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作者|李恭忠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导读
“结义”，即本无亲缘关系的个人之间结拜为兄弟。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到了民国时期变得更加流行，在不同阶层当中都有表现，由此形成大量“金兰谱”、“拜帖”。
伴随着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剧烈的新旧转型，许多人脱离了原先熟悉的轨道和圈子，漂泊异乡，个人生涯面临着不确定性，更需重新结合，寻求相互扶助和依靠。加上商业因素的推波助澜，普通结义之风颇盛，及于各个阶层、各种群体。
光绪十一年（1885年）阴历五月十三日，适逢关帝诞辰，旅居上海、素昧平生的鲍叔衡与管秋初，因为“一见如旧”，“雅慕昔时齐国管鲍交”（注：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相知最深），于是互换金兰谱，并在益庆酒楼大设筵席，广征沪上名流，诗文唱和，作为见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时年14岁、正在读中学的叶圣陶（时名叶绍钧），与年长自己7岁的同学袁封百结为兄弟。叶圣陶之孙、当代作家叶兆言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其事。据叶兆言文章透露，两人家境不同，后来际遇颇殊，并无实质性的交往。
民初以后，在传统的手写金兰谱之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格式化的印制版金兰谱，普通结义之风随着商业力量的推波助澜变得更盛。人们逐渐习惯于“以换帖为儿戏，广交友以沽名”。尤其是在刚刚涉世的青年人当中，结义往往成为一种稀松平常的交际行为。
有人结义之后反悔，遂公开登报声明取消结义关系：“前曾与程甫青君结金兰交，今因意见不合，自登报日起，取消谊兄如弟之关系。所有兰谱、一切书信文件等，均行作废。恐未周知，特此布告，尚希公鉴。”
总而言之，普通结义流行面广，见于各个阶层和各种日常生活情境。由此形成的结合形态，可以说是加强版的朋友。这种结义多以正面的精神激励为主，以情感和道义相劝勉。
因此，普通结义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古人早就感叹，“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对于生活方式大体相近、境况大体相同的中上层士大夫和文人雅士而言，管鲍之交的境界都不易达到，因而这一典故才会反复被人提起。
合伙结义跟普通结义一样，都沿袭了传统的“金兰结义”习俗，同样体现为个体之间结拜异姓兄弟。但与普通结义不同，合伙结义有着清楚、具体的目标，而且往往是超出寻常范围的大事、险事、难事、奇事，结义对象围绕该目标开展合作行动。
蒋介石早年跟陈其美、黄郛（音fú读福）三人的结义，属于现代版的“合伙结义”。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后推举黄郛为摄政内阁首领，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8日，身在广州的蒋介石通过汪精卫给黄郛捎去一份电文，请他尽力帮助即将北上的孙中山。文中谈及早年结义之事：“手示诵悉。自北京政变，各军改称国民军，不问而知为兄之主张，可知人分南北，而彼此精神贯注，始终如一也。英兄（指陈其美，字英士）虽死，孙公犹在。吾党成败，终不能离打铁约言。”
这封电文里，“打铁约言”四个字是关键。汪精卫刚开始看到电文觉得很奇怪，怀疑“打铁”二字有误，黄郛告诉汪说无误。对此，黄郛夫人沈亦云在回忆录中作出了解释，“膺白（注：黄郛字膺白）与陈、蒋两先生换谱，在上海打铁滨地方，约言是：‘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语系英士先生所拟。蒋先生赠英士、膺白二人宝剑各一，此二语即镌在其上。所谓‘打铁约言’指此。”
陈、黄、蒋三人结义，发生在辛亥年上海光复之后不久。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崩溃在即，新的共和国家正在酝酿之中，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师长黄郛、团长蒋介石结为异姓兄弟，准备共同追随孙中山做一番大事业。只是后来风云变幻，辛亥革命成果为袁世凯夺取，革命事业历经挫折。
孙中山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盖手印、向自己个人宣誓，黄郛不同意这种方式，于是以独立身份涉足北京政坛。陈其美于1916年遇刺身亡，蒋介石则长期找不到政治方向。直至1924年底孙中山受邀北上，蒋介石似乎又看到了结义兄弟再次携手的可能，于是对黄郛重提当年“打铁约言”。可是时局变幻，黄郛代理国务总理不足一个月即下台。蒋介石抱持的“兄弟”携手的期望，也再次落空。
此后几年间，国民革命形势迅速展开，蒋介石很快成为国民党阵营最高军事首领。国民党建政南京以后，“党国”领袖蒋介石希望下野政客黄郛出面帮衬自己，为此劝他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甚至曾经派人给他送去一份已经签好介绍人（即张静江和蒋介石）姓名的入党志愿书，只要他签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黄郛当时没有答应入党，但还是担任了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1928年又出任外交部长，积极为蒋介石打开外交局面；1933年他再度为蒋分忧，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承担与日本折冲的艰难任务。纵观蒋介石与黄郛的结义关系，总体而言还算得上善始善终。
同盟结义指的是形式上为个体之间结拜异姓兄弟，实际则是组织之间结成同盟，组织力量成为个人的后盾，又为个人所驱使。1920年代蒋介石的几次结义，是现代版“同盟结义”的典型案例。
1925年10月5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主动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互换金兰谱，结为兄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结义的具体背景，此时孙中山刚刚去世半年，广东革命政权仍然群龙无首；蒋、朱两人则分别统领一支部队，实力大致旗鼓相当。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之所以主动发起结义，结成同盟“干大事”的意图非常明显。后来两人一直在军、政领域密切合作，最终蒋介石成为“党国”领袖，朱培德则是蒋介石信任、倚重之助手。
但同样是出于合作干大事的“同盟结义”，蒋介石与李宗仁后来的关系，却与蒋、朱关系相去甚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早已经成为最高军事首脑的蒋介石，仍然采用结义方式来收服其他实力派首领。
1928年2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郑州交换兰谱，结为兄弟。冯玉祥后来回忆说，结义之举是蒋介石主动提出来的。不过据蒋介石1928年2月17日的日记载，结义是由冯玉祥提出来的。
192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当时蒋介石虽然是党国要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真正能够指挥的只是自己兼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需要取得中原和北方两大实力派特别是中原地区冯玉祥的支持。
而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虽然手握重兵，但在“党国”系统的资历、人脉和声望都非常有限，需要取得党国要人的政治支持。这样，双方刚好能够达成互补型合作。冯玉祥时年47岁，为兄；蒋介石时年42岁，为弟。
可是，这种“蜜月”关系未能持续多久。随着二次北伐完成、合作对敌局面的结束，双方的矛盾逐渐凸显。两人函电来往的相互称呼即为细微的反映。1929年2月初，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冯玉祥称病离开南京，给蒋留下的请假函还称其为“介石主席我弟”，自称“如小兄冯玉祥”。一个月之后冯玉祥请辞军政部长的电文，则径称对方“蒋主席”，自称“冯玉祥”。此后直至公开翻脸，冯一直如此称呼。
民国时期的报刊曾经登过一篇短评，对军阀之间的同盟结义现象予以讽刺：“同一无效：政府对军阀之和平令，新式男女定情时之海誓山盟，军阀拜把之金兰谱，旧家庭父母对新人物儿女之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