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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垒磊
前两天，张一鸣登顶了中国首富，估计这哥们儿也会想办法三辞三让。都说韩国有首相魔咒，那中国就有首富魔咒。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近10几年，但凡你成了首富，你的一言一行就会被人盯着，然后口碑就会下滑，因为你是首富嘛，你干的事情一定是暴利，一定是收割了其他人，要么是信息差，要么是涉嫌垄断，要么是荼毒了青少年，反正总有一款能套上你，至于你帮助社会的一面，在你成为首富的那一刻，已经没了。比如钟睒睒，几乎不在媒体前露面的人，做了首富以后，都需要找各路媒体去买公关稿了，饶是如此，也没有扭转口碑。所以黄峥本来几年前就是首富了的，通过送股票，做公益，硬生生把自己从首富的宝座上拉了下来，暂时避免了像马云，王健林一样“被”拉下来。首富就像一个靶，只要你在胡润富豪榜的第一位，就是资本家的代表，就会集中所有人民对于资本家的怒火——因为人民没有那么多精力对上榜的几百个人开炮，也记不住。最舒服的是雷军，一直稳在前20，有时候前10，但由于前三以后就不太会被报道，所以人们会忽视他和首富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的事实。如果有一天他登顶了，他还能以“年轻人的朋友”的身份跟大家相处吗？不可能的，很多人就得在舆论上给他搞臭，不仅要扒他，还会重新解读他说的每一句话，给他扣帽子——吃豆浆油条，坐经济舱，就成了“做样子”；让网友给他的穿衣提建议，就成了“假亲民”；努力到凌晨三点，在工作群发信息，就成了“让打工人陪着他肝”。
归根结底，是我们这里的根有问题，很多老百姓并没有那么尊重私有财产。虽然碍于明面上的法律，知道自己不能直接抢，但他们觉得有更大的权力能抢，也想抢，所以自己只要提出要抢富人资产的请求，权力就会正中下怀，光明正大地响应“人民”的要求——这才是这里很多老百姓内心邪恶底气的来源。
可这样的环境能搞好一个社会吗？从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没人愿意努力去创造价值，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更聪明，更有主观能动性，能为社会做更大贡献的人。
其实很多人对财富的理解是有误的，他们觉得财富这个东西，被人拿走了就是拿走了，就是你有我无，藏在家里的地窖里，一辈子慢慢花。那王健林前些年是首富，为什么现在绝大部分钱都还给社会了呢？几乎没有一个富人会把钱都藏在地窖里，他们的大部分钱要么是在自家公司的股票里，要么是在各种金融资产里，要么是在银行里，要么是在某个经营主体里，总之，他们一定会将其变成各种资源，直接或间接地在给社会提供着价值。你可以说他们有资本回报，但他们同时也承担着风险，认知不到位就很容易更改这些钱的所有权，同时社会也依赖着这些资源在进行着价值生产。即绝大多数的钱，都是混在一起放在社会这个大池子里的，不管是富人的钱，还是穷人的钱，只不过上面写了不同的名字，但这些名字也是一直在进行更换的。不存在说钱分好了就是分好了，然后大家各自消费，穷人就世世代代做奴隶——这是屌丝想法。
至于有钱人的真实消费，虽然比穷人多很多，但和富人放在社会池子里的资产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豪宅豪车根本花不了几个钱，随便一个中产，上点杠杆都能装富人装得似模似样。但很多人就连消费上的这么点差异也不愿意接受，这就是问题所在，说明人们对富人的富裕程度的容忍度是很低的，对钱这个东西的理解程度也是很浅薄的。富人的富裕，是其善用社会资源后的结果，因为善用社会资源，所以要给其更多的资源可供其调配——如果调配不好，比如组织了生产，最后东西却不是人们最想要的，或者投资了错误的标的，间接生产错误，都会表现为亏损，钱自然就流到了其他人的手里，供其他人调配。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在伊隆马斯克还远不是首富的时候就说，他死后宁可把钱都捐给马斯克，也不愿意给慈善机构。因为这些钱拿去做慈善的贡献，远没有伊隆马斯克用这笔钱给人类带来的贡献大。拉里佩奇的这番话一定会得罪大基数的人，但却阐释了一个核心，那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调节分配，资源本身一定会向着最善于使用它的人那里聚集，哪怕我们现在玩大富翁游戏，把所有的钱都平均分配，在一个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由于人的天赋，机遇，努力，勇气，风险偏好，运气的不同，过不了多少年，也一定会有一些人的财富远远领先另一些人。就算现在把伊隆马斯克的全部身家都分给非洲吃不饱饭的人，每个人也只能分到不超过一个月的口粮，一个月以后呢？该挨饿的还是挨饿，但火星移民，脑机接口，AI机器人，无人驾驶，地下运输，太阳能电池，星链，火箭回收等一系列事情的进度都将带来巨大的回撤，也会有无数的人会面临结构性失业，无法在短时间内重新处于能为这个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位置。这种奇怪的分配方式，明显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不认同的人，只不过是嫉妒心作祟，导致无法正常思考了罢了。
那有人说，靠非法手段起家的富人呢？贪官污吏呢？是，但这就是成本和效率的关系，你不能因为行人闯红灯现在还无法精准罚款，就说机动车闯红灯也应该合理吧？本质上是制度，技术发展，社会成本之间的互相妥协关系。那些偷电瓶车的人真的都抓不住吗？社会成本需要取舍啊，警察就这么点人，得查更要紧的案子啊，追踪技术就才发展到这儿啊，你得接受啊。如果是制度刻意包庇这些人，你就应该去质疑制度为什么要包庇，要怎么更改监管的方式，而不应该质疑资源聚合和对资源有效利用形式的逻辑推导啊——这完全是质疑错了对象。富人的社会责任感，应该体现在把更多的钱放在社会池子里，去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生产，然后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税收，这就够了，就已经是富人为了同样的公共事务体验，付出了溢价成本了。但中国的穷人太多，导致仇富的基数很大，也因为声音大，政府为了稳定，常常要做一些过度劫富济贫的事儿，导致中国在全球富人流出地的排名中，常年高居第一——如果一个地方有人一挣钱就出去，长期失血，那就会越来越穷，然后上述循环就又开始了。怎么打破？政府得先有勇气从宣传上，教育上，理念上把它改过来，扶老奶奶过马路光荣，创富得更光荣才行，因为帮一人，和帮无数人，社会贡献是不一样的，大红花不能戴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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