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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红军时期，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率领曹祥仁、邹毕兆等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重要密报，使红军在长征途中数次绝处逢生。可以说，与国民党较量，红军在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情报上却处于绝对优势。
红军的无线电情报事业是半部电台起家的。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缴获了一部电台，战士没见过这种东西，劈头就砸，电台受了损，只能收，不能发，因此叫“半部”。
前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对军事新闻管制不严，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谍报科能从公开报道中捕捉到很多军情。那时，国民党对红军的侦听能力还不知晓，非蒋嫡系部队经常使用明码沟通，被红军所侦听，他们所使用的一些简单的加密方式，从国民党军内部过来的人员也能轻易译出。后来，新闻管制逐渐严厉，国民党军各部无线电通信全部加密，红军情报来源陷入困境。
1932年2月，红军强攻赣州。由于无法破译江西敌军所使用的“展密”，红军的无线电侦听基本失聪，敌人“忽然”多出来几个团，攻城的红三军团伤亡3000多人。军团长彭德怀大发雷霆：“谁谎报军情说是两个团？！”
侦察科长曾希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此战之后，他开始组织力量破译敌军密码。彭德怀把红三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推荐到了总部，他在电话里对曾希圣说：“你的脑袋我不敢要，我倒要送你一个好脑袋。”
曹祥仁对密码破译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经常夜以继日连轴转，吃饭走路也沉浸在密码猜想中。
突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来。
1932年8月的宜黄之战胜利后，曾希圣等在一个军官的公文包中发现了国民党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一份电报，其中有30多组密码已经附有汉字译文，使用的正是“展密”。
曾希圣中文功底好，曹祥仁熟悉敌报代码，二人根据已译单字，与不断侦收到的敌军“展密”电报相对照，前后猜字连结，不断假设推演，最终在一个多月后将“展密”全本贯通。
“展密”一破，就在1933年1月的枫山埠一役中立见奇功。此战之后，军委对无线电情报事业的作用更加重视。1933年5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成立了情报局，即二局，曾希圣任局长，曹祥仁担任增设的破译科科长。
三军团送来了曹祥仁，一军团则送来了另一个“好脑袋”邹毕兆。邹毕兆也是报务员出身，对摩尔斯明码背诵如流，能辨识对方发报的细微指法。曹祥仁性格开朗，邹毕兆内向安静。当时，二局分前后方，留在后方二局的破译员只有邹毕兆一个，他却很快打开局面，平均两天破一个敌方密码。
1933年8月，中华苏维埃向“极有功勋者”颁发红星奖章。这是红军的至高荣誉，获一等奖章的只有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等数人，29岁的曾希圣被授予二等奖章，19岁的曹祥仁和18岁的邹毕兆被授予三等奖章。
二局只随中央和军委最高首长行动，一举一动都高度保密，成立之初知情者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少数几人。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不为人知。因此，为二局人员颁奖是在晚上秘密进行的，周恩来和朱德为他们挂上了奖章。
1935年，红军指挥部根据曾希圣二局破获的情报，采取了避实击虚灵活战术，带领红军在国民党40万人的围堵缝隙中穿插移动，在四渡赤水中争取了主动，走出了危局。
1935年3月，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南下抵达金沙县安底附近，准备南渡乌江。二局获得的最新敌情显示，湘江南岸有三个师阻截，东边有湘军守备，北面有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主力尾随追击。
3月30日夜，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这新军事“三人团”与朱德、刘伯承等开会商议敌情。大家都认为，如果敌人发现红军渡河，南北夹击，红军将背水一战，其结果将比湘江之战更惨烈，而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北面。
这时，曾希圣提出了一条奇计：冒充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假电报。他的理由是，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此时坐镇贵阳，更是直接指挥。二局熟悉国民党中央军的密电程序和规律，他本人熟知蒋介石电文修辞与格式，曹祥仁熟悉敌军通用、专用两种密码，邹毕兆能熟练模仿对方发报惯用指法和节奏。大家都拍案叫绝。
曾希圣迅速草拟电文：“吉密。今据飞侦确证，匪以一股南向乌江佯动，而主力大部正加速西去。”电报要周、吴两部“星夜并程，限明日抵达泮水、新场”。新场距红军过河的渡口有上百里，掉头来追，无论如何也来不及。
曾希圣等一起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措辞，最后终于定稿。曹祥仁迅即将电文译成密码，邹毕兆坐在发报机前，手指灵巧地按动了电键。
3月31日，红军大部队从三个渡口顺利过江。二局破译的密电显示，此时，周、吴两队正很“听话”地行进在去新场的路上。
得知红军已渡乌江，蒋介石大为光火。但这份假电报从未被识破。
撤离中央苏区后，干部战士不断地提问，部队是往哪里开？上级领导只能笼统地答，是战略转移。用毛泽东的话是，我们现在这点兵力，不能和敌人硬碰。硬碰，那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目前只能是见缝插针，该躲时躲，该闪时闪，机会好时，就敲他一下子。
渡过乌江之后，红军跳出了敌军的密集包围圈，把敌人甩在了身后。部队有了明确的方向，士气也重新旺盛起来，对于军委的战略意图也有更多的理解了。他们乐于相信，这些决策后面一定有什么神机妙算。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1935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技术侦察部门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长。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没几年，曾希圣要求调离二局。
出于保密的原因，曾希圣和二局的作用只有中央和军委领导知道。在延安，曾希圣每月享受一等津贴12元（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等只有5元），诸如此类的待遇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而巨大的压力、高度的用脑，也使得曾希圣的性格有所变化。他想出去带兵打仗，开创一个局面给不理解他的人看看。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重建新四军，曾希圣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政委。他是密码脑袋，在他的带领下，新七师富甲全军，到1947年番号撤销时，账上资金折合黄金有50万两之多。
曾希圣离开二局后，24岁的曹祥仁接任局长。1947年，曹祥仁带队赴东北，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二局。
林彪平时作战时只带四五个参谋，但1948年9月南下锦州时把二局的三四百人都带在身边，数十部电台同时工作。林彪说打仗打的就是情报战，作战方案定好后，“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
邹毕兆也一再要求调离二局。因为长期高度紧张的听译工作，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长期严重失眠、头痛、幻听，脑子里有各种响声，由热爱破译变得怕文件、怕书本。在他的一再要求下，1944年他随八路军359旅挺进中原，任南下支队副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曾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安徽是重灾区，他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被撤销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听说国内当前搞情报工作比较困难，就让女儿给他买计算机资料，为他请清华大学的老师讲计算机课，重拾脱离近30年的破译研究，直到医生严禁他看书写字。1968年，他在北京病逝。
1978年，迟到十年的曾希圣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参加，胡耀邦致悼词。2002年是曾希圣诞辰100周年，《曾希圣传》如期问世。李先念作序称，曾希圣是“我们党的情报破译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想出去看看”，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被派驻保加利亚，后来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老战友曾希圣在安徽搞“责任田”，他曾去参观并欲在浙江推行，为此遭受了批判。
1975年，61岁的曹祥仁在北京病逝。他在病重期间说，自己这一生中最自豪的还是“在二局搞出的名堂”。
1983年，邹毕兆以副部级待遇退休。他1999年去世，享年84岁，是“破译三杰”中唯一的高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