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译编参：被失败者书写的历史：战后的战略和大战略 @大外交智库

作者：约书亚·瑞夫纳（Joshua Rovner），美国美利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以及国际战略等，曾任职于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约翰·古德温·托尔政治学研究中心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

摘要：战略是一种致胜理论，大战略是一种安全理论。理想情况下，一国家的战略和大战略是相辅相成的。战时决策应使国家在战争后更加安全，而和平时期的决策则需为国家在未来可能遭遇的冲突奠定优势基础。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复杂多变，致使战略与大战略时常背道而驰。战胜国往往会扩大其宏大的战略野心，但同时又受怀旧情绪驱使，保留那些日益过时的战略观念。相比之下，战败国则更可能开展坦诚对话，正视国家权力的真实机遇与局限，以及军事行动如何有效提供支持的问题。为佐证此观点，本文将以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经历，以及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实践为案例进行研究分析。

要词：美国革命；大战略；策略；伊拉克战争

文源：Joshua Rovner, “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losers: Strategy and grand strateg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9 Feb 2024.

收录：《大译编参》2024年第13期，总第345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许云琦，《大译编参》编辑部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姚力丹，《大译编参》编辑部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再审：孙海涵，《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副主编，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终审：柯洁楠，《大译编参》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

编译精选

对于国家来说，失败并不总是消极的，它迫使国家对战斗能力和战争原因进行反思，从而提升本国军事实力和目标的相匹配程度。因此在失败后，国家更容易发现并改变错误的军事策略和政治信念，从而为大战略的制定提供更可靠的基础。从长远来看，战败和恢复的经验可以扭转战前的力量平衡。有时，历史是由失败者书写的。战时成功与和平时期失败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了战略与大战略之间的差异。本文探讨了这些术语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定义

战略是一种取胜理论，注重军事暴力和政治目标之间的逻辑纽带，从而揭示出本质上具破坏性的军事行动如何促成政治上的建设性成果。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译者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认为“目标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object）以及“胜利的极点”（the 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是战略思考的核心。前者聚焦于目标的清晰界定，后者则致力于明确为实现目标所能承受的成本边界。然而，目标的价值终归是主观的，因此界定这一成本边界十分困难的。其困难不仅因为交战双方在意图、实力以及是否继续战斗等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更与纷繁复杂的国家利益有关，国家面对复杂交织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成本边界并非仅指战争成本与目标价值相等之时，更是一旦继续战斗便将危及国家安全所付出的更广泛努力的时刻。

大战略是一种关于安全的理论。与战略不同，大战略在和平与战争两个时期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和平时期，大战略有助于我们明确如何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而在战争时期，它则帮助我们评估所追求的目标的价值。

尽管战略和大战略在概念上不同，但我们可以预期各国将努力确保战略和大战略相辅相成。然而，在实践中证明这样做非常困难。

二、为什么战略和大战略会产生矛盾

战略与大战略的目标有时会相互交织。一个出色的战争战略在更宏大的大战略框架下却可能隐藏着重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即便实现了短期的政治目标，也可能无法增强整体安全，甚至对其造成损害。更不利的是，国家可能会因过于执着战争的结果而忽视了短期胜利与长期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

此外，战略推进的过程往往充满偶然性。突如其来的损失和新的机遇促使战争中的战略不断调整，这些调整会极大地增加战略与国家更广泛的大战略保持一致的难度。新战略可能与国家的大战略相契合，也可能背道而驰。

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领导人和政客的倾向、公众舆论的走向，都会影响战时目标的调整，进而影响战略与大战略的契合度。在国际层面，盟友在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平衡不同时期各方的利益。

从大战略角度看，国家可能难以明确其基本的安全理论，而持之以恒地付诸实践。由于信息的模糊、官僚体系的复杂以及国内外政治的纷扰，国家往往难以构建一个系统的大战略，而只能随着局势的变化灵活应对。相较于小国，大国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大的自主权，能够自由探索维护国家安全的多种途径。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大战略发生突变，其与战略之间的联系可能会瞬间断裂。

三、恐惧、傲慢与崩溃

国家的焦虑部分源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压力。即便国家未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无政府状态也迫使各国关注自身利益，并对其他国家的实力与意图产生畏惧。国内政治层面，领导人为维护自身声誉，有时会过度沉迷于战争行为，而这些战争行为对于实现和平时期的大战略目标并非必要。

上述因素导致恐惧成为国家发动战争的催化剂，而战争的胜利又可能导致国家过度扩张，忽视了与其他国家力量失衡的风险，以及领土扩张和承担新外交义务所带来的额外成本。这样一来，战略规划便偏离了大战略的需求。然而，战争失败却可能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大战略。战争的失利打破了战前国家对战略构想不切实际和军队准备不足的幻想，暴露了领导人的主观臆断、国家制度的缺陷以及军民关系的失调。更重要的是，它们揭示了权力的局限性，并提醒领导人注意国家安全真正的基石所在。

四、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国

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大战略主要着眼于在欧洲大陆制衡法国，并通过维持殖民前哨网络来获取资源和收入。这一战略需要众多大陆盟友和稳定而数量适中的殖民地。然而，英国大战略的制度基础尚不完善。行政国家边界的模糊导致议会难以解决税收和收入分配问题，而海军力量薄弱则限制了英国建立和维持海军投射能力。

美国独立战争直接迫使英国放弃了海军改革。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了人们对英国扩张成本的质疑，公众指责海军项目存在腐败，领导层则担忧过度投资皇家海军。同时，北美对英国的价值也引发了广泛争议。这些因素导致英国推迟了至关重要的海军现代化进程，而选择了一场与其大战略相悖的战争。

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战略最终失败。英国领导人未能就目标是和解还是征服达成共识，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也未得到妥善处理，导致英国陷入战略混乱。

但从长远来看，这场战争提醒决策者，昂贵的陆地战役充满危险。战后，英国恢复了海军改革，培养了一支强大且可持续的海军，为实施雄心勃勃的大战略奠定了基础。美国的独立战争并未让英国崩溃，反而使其变得更加强大。英国在战争期间有效管理了债务，增强了偿付能力，金融体系日益成熟。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为英国下一个世纪的宏伟战略提供了可能性，而军事灾难的记忆也强化了殖民地只有在支持贸易和海军时才具有价值的观念。战略的灾难性后果反而为大战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五、海湾战争中的美国

1991年，美国参与了伊拉克战争。此时，美国的相对实力正在增强，且在波斯湾的介入日益深入。与两个世纪前的英国相似，美国也在为巩固自身地位和保护自身利益而战。但有两个重要区别：一是美国的大战略更稳定、更连贯；二是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且极具决定性。这对美国的大战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进一步在波斯湾战略部署利益。自卡特政府以来，美国在海湾地区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认为美国有义务保卫该地区，因此快速部署部队进入海湾。尽管苏联的衰落消除了卡特主义的理论依据，但美国几乎没有表现出退出该地区或减少对安全和稳定承诺的迹象。美国的相对实力具有显著优势，享有坚固的安全保障和巨大的容错空间，且正处于军事扩张和现代化计划的尾声。然而，美国领导人对任何可能破坏他们眼中力量平衡的事情都深感担忧，尤其是国际体系系统性变化的后果以及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径。因此，美国增加了在波斯湾的防御承诺，并开始为战争做准备。

最终，美国在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成功将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恢复了科威特政权，保护了美国人的生命，并促进了该地区的稳定。战争的胜利在美国引起了短暂的喜悦，军事技术的提升以及妥善的政治解决也改善了美国军民关系，克服了越南战争留下的阴影。战争有效地终结了伊拉克在该地区投射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并结束了其非常规武器计划。最重要的是，战争迫使伊拉克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并于1994年首次承认了科威特的主权。

虽然这场战争取得了明显的战略成功，但布什政府仍然感到强烈的不安。美国仍然认为，只要萨达姆政权存在并有掌权的可能，伊拉克就一直是海湾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威胁。最让美国决策层担心的是，美国重要的联盟伙伴所构成的对伊制裁制度正在瓦解，这将使伊拉克能够获得启动其军事和非常规武器计划所需的资源。除此之外，1991年的战略胜利让美国在2003年产生了一种错觉，即美国的大战略可以安全地依赖类似的战争活动。因此，美国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

但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小布什政府将战争目标扩大到寻求政权更迭和伊拉克政治的全面重建。因此，虽然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表现出色的情报系统和指挥控制能力在2003年摧毁了伊拉克军队，并快速向巴格达推进，但战略问题却难以解决。美国军队缺乏强大的外部国家建设能力，而战后伊拉克民间组织的兴起更是构成了意料之外的挑战。

1991年非凡的军事胜利鼓励了美国采取更雄心勃勃的大战略，这些战略基于不切实际的军事期望。然而，美国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采用的策略并不适合这项任务。

六、结论

战略与大战略本应相辅相成，但在实践中，它们往往背道而驰。优秀的大战略并不能确保战时决策的明智，一个巧妙的战争制胜理论或许也并不适合作为战后安全战略的选择。

本文旨在揭示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链条。战略的成功虽然彰显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却也可能加剧国家的不安全感，使其在承担新义务的同时，对自身声誉的担忧与日俱增。战略胜利带来的自信，让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通过有限战争来维护其信誉，甚至不惜以超出预期的国家成本为代价发动战争。因此，战时的胜利反而可能将大战略引向相反的方向，增加了未来遭遇失败的风险。

另一方面，战略失败所带来的高昂代价和沉痛损失，则可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大战略，引发对军事力量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失败或许是促使战略与大战略重新统一的最可靠途径。当然，对于和平时期的大战略而言，战争的胜利并非总是坏消息。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能够以巩固胜利为契机，加强其长期安全。同时，也并非所有失败者在事后都会采取相同的应对措施。那么，胜利何时会激发本文中描述的国家自信和不安全感的循环？

主要有三种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战略上的短期成功可能会掩盖国家大战略的不足，进而导致大战略的失败。同时，面对看似全民欢庆的胜利，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往往缺乏发声的动力。其次，当战争胜利的意义更为重大时，这种循环出现的可能性也就更大。绝对的军事胜利意味着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取得类似的结果，为未来的战争铺平道路。第三，当军事胜利显示出力量平衡的重大变化时，战略上的成功往往会埋下战略失败的隐患。国家突然意识到自己比预想中更加强大，这种自信心的膨胀掩盖了潜在的风险。相反，国家在大战略上的胜利要求国家更加注重长期且切实的国家利益，努力克服胜利带来的傲慢与短视，客观审视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平衡。

除此之外，战略与大战略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作为一种视角，帮助更好地理解核武器的运用、越南战争、中美博弈等多种多样的国际关系现象。这些例子表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需要认真对待大战略，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些学术抽象的概念。如果不这样做，无论战略决策本身多么明智，都可能以失败告终。

译者评述

本文的写作脱离了“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常规叙事，认为战争中失败的战略也许会导致国家大战略的成功推进。其背后的逻辑关注国家在战略推进以及战略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分析了在多重压力下，这些问题对国家大战略成功的不利影响。

作者首先在概念层面对“战略”和“大战略”进行区分，采用狭义的定义，将战略局限在战争领域的致胜理论，并将其与大战略结合进行讨论，深入分析两者的内部逻辑。不同于大部分文章从大战略层面切入，作者选择“由下至上”的视角考察战略对大战略的影响，着重考察战略层面如何影响并塑造大战略的形成与实施。这一视角为理解许多大战略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提供了新的解释，揭示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指出其运转往往难以完全遵循事先规划的大战略。很多时候，国家的大战略需要不断根据现实发展进行调整，否则虽宏伟蓝图，却忽视了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和战略执行的细微差别，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在深刻剖析战略与大战略之间不匹配原因的基础上，本文并未局限于这两者本身的探讨。他首先从战略和大战略的理论框架入手，指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脱节。紧接着，作者将分析视角拓展至更广阔的层面，包括体系层面的国际格局变动、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个人层面的决策者认知与偏好。这些不同层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战略和大战略规划的形成过程，导致其往往难以完美契合。通过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战略与大战略研究视角，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复杂机制。

通过美国独立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作为案例，战略思维与大战略视角在分析战争及其后果中的独特价值被凸显，揭示了两者在塑造国家命运和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战略和大战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说明这些历史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国际环境紧密相连。在观察这些事件时，必须将其置于长的历史维度中，思考其与国家大战略之间的互动。无论是面对战争的硝烟，还是处理核武器、大国关系等复杂议题，国家都需展现出高度的战略远见，谨慎克制，确保决策都能服务于大战略的总体目标，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稳健前行。

本文的思维逻辑虽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各国间的零和博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实际发展已逐渐超越了这一单一框架。在现实主义的底层逻辑之上，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制度的力量，通过制定国际规则与机制来约束国家行为，增强对话的有效性。国际声誉作为软实力的一种，已成为国家行为的重要参考因素，促使国家从更多元的视角出发，权衡长远的政治利益。此外，国家间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不仅有助于缓解相互间的恐惧，还能有效抑制傲慢情绪，为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国际秩序奠定坚实基础。

除此之外，战略和大战略的视角并不仅限于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对战略和大战略本身进行深入分析。作者虽选取了美国独立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作为案例，但这两场战争在背景和性质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使得对它们的战略决策和实施过程的系统比较变得尤为复杂。因此不应该简单地将这两者进行类比，可能会忽视它们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在借鉴作者的思维逻辑的同时，我们需要将其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问题互动

问题1、战略和大战略具有怎样的区别？

问题2、如何用作者提出的战略和大战略的框架分析中美大国博弈的性质和走向？

译文拾贝

1、grand strategy：大战略

2、hedging strategy：对冲战略

3、Persian Gulf War：海湾战争

4、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美国独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