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摘要】从一般的现代化到具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一系列的转变、提升和优化，孕育着一系列的创新、融合和发明。现代化在中国首先是在外部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影响下被迫奋起的现代化，是一般模式的应用与推广，只有把普遍、一般诉求与中国独特条件、路径、模式相结合，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范式”后，中国式现代化才逐渐摆脱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的发展主义与发展决定论，告别西方启蒙话语制造的落后的“中国”形象，在现代化的普遍要求、回归中华文明发展大道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三者融合创新中型塑新的中国形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更多的“流转”、“往来”开拓一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格局和逻辑，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取代了掠夺宰制、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维模式，呈现新文明的崭新世界格局和视野。防止资本逻辑的盲目扩张、遏制全球性问题的外推、保证发展成果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资本和精英，需要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政府来保证。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新理念、思路、政策才能更好地获得实现。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文明

    【作者简介】赵锦英,女,法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4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 21FZXB069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 19ZDA019 )

近代以来，现代化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现代化历经艰辛探索，终于走上成功之路，进展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和水平。我们把囿于现代化的一般模式、受外部冲击而在中国奋起实施的现代化称为“中国现代化”，它标识着对中国必须尽快实施现代化的一般、初步理解及其相应的实践操作；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特色相结合，并根据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对现代化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拓展和提升，它表达着不但对中国现代化而且对世界现代化的新理解，对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新理解，及其相应的实践创新。本文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一、从抽象一般的诉求到具体历史的求解

（一）对现代化抽象、一般的把握

受外部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影响，最初的中国现代化是被迫奋起的现代化。无论采取外部冲击—中国回应模式，稍后的“帝国主义—革命”模式，还是再后来的“国家—市民社会”模式，甚至后来在中国影响并不大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先行现代化国家作为外部启动因和一般标准的影子都难以消除。中国现代化往往根据一般“规律”，来理解和简单应用，对自身所处的具体条件、特定历史处境、外来压力与自身传统及内生资源如何具体结合，都缺乏具体、深入的理解。所以，这种现代化诉求尚未把握到中国现代化独有的处境、特征和本质要求。马克思曾明确反对“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来理解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主张“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我们必须对中国独特的历史处境做出真实、具体的把握，才有可能找到顺利驱动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化理解和创新

正如吴晓明所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探索，摆脱和超越了外在、一般的诉求阶段，中国现代化才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独特道路、模式、方式方法，成功地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

伴随着从崇拜（西式）“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西方现代化作为参考和借鉴，其剥削自然、转嫁矛盾、频繁的战争、现代化成果往往不能惠及更多下层民众等弊端，必须予以反思和超越。必须改变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心（西方国家）生产，在边缘（第三世界）消费”生产与消费完全脱节的状况，按照中国的具体实际对现代化、现代性做出具体、历史的把握。

由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具体、历史的创新。像德里克所说，“中国经验提供的并非一条可遵循之路，而是把普遍与具体相结合或把全球性转换成当地性的典范，它号召其他国家遵循类似的过程找到自己的道路。”从中国革命到中国现代化都是如此。他主张用“中国范式”取代“中国模式”，“因为这样会把注意力从一种有待效仿的样板转移到另一种样板，一种既有激励又有程序原则的样板，它集中注意在世界上的具体处境和状况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而这种处境和状况在各国各地都是不同的，所以，能够学习的只是原则和思路，而不是具体的模式与做法。成功的学习必须是一种根据自己独特状况的创新和创造才行。

二、摆脱西方话语，重塑全新“中国”形象

（一）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等同；发展主义与发展决定论

初始阶段的中国现代化曾一度被认为就是“西方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发展理论家戈登所说“无论给发展和现代化下什么样的定义，它们实际上显然都是为西方化伪装”，这一度是众多学人深信不疑的信条。与此观念和逻辑相适应，步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就只有一条，此即吉登斯所谓现代工业社会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有一种普适性发展模式的“发展决定论”。发展主义话语就是以这种唯一的目标、唯一的发展道路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按这种逻辑，“西方的现代化乃是理知的圣明降临大地所致，如同清晨日出那样不折不扣，丝毫不关人情，纯粹出于自然”，因而，它就“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来遵从同一个普遍性的模式。据说这种模式在某些国家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因而必须效法这些国家的榜样。”这样的现代化是一种“幻象”而不是“指路明灯”。这种发展主义逻辑及其话语体系制造的“中国”形象，是被有色眼镜过滤了的，迫切需要改变。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承续中华文明发展大道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不同于美国与西欧的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外，开创了一条新道路。这条道路正在不断型塑一种全新的“中国”形象，一种更符合原本实际、更展现其原本潜能和新式动能的全新“中国”。

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明体系，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它把中国现代化纳入中国历史大发展的宏观视野内来思考，把各国现代化的共同性、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三种质素融为一体，在一种新的逻辑和框架内型塑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前景。由此，中国现代化不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大历史、中华文明整体发展中的一个全新阶段。它虽然有所调整、创新但不会完全脱离原有轨道，是在原有轨道基础上的拓宽、丰富、创新和延伸的历史阶段。经历了以学习消化西方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为主的一段时期之后，以回归中华大道和社会主义自主创新为特点的新时期已经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就成功地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绝不再是把中国西方化，而是在对开放性的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文明。这里至少有两个新的特质需要辨明：

第一，反思、告别西方启蒙话语体系对传统中国形象的现代性塑造。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启蒙话语中逐渐从正面转向负面，被描述为专制、封闭、落后、僵化、威权、重农抑商、长期缺乏变化、停滞不前的一种没有生命力的文明，而且自古就是如此。有了这种认定之后，西方进步—中国落后、西方开放—中国封闭、西方民主—中国专制、西方日新月异—中国千年不变等二分对立逐步被固定下来。

殊不知，在汉、唐、宋缔造的中国传统中，中华文明本来就有开放、包容、创新的传统，后来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封闭和僵化。传统中国本来具有的这种创造性活力可以通过恢复、激活并在与新引进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学习、消化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分，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并不矛盾。

中国传统中也有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优秀传统和品质，而且它们还与纠正和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科学社会主义颇为契合。中华传统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兼善天下、和而不同的传统，包容并尊重多元宗教与文化，不强求价值标准齐一，不会制造文明冲突，注重协调合作，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社会主义新文明体系之中。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所对应的新文明体系的第二个特质：告别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依附与自主、统治与被统治、主导与隶属等简单框架，在一种和谐共生、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交流互鉴的一体性关系中建构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打造一种新文明的世界性视野。

三、从资本主义文明旧形态到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

如罗兹曼所说，“现代化一般都是国际相互依存性急剧增加的运作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促使高水准的相互依赖和主动性、引领性的合作共赢日益成为现实。

（一）从亚欧大陆文明通过“流转”和“往来”不断的一体性发展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新视野

农业文明时期的亚欧大陆是一种低水平的一体化发展，其中的“往来”和“流转”为西方现代化的启动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民族国家模式可能遮蔽了这一点。现代化的全球性拓展使得“往来”和“流转”越来越广泛、深入和加速化了。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把与西方“往来”中“流转”来的东西根据本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加以融合创新，然后再进一步注入现代性的“往来”和“流转”系统之中的创造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与平等性，倡导消除文明隔阂，打破交流互鉴壁垒，在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前提下力主交流互鉴、开放创新，坚持“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

（二）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的新文明的新逻辑

第一，人与自然共生、人与自然一体化，人与人共生、人类和谐共生的新文明视野。“西方现代化道路以对全世界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为代价，在历史上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曾达到疯狂的程度，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循环和平衡。”西方国家的生态空间早已供不应求，只能向外转嫁。在“人类开始显著影响自然环境的地球地质时代”即“人类世”时代，保护自然环境，放弃西方式现代化那种掠夺自然的传统模式，已经不是一个直接和迫切的经验性、地方性需求，而是一个需要全球性合作的崇高的超越性需求了！

第二，和平取代战争、合作共荣取代零和博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国际关系新范式。西方文明自古以来习惯于诉诸武力解决纷争。亨廷顿指出，“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而“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桑巴特研究表明，“没有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所有形态的资本主义所必备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基督教文明崇尚唯一的神明，基于此，西方现代化能接受的差异与多元非常有限，因而差异达到一定程度则引发战争，这一点远不如中国传统对多元的容纳接受来得广泛和深切。

西方现代化与战争的不可分割性，会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而逐步得以约束、减少和消解。与西方文明崇尚矛盾、冲突，从英雄主义角度赞美战争不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崇尚和合精神，战争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兼善天下，多元并包，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既是中华文明优秀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特点。

四、从资本逻辑的单一扩张到社会主义的导向和保障

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和问题，跟西方文明传统、近代民族国家的构成密切相关，也跟资本的内在本性相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和优势需要一个越来越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府来推动和确保。只有这样才能抑制资本逻辑的过度扩张，保证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是为跨国资本跨国企业利益服务”；社会主义的中国则要立足于人民群众最大利益，对资本、生产予以合理的调配，防止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和一方独大。加强对政府公权力和资本权利的制约和监督，促使资本成为服务于社会的力量，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和创新

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多从政治维度来诠释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很好地解决经济发展这一根本问题，最终遭遇失败。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解决了利益驱动问题，并在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之间、利益驱动与共同富裕之间找到合理的结合点。在现代化历史上，如何有效防止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盲目扩张造成的恶果，一直是无法解决的现代性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使经济最大限度地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是精英利益的政府手里，保证经济发展将产生更好的结果。

（二）融合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以遏制和超越资本逻辑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原则，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其执政的标准，拒斥资产阶级政党做特定利益阶层的代言人。自从现代性问题产生以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碎、平庸、固化、堕落，通过现代性问题的求解，建构一种不但在经济、技术而且在文化、政治诸层面都高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一直是各国先进人士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使命。由此，丰富、拓展中华文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这两个历史任务，由此汇聚在一起，组成中国式现代化所承载的两个重大历史任务。

从一般的中国现代化到具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一系列的转变、提升和优化，意味着一系列新的理念、思路、行动和政策，孕育着一系列的融合、创新和发明。现代化在全世界的不断“流转”中寻找新的创新之地。富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华大地正是这样一片热土。在现代化的一般诉求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中，按照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正努力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新文明格局，取代掠夺宰制、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格局。它将驱动更多的“往来”与“流转”，导致更多的创新和发明。这需要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现代化的征途中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来获得实现。

（注释从略，详情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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