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阈下社会阶层对
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陈世香 吕志杰 周维
作者简介:[1]陈世香，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研究中心主任；[2]吕志杰，武汉大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3]周维，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202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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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面对阶层分化和信息技术的冲击，理解公众风险感知的阶层差异是网络时代提升我国风险防范和治理水平的重要前提。从客观社会阶层的视角切入，利用2020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信任、互联网使用情况在其中发挥的中介、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在二者之间具有遮掩效应；互联网使用情况负向调节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弥合阶层鸿沟、形成风险应对合力的同时，也应改善地方政府形象、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监管，以此合理引导公众风险感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关键词：公众风险感知;社会阶层;地方政府信任;互联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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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我国社会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然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社会冲突、发展失衡等诸多现实问题，由此推动我国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1](p221)面对风险事件频发、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境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随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着力提升风险防范和治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众基于既有信息和个人经验对所处环境中影响自身安全的因素进行综合研判，以此形成对风险事件的整体感知。风险感知与情感、认知、行为密切相关，公众风险感知水平过低会导致疏于应对，[2](p48)而过高则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等高风险反应行为，最终造成项目延迟或政策失败。[3](p316)对公众风险感知的研究是理解风险社会本质特征及演进逻辑的关键切口，也是风险社会治理和危机事件管理的重要视角。近年来，公众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域。从实践层面来看，对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因素的研究，是实现有效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公众安全感的重要命题。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公众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积累，可将其归纳为风险决定论、行动者决定论、文化影响论以及媒介作用论的解释路径。[4](p215)风险决定论大多认为，风险本身具有的特征才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决定性因素，如风险规模、发生概率、危害程度等。[5](p87)然而，该类观点既忽视了公众所处环境、个人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化影响，也忽视了在面对相同风险事件时，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可能存在异质性的客观现实。由此可能发现，风险或许并未增加，增加的只是感知风险而已。[6](p48)行动者决定论认为，公众个体特征的差异是影响其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7](p1107)公众个体特征是其在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表征，也是外部环境因素在公众自身的映射，[8](p147)具有明显的阶层属性。由于不同阶层公众所处环境存在差异，所需承担的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感知也不尽相同。文化影响论关注社会文化和风险文化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公众基于自身文化偏好形成对风险的评估标准和感知水平。[9](p58)其中，信任作为一种文化特征，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重要维度。媒介作用论强调在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网络媒介在政府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已成为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重要推力。[10](p163)然而，由于公众的媒介素养存在差异，加之媒介的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公众对风险严重程度的误判。因此，媒介在公众的风险感知形成阶段具有明显放大作用。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深化理解公众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整合而观之，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首先，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公众会产生差异化的社会态度和行为。[11](p86)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同样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叠加影响加剧了阶层的分化和不平等，[12](p17)并由此产生差异化的风险感知。因此，公众的社会阶层对其风险感知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地方政府信任是影响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公众会基于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情况评估社会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决定个人行为。而社会阶层是否会通过地方政府信任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也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论题。最后，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代，互联网推动了风险话语权的重新分配，[8](p146)互联网使用的差异化情况在社会阶层、地方政府信任以及公众风险感知三者之间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也构成有待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剖析与讨论，尝试为我国风险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前提。![]()
风险感知是个体在信息有限和不确定情境下形成的对外界风险的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13](p280-285)当代社会，随着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社交媒体的放大作用，人类所能觉察和意识到的风险有所增加，这对社会的平稳运行产生了可能的干扰。公众风险感知的研究对改善社会风险沟通、完善风险管理策略、促进社会有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社会阶层是根据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划分形成的社会分类，据此产生由社会地位相似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群体。[14](p547)社会阶层属性强调公众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水平的重要因素，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体更容易对社会生活中的风险产生更高的感知水平。[15](p1823)根据风险感知的知识理论，个体根据自身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对风险做出反应，科学知识水平正向影响环境等社会领域的公众风险感知，专业知识的匮乏会降低人们的风险感知水平。[16](p109)知识一般来自于教育或经验，不同社会阶层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实践经验的掌握层次不同，专业知识的积累程度不同，其风险感知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同时，知识鸿沟理论提出，不同社会阶层在信息获取和利用上存在差距，[17](p51)社会阶层较高的群体有更大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接触到相关信息，从而影响其对社会中问题与风险的感知水平。此外，将风险感知与经济地位挂钩的“他者化”意识、不在乎的风险态度[18](p57)等弱化风险感知的因素也有更大的可能发生在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群体身上，这势必影响到其对社会各类风险的感知水平。综上，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信任因素作用于风险信号的产生、变化和消散，进而影响个体的风险感知，使风险的社会构建呈现不同的形态。[19](p132)地方政府信任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地方政府运作的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20](p96)是在政府和公众的互动中生成的。作为信任主体的重要特征，公众所处的社会阶层是影响其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21](p138)首先，根据信任的“不对称性原则”，公众易在负面信息的影响下对政府失去信任，较高的社会阶层一般具有良好的文化教育背景和理解能力，能够更为理智地判断外部信息，客观看待政府行为，因而更相信地方政府，[22](p505)而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个体辨别负面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弱，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可能受此影响而降低。其次，利益也塑造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利己主义角度来看，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人，在既有的政府体系下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会更强，政府失信时其感知到的相对易损性更低，[23](p73-74)使其不容易动摇对政府的信任。此外，既有研究证实了对社会体系合理性的认可差异也会影响公众的政府评价，我国低社会阶层者由于更多的外部归因，在面对利益获取差距时，会有更低的系统合理化水平。[24](p1474)由此，可以推论如下：由于我国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学界进一步关注到了公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差异化影响风险感知的可能，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得出了不同的结论。[25](p398)[26](p78-79)这可能与不同研究中风险感知的对象——风险本身的类型有一定关系。地方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起到何种作用尚需更深入地探索，将地方政府信任作为综合性社会风险感知形成机制中的重要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地方政府信任可能通过确定效应和遵从效应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一方面，信任机制具有确定效应，(1)信任能够以内在确定性替代外在确定性的形式，(2)简化现代社会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地方政府信任水平越高，个体会越相信政府风险管理的能力，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得以被部分吸收，个体对外部不稳定关系的耐受性也因此提高，[27](p34-35)由此带来更高的安全感和更低的风险感知水平。在公众缺乏风险知识的条件下，这种影响会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还受到具体情境下政府风险治理政策的引导，即遵从效应。[2](p59-60)(3)在社会风险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可能会通过政策引导避免风险的过度放大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地方政府信任由此削弱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相应地，地方政府信任在公众风险感知的形成中主要发挥消极作用。相应地，可以推论如下：综上所述，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的相互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一方面，微观主体视角的地方政府信任研究认为，所处的社会阶层越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另一方面，随着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社会成员对各类社会风险的感知水平将会下降。因此，提出如下综合性假设：H2：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风险感知通常形成于有限和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公众对获取的风险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决策，进而对社会风险做出判断，因此媒介在风险感知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将传播媒介视为风险“放大站”中的重要节点，传播媒介变化必然影响风险的社会构建。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信息的大规模、远距离传播，进而增强了公众的风险感知。[28](p65)随之兴起的新媒体在风险放大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通过加速风险扩散、加深风险体验以及风险信息的片面式传播，[29](p15)大范围恐慌情绪被引发的可能性增大。互联网使用情况代表了个体受网络信息影响的差异化程度，在公众风险感知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水平的互联网使用意味着网络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常见渠道，在此情境下，拥有更高受教育水平和更多资源的公众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进行“资本强化型”活动，通过政治参与、职业提升、信息咨询等方式增加个人发展机遇，而相对低社会阶层的公众利用网络开展上述活动的倾向更少，[30](p617)因而在社会风险相关信息的获取上，高社会阶层的公众更主动且更容易通过互联网获取到优质信息资源，带来知识鸿沟的强化，由此，社会阶层属性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增大。因而，提出如下假设：H3a：互联网使用情况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起调节作用。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高互联网使用情况下，居民收入的流动性提高，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变，[31](p97)同时社会公众有更多机会和途径参与政府管理，通过与政府互动，政治效能感的阶层差距缩小，[32](p107-108)从而削弱社会阶层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在低互联网使用情况下，社会的资源分配受数字经济影响较小，信息获取内容的异质性较低，政治议题的思考视角较为单一，[33](p41)使得公众的社会阶层属性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增强。因此，可以认为，随着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增加，社会阶层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幅度降低，并提出如下假设：H3b：互联网使用情况在社会阶层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起调节作用。互联网使用通过地方政府信任提供信息筛选和解读的“认知基模”，进而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8](p148)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地方政府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可能的影响。[34](p58)网络的使用使得公众接触到更多更为多样化的甚至是夸大的信息，导致公众政府目标认知的偏差，使其对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与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强，进而削弱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挤压和遵从效应。[2](p59)而在低互联网使用情境下，基于新旧媒介的替代效应，[35](p91-92)公众更多依靠传统媒介获取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与主流意识形态更一致。由此，互联网使用会增强地方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因而，提出如下假设：H3c：互联网使用情况在地方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起调节作用。基于上述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形塑着公众的认知，通过改变信息环境和资源结构，调节社会阶层属性对地方政府信任和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间的关系。结合假设3a、3b、3c，提出如下综合性假设：H3：互联网使用情况在社会阶层、地方政府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上述假设分别从社会阶层通过地方政府信任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路径，互联网使用对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理论推导和梳理。根据上述推论，社会阶层的提升带来地方政府信任的增强，进而降低公众风险感知，而互联网使用则会干扰社会阶层对地方政府信任以及地方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在整体上形成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而，提出如下假设：H4：互联网使用情况调节了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以构建，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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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调查数据可用于考察社会阶层、地方政府信任和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CFPS始于2010年，每两年实施一次追踪调查，旨在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该项目的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负责执行，最新一轮调查在2020年实施，样本覆盖了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个人样本量达28590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根据所关注变量，选择对CFPS 2020的数据进行筛选，剔除相关题项中“不知道”“拒绝回答”“不适用”“缺失”和空白数据等无效数据，同时，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将样本筛选的年龄标准定在18岁及以上，最终得到5539个有效样本，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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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公众风险感知强调民众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领域中各类风险的主观感受和认知，根据张乐和李森林的研究，[36](p278)结合CFPS问卷的题项设置，使用问卷中“您认为以下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一题对公众风险感知变量进行测量，具体涉及环境保护、贫富差距、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7个维度，受访者在0～10范围内打分，分数越高代表该受访者认为我国相应的社会问题越严重，即对相应领域的风险感知越高。对公众风险感知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值为0.872，大于0.7，表明上述题项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效度分析显示KMO值为0.877，一般认为KMO统计量在0.7以上效果较好，因此通过效度检验。为便于对公众风险感知进行实证分析，借鉴陈丽君等的做法，[37](p155)将7个维度的变量加总求均值，构建“公众风险感知”变量，用以衡量民众对社会风险感知的总体水平。本文关注的是公众的客观社会阶层。借鉴梁海祥的做法，[38](p59)从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两方面来测量社会阶层，分别对应问卷中的问题“您过去12个月从工作中总共拿到多少元”和“您已完成（毕业）的最高学历”。前者为受访者过去12个月扣除税和五险一金后的所有工资、奖金、现金福利和实物补贴的总和，用以衡量其年收入水平。后者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8类，为便于进一步地分析，将部分类别合并，最终得到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技校/职高、本科/大专、硕士及以上4个类别，分别赋值1～4，用来衡量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39](p774)[40](p449)对受访者的年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做标准化处理，并取二者均值得到本研究的社会阶层得分，分值越大表示社会阶层越高。中介变量为地方政府信任，借鉴韩华为和陈彬莉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测量，[41](p90-91)并考虑数据可得性，通过个体对地方政府干部的信任程度来测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应问卷中“您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能打几分）”一题。答案设置在0～10之间打分，0代表非常不信任，10代表非常信任。调节变量为互联网使用情况，参照蒋琪等人的做法，[42](p137)将个体对互联网在实际用途中的重要程度评价作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代理变量，利用问卷中“网络对您的工作有多重要”“网络对您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有多重要”“网络对您的学习及获取资讯有多重要”和“网络对您的商业行为（购物、网络转账、使用网银等）有多重要”4道题来测量。受访者就网络在各类用途中的重要程度在1～5范围内打分，1表示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分数越高代表现实生活中互联网对受访者越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受访者对互联网的使用越多。对上述问题的信度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值为0.704，超过0.7，说明测量互联网使用情况的题项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效度分析显示KMO值为0.728，通过效度检验。因此，选择上述四题的均值作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最终得分。参考既有研究的做法，将可能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GEN）、年龄（AGE）、婚姻状况（MAR）、健康状况（SOH）和生活满意度（SWL）。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43](p111-112)和健康状况[44](p73-78)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风险感知。生活满意度对风险感知也存在一定的弱化效果。[16](p103)其中性别和婚姻状况为二分类变量，CFPS关于婚姻状况的调查包括“未婚”“在婚”“同居”“离婚”和“丧偶”。为便于后续分析，结合各类婚姻状况的特征，将婚姻状况重新划分为在婚和非婚两类，非婚指“在婚”之外的四种情形，年龄、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连续变量，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取值范围均为1～5。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选择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核心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8.69%（低于40%），故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对核心变量进行的效度检验显示，KMO统计量值为0.852，说明问卷测量整体具有好的建构效度，可进行后续分析。![]()
使用SPSS25.0软件对核心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以此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初步检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为后续的研究假设检验提供了一定依据。此外，对核心变量进行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的VIF值处于1.025～1.061之间，说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描述统计分析及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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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研究使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简单效应分析。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后，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主效应为0.104，置信区间为[0.047,0.162]，不包含0，达到了显著水平，假设H1成立，即社会阶层越高，其公众风险感知越强。
表3 地方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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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L=上限，CI=置信区间，UL=下限，95%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方法从样本中重复抽样，检验力高于传统的Sobel方法，[45](p1924)且不像Sobel法要求检验统计量服从正态分布，被广泛应用于中介效应分析中。[46](p733-734)本研究选择使用Process程序对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分析。根据表4中模型3的分析结果可知，地方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0.01），假设H2b成立；根据表4中模型4的分析结果，社会阶层对地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假设H2a成立。检验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可知（见表3），地方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为-0.015，置信区间为[-0.023,-0.008]，不包含0，达到了显著水平。因此，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假设H2成立。同时，这种中介效应表现为遮掩效应，即社会阶层的上升通过改善地方政府信任可以间接抑制公众风险感知，从而削弱社会阶层上升对公众风险感知带来的直接增强作用。
表4 简单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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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借鉴郭晟豪的做法，[47](p70)首先利用PROCESS程序对互联网使用情况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社会阶层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地方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如表5所示，首先，互联网使用情况和社会阶层的交互项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p<0.01），交互项系数为-0.158。此外，加入交互项后，R2更改同样达到显著水平（p<0.01），同时结合前文分析可得，互联网使用对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可忽视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H3b得证。通过简单斜率分析（见图2）进一步对上述调节作用做出解释，当互联网使用处于低水平（MEAN-SD）时，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正向作用显著（p<0.01），互联网使用处于高水平时（MEAN+SD），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不再显著（p>0.1），可见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间的关系并非牢不可破，而是随互联网使用情况的改变而变化。其次，互联网使用情况和社会阶层的交互项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与地方政府信任的交互项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均不显著（p>0.1），互联网使用情况未对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假设H3a和H3c均不成立。
表5 调节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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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图2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阶层
与地方政府信任关系的调节效应
在局部检验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互联网使用情况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社会阶层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地方政府信任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调节效应的基础上，继续通过Process程序进一步深入分析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对“社会阶层→地方政府信任”的前半路径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在低互联网使用水平下，社会阶层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间接效应为-0.021,95%的置信区间为[-0.034,-0.010]，中介效应存在；在中度互联网使用下，社会阶层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间接效应为-0.010,95%的置信区间为[-0.018,-0.004]，中介效应同样显著；在高互联网使用情况下，社会阶层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间接效应为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08,0.010]，包含0，中介效应不再发挥作用。同时，根据Hayes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48](p10)检验参数Index值为0.014，其95%的置信区间为[0.004,0.025]，不包含0，因此，可以判定指标Index显著不为0，中介效应在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水平下作用不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这说明社会阶层经由地方政府信任作用于公众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的前半段受到了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调节，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假设H4得证。综上所述，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主效应和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了验证，通过对调节效应的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不仅负向调节了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而且调节了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构成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具体作用机制如图3所示。![]()
风险感知是公众对社会风险的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对公众风险感知的研究不仅是公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对相关概念及既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逻辑推演的基础上，以公众风险感知为主要研究变量，建立了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模型，而后借助CFPS 2020大样本数据检验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理，重点考察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公众风险感知影响机理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既为公众风险感知的真实影响机制分析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证据，也为风险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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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显著作用。与贝克提出的财富在上层累积，风险在下层集聚的风险分配定律[12](p36)逻辑相反，前文的数据分析结果证实，社会阶层显著正向影响公众风险感知，即社会阶层越高，公众的风险感知越强。在这一前提下，相对于低社会阶层的公众而言，处于高社会阶层的公众具有更强烈的风险感知，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49](p82)阶层分化是社会制度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现象持续加剧，[11](p86)由此带来了公众在物质资源、生活水平与发展条件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现代风险依托于知识体系，社会阶层越高的公众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其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相对较强，故而具有更高的风险感知水平。理论上，这一研究发现丰富和精细了公众风险感知的研究，进一步确证了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增进效应，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公众的风险感知呈现“逆阶层化”的特点。同时，公众风险感知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揭示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实践中，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风险社会治理政策的健全和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各级政府部门需加强风险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整体性并有效弥合阶层鸿沟，以此形成共同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合力。此外，不同社会阶层的公众也需逐渐打破阶层壁垒，加强沟通与合作，形成应对风险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表6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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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第二，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增进效应中具有独特的中介作用。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和公众风险感知之间具有遮掩效应，即社会阶层的提升使得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所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对风险的感知水平。换言之，地方政府信任的提升削弱了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产生的直接增进效应。这一发现不仅剖析了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因果作用机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多元心理机制的存在致使不同社会阶层的公众对地方政府信任这一外部因素发挥的作用具有差异化认知，从而产生异质性的风险感知水平，这一学术发现提示风险感知的研究需将行政伦理、政府质量视角纳入分析系统。实践中，地方政府部门对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注意不同社会阶层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还需要加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畅通政民互动渠道，并及时回应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不断培育和提升自身公信力，进而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第三，互联网使用情况在社会阶层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升抑制了社会阶层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向作用，即在高频率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下，处于相同社会阶层的公众将产生更低的地方政府信任水平。可能的解释是，现代社会互联网信息传播存在失真、捏造等现象，公众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接受更多碎片化、虚假的信息，而处在高社会阶层的公众由于具备更高的信息分辨能力，能够有效抓取中央关于风险治理政策信息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其越有可能发现互联网公布情况与自身实际感受之间的落差，从而产生较低的政治效能感和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理论上，本文的研究结论既证实了在不同社会阶层公众之间仍然存在“媒体抑郁论”，[50](p426)也丰富了互联网使用情况、社会阶层和地方政府信任的相关实证研究。此外，本文的学术发现同样为如何将互联网发展成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政策游说工具提供了思考空间。实践中，一方面，加强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功能的监管、合理控制和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以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是权力部门未来工作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不断提高信息鉴别能力并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及时沟通是不同社会阶层公众未来可尝试的行动举措。作为一项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的探索性实证研究，囿于文章篇幅和数据库本身的结构特征，本文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本文着重探究了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而未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等重要变量发挥的作用。未来或可同时纳入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不同影响因素，对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给出系统性的研究和总结。其二，差序政府信任是基于我国现实情境和政治实践提出的重要学术概念，而本文只剖析了地方政府信任在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遮掩效应，差序政府信任或中央政府信任的作用是本文未能覆盖的。未来有必要深入考察不同层级政府信任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以期更深刻地认识我国政治运行的微观心理基础及其对公众风险感知产生的作用机理。其三，本文选取公众对互联网在实际用途中的重要程度评价作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代理变量，一方面，这一测量方式较为笼统；另一方面未能对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更为细致和精确的划分。如公众基于互联网在官方和非官方媒体、中央和地方媒体等不同媒介载体之间的使用频率和评价等，或许会对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因此，细化互联网使用情况的测量指标和方式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