，不加避忌，这种现象在元朝历史当中是非常突出的。元朝皇帝的个人权力欲明显不强，大多只满足于深居宫中，垂拱而治，对亲自处理政务并没有太大兴趣；即使一些较为勤政的皇帝（如忽必烈等），其统治方式也是重在执赏罚之柄，并未越俎代庖，强行揽权。这里面固然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但对“家臣”的充分信任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前面说过，金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君臣关系的变化，二是佞幸和近侍的活跃，背后都隐含着皇权膨胀的趋势。在元朝，这两个现象都继续有所发展。君臣关系方面，由于带有主仆、主奴的色彩，皇帝对臣下施以责罚更为方便。大臣被杖之例时有所见，有的是犯罪受罚，有的则是借刑立威。皇帝的尊严、权威愈增，稍微冒犯就可能召来横祸。有的大臣虽曾一度得到皇帝宠信，权势赫然，但一旦形势变化、失宠之后，下场可能就十分悲惨。如忽必烈时长期把持大权的宰相阿合马，遇刺后罪状败露，被“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另一个理财之臣卢世荣被杀后“其肉以食禽獭”。虽然二人之死可能是罪有应得，但对其尸体的残酷处置方式还是表现出了君臣关系的冷酷性。对这种冷酷性，我们在随后的明朝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金朝的佞幸、近侍实际上是一个内朝集团，而元朝怯薛的势焰可以说又大大超出金朝，他们参与御前奏议决策，以内驭外，挟制朝臣，甚至介入皇位更迭，形成了一个紧靠权力源头、超越于政府机构之上的决策团体。值得注意的是，怯薛参与决策，献替可否，通常都被视为他们作为皇帝亲信“家臣”所应尽的一种义务。作为内朝官，元朝的怯薛有一个特点（金朝的近侍也有近似之处），即与外朝官并无截然界限，而是保持彼此之间的相互流动。事实上，元朝皇帝正是通过这种内外朝人员不断的往来流动，对庞大的官僚机器实施了有效的控制。这与明朝皇帝在朝廷内外遍设宦官机构的做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同金朝相比，元朝皇权与贵族政治的同一性较为突出。 贵族政治通常被看作官僚政治的对立物，而实际上官僚政治往往又是由贵族政治演变而来的。由于有这种承袭关系，官僚政权当中总是很难完全消除贵族政治的因素，会保留不少的贵族制残余。但官僚政治自身的长期、稳定发展，必然对各种特定的亲缘、地域或世袭的身分群体形成排斥，限制它们在政治领域中发挥作用，使贵族制残余逐步减少，甚至趋于消灭。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前半期的发展线索即大体如此。贵族作为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到宋代已几乎绝迹，宋代政治成为一种相当“纯粹”的官僚政治。然而金、元王朝的建立使这种趋势发生了变化。女真、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以前，即处于“前官僚制”的贵族政治形态，贵族力量强大，地位重要。入主中原之后，贵族作为“征服王朝”的主要依赖力量受到保护，被赋予种种特权，在官僚制王朝中仍占据显赫地位。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伴随着专制君主同时出现，从属并服务于皇权是它首要的特征，但也具有自主性的政治目标，有强调公共服务和自我扩张的趋向。随着历史的正常发展，这种自主性趋向会在适度范围内逐渐强化，与专制皇权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立。宋代政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士大夫集团成为社会上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对皇权形成约束和限制。皇帝号称“与士大夫治天下”，“家天下”的色彩已被减弱到相当低的程度，既无“内朝”，又无“内乱”。宋代政治与其说是皇权政治，毋宁说是士大夫政治更为恰当（当然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对立）。金、元的统治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至高无上，“家天下”色彩浓重，官僚机构对皇权的约束和限制明显减小，士大夫集团在政治领域中的活跃程度大大降低，官僚政治的成熟程度与宋代相比大为削弱。由于女真、蒙古两族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经济和生活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其早期政权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家产制国家”形态，因而在皇权与贵族的关系上，金、元两朝也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比较而言，金代矛盾的一面较明显，而元代同一的一面较突出。但这一区别并不妨碍我们将贵族政治回归与皇权膨胀作为金、元官僚政治的共同特点。就纵向历史范围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金、元贵族政治回归与皇权膨胀的历史现象对明朝产生了影响。明朝的统治者并非外来民族，因此其贵族政治存在的基础大为削弱，贵族基本退出行政舞台，官僚政治又一次恢复到了汉族传统社会的“常态”。然而明朝毕竟存在着一个包括宗室、勋戚在内的庞大的贵族集团，他们参预政治虽然受到限制，但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受到国家优厚的待遇，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倚仗自己的特殊身分，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给社会造成相当大的祸害。这种情况与宋代相比，无疑是一个倒退，而金、元政治在其间肯定是发挥了影响的。皇权问题更是如此。明朝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这种政治气氛与宋代真有天壤之别，而与金、元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周良霄先生通过对元朝历史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其实不仅有元朝的影响，宏观上看还有金朝的影响。女真、蒙古两个民族虽然来自不同的环境和地域，受汉文化熏陶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在同一方向上进行了推动。金的推动不足，蒙元又复继之，遂使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联系金、元历史来看，似乎可以认为，朱元璋之出现、朱元璋之成功，并非偶然。当然，由于金、元两朝（特别是元朝）具体政治环境与明朝的差异，我们也不能把明朝政治的各种细节都看作是对金、元的继承。就皇权膨胀问题而言，金、元对明朝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在观念方面，而非制度方面（仅就制度来看，则明朝的一些制度变化倒是对元朝的反动，如废罢宰相）。对这一点，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编辑说明：张帆教授《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原载《学人》第十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微信版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压缩，略去注释。引用请以原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