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周报
作者|夏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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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31年2月2日，于右任正式宣誓就职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他在这一职位上干了将近三十四年，这在国民党执政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个例的出现，与长期担任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有密切关系。
于右任
于右任与蒋介石，两人早年经历迥异，几乎没有交集。1928年，蒋介石重新执掌军政大权后，之所以逐步倚重于右任，与蒋介石的结拜大哥陈其美有直接关系。
20世纪初，陈其美刚到上海闯荡时，生活一度甚为潦倒。于右任与其结识后，认为陈其美有远大的报国志向，又善于结交各方干才，将来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于是将他介绍给家族势力雄厚的张静江。陈其美由此摆脱经济上的窘境，在上海逐渐站稳了脚跟。
陈其美性情豪放，交际面广，长于谋略，很快就显示出他的领导才能。1910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自任社长，聘请陈其美为该报外勤记者。两人以报刊为阵地共同致力于反清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于右任积极协助陈其美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一起策划上海光复起义。
中华民国成后，两人又一起投身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1915年夏，孙中山组织讨伐袁世凯的中华革命军，陈其美为东南军司令，于右任为西北军司令，两人同为孙中山信赖的领导骨干。
蒋介石对陈其美一直感恩戴德，不仅视为“恩师”，而且自诩为陈的“第二化身”。因为于右任与陈其美的特殊关系，蒋介石视于右任为革命前辈，对其尊重有加。
1926年，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势如破竹，席卷大半个中国，大大推进了大革命的进程。1927年起担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于右任对蒋介石一度产生好感，认为他代表着国民党中的新生力量，视其为进步力量的代表人物。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对蒋介石来说，这是巩固其在全国地位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作为冯玉祥部属的杨虎城成为蒋介石争取的对象。在此之前，冯玉祥想依靠杨部打仗，但又无力给杨虎城后勒给养，要杨想办法“自筹”。此时的杨虎城明白，势单力薄的陕军夹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败亡；而部队的编制、军饷两无着落，又使他感到进退维谷。苦闷中的杨虎城为解决出路，希望向南京蒋介石靠拢。
这时的于右任为杨虎城这位靖国军时期的老部下牵线搭桥，与蒋介石拉上了关系。蒋介石面授杨部番号为新编第十一师，为其解决了给养军费。中原大战爆发后，杨虎城率部孤军深入，直插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冯军的瓦解，助蒋取得了大战的胜利。为此，蒋介石擢升杨虎城为十七路军总指挥。
通过这一事件，蒋介石更加明白于右任在西北军政界的巨大影响。在此后较长一段时期，每遇陕西省的人事安排，一般都要经由于右任的推荐，至少得事先征求于右任的意见，蒋才会正式下达任命。如陕西省政府几任主席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人的任命，都是如此。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要求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立即出兵收复失地。9月28日，复旦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三校学生请愿团突破重重阻拦，冲进外交部，质问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为何不对日提出强烈抗议？王正廷言辞支支香香，不敢正面回答。
当时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知道学生不好对付，避而不见，将于右任推出来应付学生。因为于右任先后创办过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素为青年学生所敬重，他出面接见学生，更易为学生接受。于右任只好硬着头皮，按照蒋介石的授意，言不由衷地应付学生的提问。此举令学生不满，接见草草收场。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意在逼蒋抗日。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应对办法。因为杨虎城是于右任的老部下，事件又发生在西北，所以，与会者一致认为于右任是解决当前困局的重要人选。会议决定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出任宣慰使，以宣慰之名前往西安，分化张、杨同盟。
于右任知道此行难有收获，但身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他只得勉为其难。当日，于右任向张、杨发出电报，要求他们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避免战祸扩大，并申明自已即将赴陕消弭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愿望。
杨虎城知道于右任是奉命前来“招安”，便派人在潼关拦住于右任的专列，要求于右任宣布取消“宣慰使”的名义，只能以个人身份前来西安。于右任身不由己，只能无功而返。
于右任与蒋介石虽然有过长期的合作，但他们在政治思想和为人处世方面都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在合作的同时，他们的摩擦越来越多，最后貌合神离。
1936年11月，救国会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被捕。于右任与冯玉样等人也在南京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的营救行动，以此“表示民意所依归，而促南京最高当局之觉悟”。将介石认为这是给他难堪，心中大为不悦。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介石为了加强集权统治，通过操纵选举，又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这样一来，蒋介石将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党、政、军四个最高职务集于一身。于右任对这种极端独裁的做法极为愤慨。
不久，陕西“安汉案”爆发。安汉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学家，早年间曾赴法留学，回国后受到于右任的重用，后来于右任多次向农林部举荐安汉。抗战时期，安汉目睹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放弃职位，返回家乡陕西，积极投身于垦殖事业。由于安汉为人正直，所以农场中聚集了不少思想进步的人，其中还有红四方面军北上后留下的伤病员。
此事被国民党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兼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得知，于是企图以“通共”之名治罪安汉。于右任闻讯出面援救，一边亲自面见蒋介石。蒋口头上答应，背后却将安汉枪决。
1944年，蒋介石打破以往对陕西省人事任免的惯例，突然任命祝绍周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听到这项任命，气得浑身发抖，当场拂袖而去。后力辞监察院长，被蒋介石派时任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就近劝驾，才重返岗位。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在蒋介石的多次劝说下，于右任继续担任“监察院长”。1954年，俞鸿钧继陈诚之后出任“行政院长”，俞鸿钧之所以被蒋介石提名担任“行政院长”，是因为其在1949年将巨额的黄金从上海运到台湾。
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后，打着“杜绝浪费，调整待遇”的名义，蓄意为少数上层人物牟利。1957年，台湾金融系统不断有人员向“监察院”举报俞鸿钧侵害“国家”和公众利益、安插私人亲信等问题。于右任接到举报后立即派“监察委员”调查事实真相。经调查，认定所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根据监察工作程序，“监察院”约俞鸿钧到院来接受质询，俞置之不理。1957年12月10日，于右任亲自主持“监察院”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前鸿钧的弹幼，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
1958年1月，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召集“中央执行委员”近二百人在台北中山堂开会。会上，蒋介石公开指责“监察院”。“俞鸿钧案”对年近八旬的于右任打击很大。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监察院”只是蒋介石政权的点缀品。自此之后，他不问政事，而将主要精力用于书法、诗词。
1964年1月10日，于右任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