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源：丁浩员,董文娟,余心玎.贸易政策冲击下的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研究[J].经济研究,2024,59(08):95-113.
文章导读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主要经济体频繁调整贸易政策，导致跨国公司的运营成本大幅上升。这些变化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贸易政策冲击，维持供应链关系的成本可能超过中断合作的成本，这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其供应链策略以规避不确定性和财务风险。同时，面对贸易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企业亦会采取主动措施，通过优化供应链结构、调整供应商网络和生产布局来应对挑战，即表现为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文章实证考察了贸易政策冲击下企业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的动态规律，识别其中的关键驱动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理论框架
在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企业与海外客户的供应链关系面临着复杂的挑战。维持现有供应链关系意味着企业必须应对由贸易政策冲击带来的经济压力。需求方所在国家的关税加征政策将直接抬升双方供应链合作的经济成本，或加剧企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进而迫使企业在决策过程中预留更多资源以应对潜在风险，如增加现金储备和调配生产资源等。当关税成本达到企业难以承受的临界点时，维持现有关系的成本将超过中断合作的潜在成本。
据此提出假说1：贸易政策冲击增加了跨国供应链关系的断裂风险。
供应链关系的断裂并非企业全球布局的终结，相反，它可能成为企业主动调整和优化供应链布局结构的契机。企业在面对贸易政策冲击时，通常不会被动接受其负面影响，而是通过跨国战略决策的调整，主动寻求应对之策。例如，通过重新评估其全球布局和资源配置，企业可以动态调整供应链结构，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并探索新的合作机会。这种调整不仅旨在应对短期的市场冲击，更是为了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实现供应链的战略性重塑和升级，从而保持其韧性与竞争力。
据此提出假说2：贸易政策冲击会推动跨国供应链重构，表现为供应链关系的区域转移和产业调整等形式。
关键变量构建
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指标
1.定义跨国供应链断裂指标
如果中国供应商与外国客户的供应链关系在t期存在，而在下一期消失，则认为该供应链关系在t期发生了断裂。此时，定义供应链断裂的表征变量（Break）在t期的取值为1，否则为0。具体而言，当双方合作从t期持续至t+1期、t+2期乃至t+3期，而在t+2期、t+3期或者t+4期以后合作关系消失，则认为t期的供应链关系在滞后1期、2期或者3期后发生断裂，即定义相应的供应链断裂变量（Break1、Break2、Break3）等于1，否则等于0。
2.定义跨国供应链重构指标
跨国供应链的重构建立在前期中外企业供应链断裂的基础上，如果在t期与外国客户供应链发生断裂的中国供应商后续再次构建了供应链关系，则将t期这一供应链关系的“重构”指征变量（Refill）定义为1，否则为0。
跨国供应链重构具体包括“恢复”与“转移”两类指标：若发生断裂的中外企业双方在后续重新开展合作，则定义这段跨国供应链实现了恢复（Recover=1）；若发生断裂后不再恢复，而是后续另寻新供应链关系，则说明其发生了转移（Tranfer=1）。根据海外企业的转移所在地，本文的“转移”变量分为转移至美国（TranferUS=1）、欧美地区（TranferUA=1）、亚太地区（TranferAP=1）和其他地区（TranferRest=1）的企业和转移回中国（TranferCN=1）。
考虑到新供应链会存在产业范围调整，本文又将“转移”变量分为在“同产业”或“不同产业”转移两种：若中国企业后续依旧在原断裂产业寻找新供应链关系，则说明其在相同产业内发生供应链转移（TranferSameind=1）；若后续在其他产业寻找新供应链关系，则说明其通过调整供给产业范围进行供应链转移（TranferDiffind=1）。
贸易政策冲击指标构建
美国在2018—2019年对中国约1万种8位HS编码产品加征了关税，本文将这些产品所对应的8位HS海关编码与用于定义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4位SIC产业代码进行匹配，以识别出关税加征这一政策冲击所涉及的行业。如果中国上市公司属于以上行业，则定义该上市公司受到了美国贸易政策冲击。
实证分析：贸易政策冲击与跨国供应链断裂
基准回归
为考察来自美国的这一贸易政策冲击下中美跨国供应链关系的断裂概率，本文构建如下多期双重差分（DID）估计模型：
结果表明，美国加征关税提高了中国企业海外供应链的断裂风险。
稳健性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
结果表明，在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前，处理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的跨国供应链断裂情况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后，两组企业的跨国供应链断裂情况具有显著差异，与基准模型的结论相符。
安慰剂检验
考虑供应链中断的滞后效应
排除“新冠疫情”的潜在影响
基于中间品贸易识别被冲击对象
本文基于海关数据中企业所涉中间品贸易情况，重新定义“被冲击企业”，即根据对美出口的中间品是否被纳入美国加征关税清单来识别被冲击企业，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排除其他贸易壁垒的重叠影响
基于海关数据的再检验：将中小微企业纳入
供应链断裂的驱动与影响因素分析
上文理论框架指出，在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供应商与海外客户关系存续的关键在于维系成本与断裂成本之间的权衡。
维系成本视角
通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纳入中国企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本文探究贸易政策冲击下，供应链关系的断裂是由关税成本单独驱动，还是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共同推动。具体地，本文参考Benguriaetal.界定的“贸易政策”和“不确定性”词表范围对企业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进行文本分析，识别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术语所占比重，作为企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表征指标。TPU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即企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并未显著提升跨国供应链的断裂风险。
断裂成本视角
产品的不可替代性
本文使用UNComtrade提供的全球产品贸易数据以及FactsetRevere提供的企业销售额占比数据，分别构建海外国家在行业层面对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度（CNIM_rate）及海外客户对中国的采购依赖度（CNPC_rate）指标。②指标值越大，说明海外客户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度和依赖性越强。，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贸易政策冲击下，当产品的不可替代性较强时，中国供应商与海外客户之间的关系更具稳定性。
契约成本
本文使用Nunn（2007）提供的行业层面的契约密集度指数，该指标越大，意味着行业内的交易越依赖于特定的合作关系或定制化的合同，即合同更加具有专门性。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即当海外客户契约成本较高时，贸易政策冲击导致其与中国供应商关系断裂的概率较低
双方合作关系
本文考虑两种反映供应链合作状态的指标：第一，关系持久性。第二，商务交流经验交流经历。结果显示，在贸易政策冲击下，关系持久性越强、商务交流经验越丰富的跨国供应链关系的断裂风险越小。
交流经历，构建“供应商—国家—年份”维度的商务交流高管人数的指标（Overseas），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对特定国家的信息摩擦越小，促进长期稳定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实证分析：贸易政策冲击与跨国供应链重构
供应链恢复和转移
发生供应链断裂的中国供应商后续是否会重构供应链关系？更为具体地，“重构”主要是体现在“恢复”原有的联系，还是会另寻交易伙伴，即实现供应链“转移”？本文还探讨了与这种供应链重构行为相伴的产业范围调整。具体而言，本文将供应链发生转移的企业分为两类：在同一产业内发生供应链转移或者转向其他产业寻找新客户。上文构建的供应链重构指标相关结果如下：
总之，在贸易政策冲击下，当中国供应商与美国客户间的供应链断裂后，在相当期限内较难恢复，但发生转移的可能性较高，而“转移”倾向于发生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欧美发达地区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邻近区域，并且存在一定的产业范围调整。
供应链重构的驱动因素
搜寻效率
多元化布局能力
文章结论
关税成本的上升增加了中美企业间供应链断裂的风险。然而，在供应链关系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较高的契约成本、企业双方具有长期合作基础或企业具有丰富跨国商务经验的情况下，供应链在冲击下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供应链“断裂”的同时也伴随着“重构”，尽管直接恢复原合作关系较难，企业仍可通过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实现供应链的转移与重构。具体来说，中国企业在面对美国加征关税冲击时，倾向于在亚太周边区域、中国本土以及其他欧美发达地区重新寻找合作伙伴，并且新供应链关系的构建还伴随着产业范围的调整。
企业信息搜寻效率越高、供应产品与市场更加多元化时，跨国供应链中断后进行重构的可能性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