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庆新 武月 杨挺：“大金砖”在全球能源体系中地位及定价话语权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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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庆新 武月 杨挺：“大金砖”在全球能源体系中地位及定价话语权的提升

【内容提要】随着更多能源生产国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大金砖”汇集全球重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油气生产、能源消耗均位居全球前列，将为成员国能源贸易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俄罗斯等能源生产国的出口安全和中国、印度等能源消费国的供给安全系紧了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纽带，推动能源双边多边合作不断深入。“大金砖”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能源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欠缺相匹配的能源定价话语权。如何提升“大金砖”能源定价话语权，是提高“能源金砖”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握国际原油定价主导权的事实，本文以国际能源市场主要参与方、计价结算货币、主要交易场所等关键要素为切入点，研究国际原油定价机制的运行以及它是如何被扭曲的。未来，金砖国家应从扩大能源合作、完善机制建设、加强金融合作、发展期货市场等方面发力，不断提升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定价话语权。这样做不仅能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完善。
【关键词】“大金砖”  能源治理 定价机制 全球能源体系 国际话语权  “全球南方”
【基金信息】本文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重点课题“推动‘一带一路’贸易可持续增长路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联合专项课题“数字经济合作带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研究”（LHZX202209）的阶段性成果。

2024年1月1日，金砖国家正式扩员，使得“大金砖”成为全球能源的主要供给方和需求方，“能源金砖”成为金砖扩员后的焦点话题。在金砖合作机制启动本轮扩员进程前，就有研究关注到金砖国家正在成为重塑全球能源市场格局重要力量的现实，指出金砖国家包含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和印度的能源需求更关系到能源市场未来发展趋势。但全球能源治理并未充分反映能源市场的变化，存在“全球能源治理差距”。随后部分学者就金砖国家能否在具有互补优势的能源领域将市场份额转化为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能源定价权展开讨论。无论是能源生产还是能源消费，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均高度依赖能源。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相较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更容易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当前，以原油为主的能源定价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缺乏能源定价主动权的困境使金砖国家极易受到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冲击。现有研究指出，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不符合金砖国家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影响能源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金砖国家应加强对话合作，防范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面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金砖国家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就包含能源价格体系在内的多个议题推动国际能源秩序变革，维护成员国利益。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能源消费和生产大国，中东地区能源生产国加入后，金砖国家能源供需市场份额与定价话语权不匹配的问题更加凸显。因此关注“大金砖”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深入剖析如何在现有能源定价机制下提升“大金砖”的话语权，有助于规避能源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和冲击，保持成员国经济稳定增长，符合“大金砖”长远发展利益，同时也能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开放共享的方向发展。

一 “大金砖”构成全球主要能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大金砖”成员国石油、天然气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达到43.3%和34.5%，一次能源消费量占比达到45.6%，在全球能源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能源贸易合作空间巨大。能源安全可系紧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纽带，推动能源合作深入发展。

（一）油气生产占比扩大，在全球能源市场影响力提升

当前全球能源结构仍以石油、天然气、煤炭构成的化石燃料为主导，未来天然气将超越煤炭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油气生产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将占据主导地位。页岩气革命推动美国能源生产强势崛起，世界油气供应呈现欧佩克、俄罗斯、美国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三方对国际市场份额的争夺日趋激烈，俄乌冲突背后即可见美国同俄罗斯争夺欧洲天然气市场因素的推动。此前金砖成员国多数为能源消费大国，随着沙特、阿联酋、伊朗等传统油气生产国的加入，再加上新兴产油大国巴西，金砖国家油气产量全球占比扩大，在全球能源供应市场的影响力也将大幅提升，对增强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大金砖”成员国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43.3%和34.5%，高于欧佩克36.4%的产油比重（见表1）。俄罗斯油气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一位，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分别占全球生产总量的12.4%和15.3%。俄罗斯高度重视北极资源，拥有北极未开发地区41%的石油资源和70%的天然气资源，北极陆上区域油田开发步伐加快。沙特、阿联酋、伊朗是中东地区资源集中分布地，也是主要油气生产国，占中东地区油气产量的六成多，占全球石油、天然气产量比重分别为21.1%和10.8%。巴西是新兴深海石油大国，深水油气资源尤其是盐下层石油储量较为丰富，近年来积极引进外资参与盐下层石油开采，盐下层油田产量已经达到巴西石油产量的76%。2012~2022年，巴西石油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3.8%，占全球产油量的比重从2.7%增加至3.7%，是拉丁美洲最大石油生产国，也是全球排名前十的石油生产国。

（二）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占全球能源消费比重上升

受经济增长放缓、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等因素影响，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总量趋于饱和，欧洲多个国家在过去十年间一次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负值，全球能源需求自2012年起进入疲软态势。据国际能源署（IEA）基于各国政策目标而发布的《2023年世界能源展望》预测，2022~2030年全球能源总需求年均增长率仅为0.7%。在全球能源需求进入缓慢增长期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处于上升阶段，成为推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大金砖”成员国2022年一次能源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45.6%，较2012年占比增加4.8个百分点，主要源自中国、印度能源消费在全球占比的上升。其中，煤炭消费量全球占比为71.7%，水电占比为49.1%，可再生能源占比为40.8%，石油和天然气占比均超三成（见表2）。中国、印度、俄罗斯分别位居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的第1位、第3位、第4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转向高质量增长，能源消费增速放缓，但经济总量的稳定扩张将推动其能源消费持续增长。根据中国石化发布的《中国能源展望2060》，中国能源消费总量预计于2030~2035年间达峰，峰值为62.0亿~63.4亿吨标煤。印度是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12~2022年能源消费增长45.8%，年均增长率达到3.8%，占全球能源消费比重的6%。但印度人均能源消费处于较低水平，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15.1%，不及美国的10%。据印度财政部估计，印度有望在未来三年内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印度人口规模庞大，伴随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正在加快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当前较低的人均能源消费量意味着印度能源消费存在较大增长空间。巴西是南美洲第一大国，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均居南美洲首位，是南美洲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占南美洲能源消费总量的44.5%，位居全球第七。沙特、伊朗是中东能源消费大国，占中东国家能源消费总量的60.5%，伊朗2012~2022年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近3%，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4%。

（三）能源贸易联系密切，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战略作用增强

从贸易重心看，页岩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使全球油气出口趋于宽松，全球能源贸易重心随油气需求增量的“东移”从欧美转向亚太地区。2015~2022年亚太地区原油进口占全球比重从51.7%增加至57%，美国进口比重下降近4个百分点至14.7%，欧洲进口比重略微下降，2022年为23.5%。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亚太地区新兴市场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减少煤炭消费，天然气进口需求保持增长态势。从贸易流向看，俄乌冲突打破了俄罗斯和欧盟长期稳定的能源供需关系，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降低，美国对欧洲的能源主导作用增强，全球能源贸易流向日益朝着“半球化”演进，西半球欧洲增加从北美、中东、非洲地区的油气进口，东半球俄罗斯增加对亚洲市场的油气出口。在全球油气贸易分化加剧背景下，金砖国家能源贸易联系得到加强，推动“大金砖”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发挥重要战略作用。

原油进出口方面，“大金砖”成员国2022年进口原油约7.4亿吨，占全球原油进口总量的34.7%，较2016年提高6.4个百分点，出口原油近8亿吨，占全球出口总量的37.7%（见表3）。中国、印度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沙特、俄罗斯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天然气进出口方面，2012~2021年俄罗斯一直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占全球天然气出口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其中管道天然气出口约占全球总量的43%。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与印度天然气进口合计约占全球进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能源贸易方面，2016年从俄罗斯、沙特、阿联酋进口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30%，占印度原油进口总量的27%；2022年从俄罗斯、沙特、阿联酋进口原油分别占中国和印度进口总量的42.6%和43.1%，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由30万吨升至3 700万吨，占比从不足印度进口原油总量的0.1%增长至16%（见图1）。此外，相邻的地缘优势为中俄开展天然气管道贸易提供了合作基础，2020~2022年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分别为41亿立方米、104亿立方米和154亿立方米，2025年将达到380亿立方米。中国和印度油气进口刚性需求将有力强化金砖国家之间的能源贸易依赖关系。

（四）能源安全成为共同关切，能源合作不断深入

金砖国家历来重视能源领域的合作。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就强调能源合作；2012年《德里宣言》倡导增强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话以消除价格过度波动，并将开展能源多边合作纳入新的合作项目；2015年《乌法宣言》通过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为包括能源在内的多个领域合作提供重要指导，同年举办的第一届金砖国家能源部长会议标志着金砖国家内部能源合作制度化；2017年《厦门宣言》促成建立金砖国家能源研究合作平台；2022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举办第一届金砖国家能源合作论坛。在此期间，成员国之间签署多项能源合作协议，取得丰硕合作成果。但整体上，金砖合作机制至今并未形成多边能源合作纲领等制度性文件，仍以双边能源合作为主，尽管能源合作效率相对较高，但能源政策缺乏协调性，难以深度参与国际多边能源合作并与现有组织展开竞争。

俄罗斯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能源出口，西方制裁背景下寻求替代市场的现实需求使其不得不转向与金砖国家的能源合作。克里米亚入俄引发西方国家制裁后，俄罗斯积极扩大向亚洲市场的出口，并于2014年提出建立“金砖能源联盟”，期望借助金砖提升自身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度并扩大话语权。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做好持续减少对西方国家能源供应的准备，通过修建关键基础设施等措施致力于将能源出口转向南方和东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目前俄罗斯出口原油约85%供应东方，向西方国家出口份额仅占15%。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产油国则顶住美国的压力，非但没有将俄罗斯驱逐出“欧佩克+”，反而一再减产，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体现了中东传统产油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增强能源政策独立性和战略自主性的强烈愿望。从中国、印度等能源进口国角度来看，当前全球油气供给相对丰富，与俄罗斯、沙特等国家的能源合作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供给来源，进而保障能源供给安全。能源出口安全和供给安全拉紧了金砖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利益纽带，基于能源互补优势建立可靠、稳定、可负担的能源供应系统成为金砖国家应对能源安全挑战、抵御外部风险的最佳选择，对深化金砖国家多边能源合作进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意义重大。

二 旧有国际经济秩序对能源定价机制的扭曲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供应和需求是价格形成的关键决定因素。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石油的政治属性已超越大宗商品属性，各国围绕原油定价权展开激烈争夺，原油价格的变动也早已超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解释范围。在旧有国际经济秩序下，全球原油定价机制从20世纪60~90年代经历了三种定价模式的演变，依次为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定价、欧佩克合谋定价、商品交易所定价，最终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握定价主导权。现行国际原油定价机制以原油期货价格为定价基准，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作为主要参与方、美元作为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期货市场作为主要交易场所深度参与定价机制的运行。

（一）参与方

代表石油生产国集团的欧佩克（OPEC）和代表石油消费国集团的国际能源署（IEA）是国际原油定价机制的主要参与方。欧佩克由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委内瑞拉五国在1960年发起成立，现有12个成员国，且多为中东石油资源国。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欧佩克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德士古、海湾、壳牌、英国石油等西方跨国公司组成的“七姊妹”手中获得原油定价权。由于欧佩克掌握定价权后的油价高位波动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石油进口、成立国际能源署并开展原油期货交易，打击欧佩克的定价权，再加上欧佩克内部出现分裂，欧佩克逐渐丧失定价权。

2004年前欧佩克有较为明确的油价政策，先后采取直接固定价格和产量调整两种方式干预油价，但相较石油市场供求，其产量调整能力有限，并不能达到控制油价趋势性变化的效果，因而欧佩克并未引领油价走势，在一定程度上仅为油价变动的追随者。2005年后欧佩克放弃对油价的直接干预，之后仅对由供求失衡导致的油价波动进行适当干预。2014年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现象日趋严重，导致油价下跌明显，国际石油市场影响力下降的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于2016年首次达成减产协议，该产量调节联盟后被称为“欧佩克+”。俄罗斯和沙特是“欧佩克+”的主要领导者。美国成为油气重要生产国，推动俄罗斯与沙特在“欧佩克+”框架下协调能源政策，“欧佩克+”已成为全球主要产油国之间开展实质性合作的重要平台。2024年1月，沙特、阿联酋、伊朗三个欧佩克成员国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巴西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欧佩克+”，使得金砖国家在全球能源供应侧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由于中国、印度两大能源消费国的存在，“大金砖”与“欧佩克+”成员国的高度重合非但不会强化“欧佩克+”对油价的过度干预，反而会促进全球能源供需双方开展有效沟通与贸易，为“欧佩克+”将油价维持在合理范围内提供更加准确的需求侧信息。

国际能源署成立于1974年，隶属于经合组织，主要保障其成员国即石油主要消费国的利益和能源安全，至今共有31个成员国。其主要功能包括提供国际能源数据，协调应急响应机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使用，定期发布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报告等。当石油供应出现短缺时，国际能源署通过释放应急储备、限制石油需求和执行石油分享计划等措施，从消费国角度调节市场供需、平抑价格波动。俄乌冲突后，在欧佩克增产意愿不足甚至减产的情况下，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在2022年3~11月释放2.4亿多桶石油储备以应对不断上涨的油价，释放规模为历史最大。国际能源署释放石油储备能够在短期内起到打压油价的效果，但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石油供应短缺问题，整体上对油价影响有限。

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从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取代经合组织成员国成为主要能源消费国，是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出现的两个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能源议价的主要参与方，存在两方面不合理之处。一方面，新兴能源消费国缺乏相应参与度。美国曾深度参与现行原油定价机制的构建，当时主要维护自己作为消费国的利益，常以“协调者”身份促成欧佩克达成相关协议，进而稳定油价以维护自身能源安全。成为产油国后，美国与“欧佩克+”的竞争关系成为其主导国际原油定价机制的最大阻碍。基于“石油美元”体系、国际能源署主要成员国等优势，美国加大对“欧佩克+”决策的外部干预力度，扰乱“欧佩克+”供给协调机制的运转，从而增强在原油供给侧的话语权。反观需求端，由于原成员国利益平衡复杂、经合组织成员国身份限制、石油战略储备门槛等障碍，中国、印度两大能源消费国至今尚未加入国际能源署，仅以联盟国的身份参加部分活动。而在国际能源署之外，这些新兴消费国也并未参与或建立能够在国际能源市场维护自身消费大国利益的组织或平台，完全是国际原油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全球原油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并未因自身经济实力和能源消费国地位的提升而增强，造成国际能源议价中消费国能源信息不完整、不准确，对平抑国际原油价格产生阻碍。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际能源署的定位面临调整。美国在国际能源署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占据四分之一的投票权，是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原油储备的重要力量。随着美国在石油市场中供需身份的转变，其能源发展目标也从能源独立调整为控制国际能源市场走向。美国与国际能源署所代表的能源消费国立场及利益导向出现分歧，使得国际能源署成为美国争夺全球能源霸权的工具。出于对国际能源署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致使数据可靠性降低的担忧，欧佩克在2022年4月宣布停止使用国际能源署提供的数据评估原油市场和成员国原油产量。国际能源署本就因中国、印度的缺席而饱受争议，未来国际能源署需明确美国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以维持自身在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

（二）计价结算货币

美元是国际原油市场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对美元信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为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美国将石油作为新的美元锚定物。美国与沙特在1974年达成协议，美国对沙特出售武器、保障沙特不受以色列侵犯，沙特所有石油出口则需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并用石油出口盈余购买美国债券。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在中东石油出口国中极具影响力，到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几乎皆以美元作为石油计价和结算货币，美元由此在能源贸易中获得垄断地位。以美元作为原油计价和结算货币，意味着其他国家购买原油时需先储备美元用于交易结算，美国自此开启以世界石油资源和需求为基础的“石油美元”体系。

美国通过美元对国际原油定价掌握较大主动权。一方面，美国任何影响美元汇率的经济政策都会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美元贬值将导致外币购买力上升，需求增加使原油价格面临上涨压力，除美国外其他产油国换算成外币后的实际利润将会减少，为维持实际收入，这些国家存在提高原油价格的动机；从资产配置角度看，石油等大宗商品对国际资本吸引力增强，原油价格同样面临上涨压力。另一方面，通过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美国能够切断特定国家参与全球石油交易的结算通道，扰乱原油市场供需格局，进而影响原油价格。例如，2013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12年3月被切断SWIFT系统后，伊朗全年石油产量减少16.2%，全球原油价格在3月上涨至全年最高点。

具体来看，“石油美元”体系对全球原油价格的扰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定价权加速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石油的金融属性奠定了基础，并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得到显著增强，美国控制原油交易，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力提升，欧佩克对价格的掌控力被大幅削弱。二是美国货币政策加剧价格波动。美国摆脱黄金实物束缚掌握国际货币印钞权，人为操纵汇率加剧原油市场价格波动。美联储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80年代初为应对通胀超预期加息，美元随之升值，石油价格下跌，举债开采石油的拉美国家也因此陷入债务危机。三是成为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能源问题政治化，以“绝对安全”为由频繁对石油出口国发动制裁，其背后正是“石油美元”体系对石油贸易强大的影响力推动着制裁措施落地。例如，为减少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2022年12月，美国联合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针对俄罗斯实施“限价令”，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只要购买制裁联盟成员提供的海事、金融等服务，其价格就不得超过60美元/桶，同时定期调整限价确保其至少低于市场平均价格。尽管实施效果不及预期，但“限价令”意味着石油贸易中出现新的制裁机制，即绕过市场供需直接干预市场价格。

（三）交易市场

期货市场是国际原油的主要交易市场。原油期货交易公开竞价、实时公布交易行情，能够帮助交易者锁定成本并转移价格风险。为应对石油危机造成的原油价格大幅波动，欧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建立原油期货市场以降低交易风险，原油期货交易受到广泛欢迎，交易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非欧佩克产油国原油产量攀升，原油市场出现严重的供给过剩，国际油价长期处于低位。1987年，欧佩克放弃以沙特轻油为依据的一揽子原油官方定价，引入以期货市场价格为基准的公式定价，即离岸价格等于基准油价格加上升贴水。该定价方式迅速成为原油贸易的主要定价方式。按照地域划分，目前全球形成三大基准油种，分别为欧洲市场的布伦特原油、北美市场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亚洲市场的迪拜/阿曼原油，它们在期货市场的合约价格构成区域基准油价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中，由于阿曼原油期货交易缺乏流动性，亚洲市场的原油价格实际间接参照布伦特油价。作为重要原油消费市场，亚洲长期缺乏独立的、能够反映区域供需状况的原油定价基准，全球原油定价仍由美欧主导。资料显示，全球近80%的实货原油交易直接或间接参考布伦特油价。

随着相关金融产品日益丰富，越来越多投资者进入原油期货市场以实现保值和套利目的，原油期货成交量数十倍高于石油年消费量。这意味着大多数投资者只是利用原油期货价格波动进行投机操作，对原油并没有真实需求。原油价格波动更加剧烈，逐渐背离原油实际供需变化，更多表现出金融化特征，流动性、风险偏好、美元、汇率、利率、投资基金炒作等因素均对原油期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国际原油定价制度披上“市场化”外衣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干预更具隐蔽性和稳固性。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通过交易所动态掌握现货仓储信息，再充分运用金融工具影响原油期货价格，进而达到控制国际原油价格的目的。一是引导市场预期。原油期货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交易者对原油价格的预期，一旦多数交易者预期原油价格上涨并建立多头头寸，则会带动整个市场投资者对投资趋势的判断，形成助涨趋势，进一步推高交易价格，反之亦然。例如，美国高盛集团在2007年不断以石油供给增长不足为由发布油价上涨的预测，导致油价出现新高，而当时其与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巴克莱银行控制着全球石油期货掉期交易70%的头寸。二是利用监管漏洞。原油期货市场的监管漏洞为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操纵油价提供了可能性。例如，2006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批准总部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洲际交易所从其伦敦分支机构出售WTI原油期货合约。这意味着美国投资者在伦敦洲际交易所的WTI原油期货交易不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再加上伦敦洲际交易所管理相对松散，没有类似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限仓和报告制度，大量资金涌入并推动油价上涨。

三 提升“大金砖”全球能源定价话语权的策略

“大金砖”作为全球主要能源的规模供给方和需求方，提升能源定价话语权既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更是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完善。未来在金砖合作机制基础上，金砖国家应践行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携手推动能源定价机制的变革与创新，改变发达国家控制能源价格的局面。

（一）扩大能源合作，打造能源利益共同体

“大金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应在充分尊重各成员国不同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基础上，全方位挖掘能源合作潜力，以互利合作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利益共同体。一是对接能源发展战略。围绕成员国能源发展需求深入对接发展战略，构建政府间能源政策沟通协调长效机制，分享发展经验，开展务实合作，联合制定金砖国家能源合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促进公平的能源转型，共同应对能源安全挑战。二是扩大油气贸易规模。加强成员国对全球油气资源的联合竞购、勘探和开发，提升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的资源配置能力，夯实能源合作资源基础。随着油气结构优化调整，中国、印度两大能源消费国的油气管道建设和储备能力相对滞后，两国应大力推动国内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跨境油气管道合作，拓展油气贸易渠道，发挥地理位置优势，有效对接市场需求和能源供给。在保障各方能源安全的框架下提高能源贸易中长期合同比例，协商谈判合同定价方式以锁定远期价格，增强能源贸易的长期性、稳定性。三是加强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充分利用新开发银行投融资优势，加强投资合作、技术服务、工程承包、装备制造等环节的合作，推动重点能源项目落地，不断提高合作层次和水平。除生产和销售外，运输、保险等服务也是油气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进行针对性战略布局。

（二）完善机制建设，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大金砖”能源供需市场份额占全球比重较大，具备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基础条件，应以维护成员国能源安全为出发点，加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建设，将市场份额转化为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增进供需双方对能源价格的沟通与理解，不断扩大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一是成立对话协调平台。以部长级会议为支撑成立能源对话协调平台，发布“金砖国家能源治理框架”，构建缓冲存货机制、平准约束机制和共同干预机制，充分发挥能够兼顾关键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利益的优势，协调成员国能源政策，稳定国际能源价格。二是制定应急储备方案。石油储备是能源消费国联合应对能源市场波动的关键途径，“大金砖”应以石油储备为核心管理油气需求，形成在特定情况下向市场投放石油储备的能力，同时优化决策机制，及时对能源市场的重大事件开展决策评估和回应，在需求侧提升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三是提升交流合作层次。加强与现有多边能源治理机制的良好互动，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国际能源论坛、国际能源署、“欧佩克+”等机构的联合项目，提出共同倡议和主张。尤其注重与“欧佩克+”保持密切互动，通过推动双方有效对话提升金砖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地位。四是设立能源工作组。对接成员国能源部门，负责开展相关人员能力培训、能源统计培训与数据收集、国家能源政策评估、国际能源法规解释、智库交流等工作，定期发布金砖国家和全球能源合作报告，提高金砖国家能源市场透明度。

（三）加强金融合作，降低能源贸易风险

油气贸易的支付结算在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占据核心位置，“大金砖”应巩固和完善本币结算安排，避免美元计价结算中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一是完善结算支付体系。目前中国（CIPS）、俄罗斯（SPFS）、印度（INR）均创建了自己的结算系统，随着金砖合作机制规模的扩大，应增强伊朗、沙特、阿联酋等新加入成员国银行与已有结算系统的互动，同时积极推进金砖国家支付系统(BRICS pay)建设进程。二是加强能源金融监管。由于较难以直接证据证实金融投机因素对油价的干扰，能源市场的金融监管处于长期缺位状态。“大金砖”应在国际证监会组织框架下，联合二十国集团共同要求加强对能源金融市场中交易所、评级机构、金融产品的监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通报和处罚力度，压缩金融资本对能源价格的操纵和炒作空间。三是增强人民币国际循环。有序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从市场需求出发丰富金融产品，便于贸易商投资人民币金融资产，实现人民币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断提高人民币的信用、流通性和可兑换性，为金砖国家提供稳定的货币媒介，进而有效保障成员国间贸易往来。四是构建金融配套服务。尝试建设金砖国家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创新贸易金融定价模式。当前欧洲国家在全球船舶保险中占据主要市场份额，俄罗斯、伊朗均在航运保险领域受到过西方国家的制裁。金砖国家可联合金融和保险机构推出与油气航运相关的金融产品，并逐渐覆盖油气勘探、炼化、运输、仓储等环节。

（四）发展期货市场，掌握区域定价权

“大金砖”能源贸易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但在期货定价模式下对区域原油基准价格缺乏相应影响力，应当借助上海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成交量全球第三的优势，联手打造以人民币计价的亚洲原油定价基准，提升亚洲市场价格在全球油价三大区域中的独立性和影响力，进而增强对国际油价的补充和牵制作用，避免局部因素对亚洲市场的干扰，增强亚洲原油价格稳定性。一是健全法规体系。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期货市场法规体系是发展原油期货市场的重要基础，需要根据市场形势变化不断修订完善，以保障交易的公平透明。中国2022年正式施行《期货和衍生品法》，后续应结合市场发展情况，加强政策解释和条例补充，保障协作监管机制顺畅运转，提高市场监管透明度，尽快构建起相对全面的期货市场法规体系，提高市场公信力。二是提高国际化水平。在产品设计和交易规则上对接国际标准，丰富原油期货及衍生品种类，提高期货合约设计水平，实行风险共担的结算体系，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大型石油企业积极参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交易。增强与现有国际知名原油期货交易所之间的国际合作，推动产品互挂与流通，在推广人民币计价合约的同时提高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吸引力，保持持续增长的交易规模。三是培育专业人才。期货市场操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应加强金砖国家期货人才培训，增强石油贸易商、投资者利用原油期货市场规避交易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加大对上海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合约的推广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