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的鲜明特质

其一，历时性上，不同于割裂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历史观，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主张继承与吸收传统历史观中的合理性因素，赋予传统历史观以现代意涵，实现对传统历史观的超越。

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都面临着“断裂”还是“接续”，“摒弃”、“分离”还是“改造”、“承继”的问题。现代化这一概念经过西方意识形态的塑造，被赋予了“先进性”、“进步性”的语义内涵，它所衍生的现代性“代表着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现代精神与传统精神等等之间的断裂”，^[22]告别传统似乎是人类现代化的“当然使命”。因此，一些国家在现代化的强力变革中出现了路径脱嵌与制度断裂，使历史呈现出“非连续性”特征。事实上，传统是建立已有认知与新事物间意义关联的关键，潜隐地发挥着“映射”作用，任何社会变革或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历史文化中积累的传统因素。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3]出来的。传统历史观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形成的“前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过程中，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在批判与继承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而非断裂式发展。尽管五四运动以来，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旷日持久，甚至“传统”一度被贴上保守、落后、僵化、愚昧等标签，被视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但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传统”始终在场，赋予“中国特色”以民族风格与文化底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在继承传统历史观中的唯“食”史观、“变易”史观等基础上实现了超越与创新。唯“食”史观强调吃饭是人民群众最基础的需求，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缘由在于“食”的不均，解决之道在于“均食”，能均食则天下可治，能均食则仁义礼乐皆生。^[24]唯“食”史观把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揭示了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厚植物质基础，不断创造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之具有相通之处。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克服了唯“食”史观中蕴含的“均平”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25]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同创造进而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变易”的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的变化性，注重在变革中推进历史发展。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礼记·大学》所提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都主张人们在社会中求变革、在实践中求进步、在发展中求创新。唯有如此，人类社会才具有勃勃生机。这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中准确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变化中把握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具有一致性。不过，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强调“变”与“不变”的统一，在把握变局中坚持不变的立场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中积极、正向因素的改造、吸收与借鉴，不仅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观念中的积极成分，为党的治国理政提供经验借鉴，而且结合时代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合时宜的理念进行了改造。比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愚孝”转化为理性服从的“孝道”，将严苛的封建礼仪制度转化为人与人相互平等的现代礼仪制度，将传统文化中的“尊官敬长”转化为相互尊重的民主意识，等等。^[26]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向善”、“向上”的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27]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包容的胸怀面向过去，自觉克服传统与现代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使传统与现代在对话中谋求发展，推动传统历史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质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历史观之所以独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内含着中国传统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理解，彰显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

其二，共时性上，不同于一元化的单线进化历史观，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多元化的复线谱系历史观，实现对西方现代化历史观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的开放性，既呈现在传统历史观界域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固本培元、承流达变；还表现在现代化历史观界域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匡谬辨疑、涤故更新。

现代化历史观蕴含着世界现代化是一元化发展还是多元化演进的问题追问。西方率先开启并推进现代化。一些国家参考和依据西方国家追寻现代化的历史图景形成了多种历史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西方中心主义所表征的一元化、单线进化的历史观。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将西方现代化视为唯一正确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主张世界现代化是一个朝着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演变和发展方向统合的单一线性过程。这一历史观强调西方现代化是先进的、文明的、自由的，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主角和主流。而东方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是天然落后、野蛮、停滞和专制的，只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配角、边缘，是西方现代化的附庸和追随者，这一共时性关系在历史时间上似乎也是永恒的。^[28]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模型、范式、规律等机械地套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否认西方现代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剥削、压迫，无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自身特点。西方中心主义往往忽视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仅仅依据现有的、单一的历史结果判断历史过程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就批判过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与之本质相通的“德国中心论”、“俄罗斯中心论”等极端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这些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性的”。^[29]

与西方式现代化历史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建立在科学把握历史过程与历史结果、历史表象与历史规律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的复线谱系历史观，扭转了西方中心主义者将西方发展等同于世界发展的错误倾向，开启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一方面，西方现代化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30]世界现代化发展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每个国家都应该结合本国国情、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每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也不可能、更不应该是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翻版，而且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空间和发展阶段，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存在较大差异。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既有“串联式”也有“并联式”，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并联式”发展中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问题的集合，发展逻辑必然与西方现代化不同。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也不是西方主导的线性进化，而是众多国家共同发展的复线谱系。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中内含着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分化思维，主张历史是落后向先进的一元的单线的演化历程，将历史视作“合目的”的单线进化，具有鲜明的排他性。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主张多元并进的复线谱系历史，主张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应具有自己的特色，“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31]世界历史是东西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现代化发展进路绝不是向西方的统合，而是在各国的交往交流、互鉴互通中，共同集成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32]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主张打破极端民族主义、狭隘地方民族主义对现代化建设的限制，倡导各国现代化理论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以高度的历史自信推动世界现代化发展。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呈现出根本区别于其他历史观的开放特质，既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开放中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也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探索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观的丰富性、多样性，充分表达了现代化历史观向后反思与向前延展的无限张力。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批判割裂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历史观，明确传统与现代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尊重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差异，反对具有排他属性的一元化历史观，主张多元化的复线谱系历史观。

后发现代化国家都面临着先发现代化国家在扩张中形成的挑战与冲击，“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依附与自主”。^[33]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的内生因素与外源因素的关系，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实践中必然要回答的问题。与抵制主义或照搬西方的历史观、拉美现代化的机械史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尊重历史规律，协调统筹内生因素与外源因素，系统全面地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观。

第一，不同于“回归传统”的抵制主义与“照搬西方现代化”的二元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主张理性审视现代化建设的外源因素，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发挥历史主动性。

面对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挑战与冲击，是拒斥、抵制，还是全盘西化，抑或是主动把握历史规律、综合内外因素积极应对，由此形成了对待历史发展的不同态度。第一种方式是抵制主义，拒斥外来的现代化力量，主张回归传统，固守本土既有的发展方式，完全拒绝西方现代化的影响，走向自我封闭、自我隔绝。抵制主义缺乏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性，美国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原始部落曾一度选择这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照搬西方现代化，完全被动地依附于现代化的外源因素，放弃本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动性，比较典型的是土耳其现代化与拉美现代化。土耳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否认本土内在因素的积极性：统治精英决心使国家“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34]拉美现代化深受外源因素影响，严重忽视自身与西方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局势、土地占有、经济结构、文化背景、人口规模、工业化发展动力等方面的差异性，在尚未明晰诸多外源因素的现实作用、长远影响前，贸然接受外国资本的引领并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该地区的经济危机。同时，西方现代化力量的入侵抑制了本土产业的发展，限制了内生因素的增长，导致内外因素失衡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造成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双重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主张把握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性，完全不同于抵制主义，更不同于忽视本国国情的照搬西方的现代化历史观。无论是抵制主义还是全盘西化，其背后的问题域都是如何科学对待他国现代化或者异质文明的冲击问题，也是拘泥于历史表象之“微旨”的二元抉择还是剥离表象、把握历史规律之宏观指向，发挥历史主动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35]人们应该自觉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发挥历史主动，把握历史变革的机遇，推动现代化建设。事实上，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背后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内在驱动，是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无限制增殖、膨胀与扩张，也是资本主义总体性矛盾的全球性外溢、转移与扩散。当然，其背后既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各民族之间，打破地域限制、发展生产之必然，也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扩张的批判，反映了以物质生产推动历史发展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看，抵制主义忽视了西方现代化背后隐含的变革本国既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诉求，而全盘西化则迷失在西方现代化所谓的进步性、繁荣化的历史景观中，混淆虚假表象与内在实质，忽视了西方现代化中资本逻辑带来的弊端。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一般规律，从历史长河中分析特定历史阶段不同因素的现实作用，选择并创造适宜本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外要素并加以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36]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地把握现代化历史性实践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利用发展各方因素，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从不拒斥外源因素对本国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强调，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37]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资源和基础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充分吸收外源因素中的可借鉴资源，将外在资源转化为内在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39]同时也“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40]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因素，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全面推动现代化建设。

第二，不同于机械史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唯物史观的系统分析法，在长期性与阶段性、整体性与协调性中，统筹好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因素。

现代化建设中，是单一向度地推动经济增长，还是整体系统地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全面发展，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统筹内外因素时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拉美现代化蕴含的是直线进阶式发展的机械史观，将历史发展视为简单的因果联系。而且，拉美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具有较强的依附性与寄生性，主要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现代化理论及资本、商品等资源推动经济增长。有研究者在分析巴西现代化时指出：“巴西将美国的经历作为样板，使得国内出现了单一的经济发展样式，‘玻璃橱窗式现代化’使得巴西目前的重点挑战在于处理社会公正问题。”^[41]单一的经济增长未必带来真正的发展，相反由于缺乏全局性统筹，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严重等问题凸显，导致现代化呈现出“有增长没有发展”的现象。而且，“拉美国家的上层阶级因为受发达国家上层阶级高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其生活的腐败和对下层劳苦阶级的剥削是无度的”，^[42]内部的腐败问题严重抑制了现代化内生因素的生长。可以说，拉美现代化中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报酬递增”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内在的自我强化机制。相反，外源因素的压迫致使拉美现代化常常陷入被动发展的境地，无暇顾及和把握全局，难以有效开展激发社会内在活力的体制性改革。比如，巴西“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43]是其农民极端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外源因素对内生因素的吞噬加剧了拉美现代化的依附性，出现了“形式自主、根本依附”的特征。

与拉美国家片面的推动经济增长、机械应对现代化局势的历史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法，积极主动地对待现代化建设中外源因素的冲击与内在因素的生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了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冲击”，系统分析内外因素，明确提出独立自主搞现代化建设，制定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致力于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深入考察国内外局势的基础上，客观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因素，在实现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44]他还强调改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注重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协调推进，全面激发社会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整体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间的互动关联，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点与长期性目标，系统制定各领域全方位的战略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整体推进，加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改革配套和衔接，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45]中国式现代化注重“自立自强”，构建外源型经济和内生型经济“双轮驱动、双翼齐飞”的发展格局，把握短期发展态势，厚植长期发展优势，实现内外因素的统合与协调，有选择地汲取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有益成果。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相结合的办法，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把握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因素，彰显出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其中蕴含的历史观凸显了对系统论和辩证法的自觉和运用。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抵制主义或全盘西化历史观的局限性，摒弃了拉美等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依附性特质，积极主动地利用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因素。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自觉审视现代化过程中的外源因素，将外在冲击转化为内在动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不同于将内生因素与外源因素相割裂的机械史观，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法，系统统合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因素，在透析内外因素的辩证机理中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