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自卫队力量运用的限制被持续放宽

“禁止自卫队海外出动”是“专守防卫”方针对自卫队运用空间的限制，约束自卫队只能在日本领土范围内活动；“自卫权发动三要件”是“专守防卫”方针对自卫队运用条件的限制，约束自卫队只能在日本受到攻击后才能进行“必要最小限度”的反击。然而，伴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外向化”转型，上述限制遭到严重破坏。

第一，自卫队的运用空间不再受限。二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盛行，自卫队成立之际，其运用空间便受到了严格限制。1954年，参议院在通过“防卫二法”后，随即又表决通过了“禁止自卫队海外出动”的决议，其目的是限制即将成立的自卫队的活动范围。由此，“严格限制自卫队的运用空间”成为“专守防卫”理念的内涵之一。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政府开始违背“专守防卫”方针，不断扩大自卫队的运用空间。冷战结束后，日本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意愿不断增强，愈发期望在国际上发挥军事影响力，于是开始打着“海外派遣”的幌子推动自卫队走出国门参加国际维和、支援美军作战、海上护航等军事行动。

第二，自卫队的运用条件被大幅放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趁机以“宪法允许拥有个别自卫权”的名义开始推动军备重整。在“防卫二法”审议期间，为谋求其他政党的支持，吉田内阁提出了发动自卫权必须满足的三项限制性条件。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出台文件，摒弃了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宣称坚持的“自卫权发动三要件”，提出了“新三要件”，即“（1）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时，威胁到日本的存亡并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幸福以及追求自由的权利构成明确的危险；（2）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3）在必要最小限度内行使武力”。如此一来，日本以往历届内阁宣称禁止行使的集体自卫权得到解禁。2015年9月19日，安倍政府促使国会审议通过了《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与《国际和平支援法》。“新安保法”为自卫队在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重要影响事态”等情况下行使武力赋予了国内法律保障，从而在法制建设层面放宽了自卫队在运用条件方面的限制。

（二）对自卫队力量建设的限制被日益破坏

“不拥有会对他国造成威胁的武器”与“防卫费不超GNP 1%”是日本政府基于“专守防卫”理念对自卫队建设进行限制所做出的“承诺”，并成为“专守防卫”方针的重要内涵。然而，这两个“承诺”也逐渐被抛弃，“专守防卫”方针对自卫队建设的限制被打破。

第一，自卫队大力发展攻击性武器装备。日本政府以“自卫权”名义成立自卫队后，在国会论争中对于自卫队建设提出了“限制在自卫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内”的说辞，并表示“不拥有会对他国造成侵略、攻击威胁的武器”。然而，伴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进攻性”转型，日本政府持续打破“专守防卫”方针的束缚，开始筹谋大力强化陆海空自卫队的导弹打击能力。2018年12月，安倍晋三政府出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表示：“加速推动引进空射反舰导弹JSM、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JASSM、远程反舰导弹LRASM等，推进对反舰导弹、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发。”2020年12月，菅义伟政府决定：“在2018年版‘中期防’关于防区外导弹能力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对12式地对舰导弹进行以多平台发射为前提的改装升级。”2022年12月，岸田文雄政府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新安保三文件”，明确表示要建设“反击能力”，对研发、引进、部署多种类型的长射程导弹进行了规划。

第二，大幅增加自卫队建设的经费投入。自卫队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在“专守防卫”理念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对防卫预算的编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976年11月，三木武夫政府决议表示：“当前，各年度防卫相关费用总额以不超过该年度GNP 1%为目标制定执行。”而后，除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的1987年度至1989年度防卫预算小幅突破GNP 1%外，日本防卫预算均控制在GNP 1%内。日本政府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宏观经济核算标准后，其防卫预算也一直被限定在GDP 1%以内。岸田文雄上台后提出了“彻底强化防卫力”的口号，声称要大幅增加防卫经费。2022年12月，岸田政府出台新“安保三文件”，表示“防卫预算将逐年提升，2027年度增至8.9万亿日元”，加上海上保安厅、军事科研等防卫相关经费，2027年度日本的防卫相关预算将高达11万亿日元，从而达到GDP 2%的水平。岸田政府猛然大幅增加防卫经费的做法，使得“专守防卫”方针愈加虚化。

（三）对自卫队分担同盟责任的限制被不断摒弃

自卫队成立后，日本政府基于“专守防卫”理念，严格将自卫队的功能限定为“国土防御”，并未赋予自卫队协同美军在公海乃至他国进行军事行动的职能。然而，伴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开始要求日本逐渐放宽对自卫队职能任务的束缚，期待在“日本遭受侵略”的情形外让自卫队承担一定的军事任务。

第一，自卫队在“国土防御”情形外为美军分担辅助性军事责任。1973年5月，美国首次向日本提出了“强化反潜作战能力”的责任分担要求。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开始就如何分担防卫责任进行规划设想。1975年6月，防卫厅防卫局局长丸山在国会上表示：“将在1000海里之内设置东南方向（东京到关岛）与西南方向（大阪到台湾地区）两条交通带，由海上自卫队负责维护其安全。”1978年11月，日美两国出台《防卫合作指针》，正式在“日本遭受侵略”的情形之外开启了具体的军事合作。1983年1月，就任首相后不久的中曾根康弘出访美国，与里根总统进行会谈时表示“日本将在安全保障层面自主承担更大责任，愿意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共同分担责任”。此后，自卫队的职能任务不断得到拓展，并在维护海上航线安全等方面协助美军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双方基本采取了“美主日辅”的军事责任分担模式。

第二，日美军事责任分担模式由“美主日辅”向“协同一体”转变。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被重新定义，两国对军事合作进行规划时也逐渐不再让自卫队仅仅承担辅助性责任，而是在诸多情形下构筑“协同一体”的军事责任分担模式。伴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外向化”发展，日美两国军事力量间的协商机制愈加紧密、部队运用日益融合、联合训练演习不断升级，双方军事一体化持续加深。在此形势下，限制自卫队分担同盟责任的“专守防卫”方针明显遭到破坏。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追求成为“军事大国”的意图愈发强烈，积极推动自卫队赴海外执行多种任务，大力发展自卫队力量并重点提升其进攻作战能力，同时还日益强化自卫队在日美军事同盟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由于“和平宪法”的存在，日本政府只得表面继续宣称要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但实际上持续采取了颇具“外向性”“进攻性”的军事政策。“专守防卫”从被提出开始，其约束对象便只限于自卫队，从不会妨碍驻日美军为守护日本安全而对他国进行威慑乃至发起进攻。如今，“专守防卫”方针不仅不能对驻日美军发挥任何限制作用，就连对自卫队本身的限制也已被打破，正逐渐虚化为日本政府对内外宣传的一个空洞口号。“专守防卫”方针的虚化演变，充分体现了日本致力于打破战后国际秩序、协美维持地区军事霸权的意图。日本持续推动军事战略由“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变，不断以破坏宪法的既成事实促进对“宪法第9条”的修改。一旦“和平宪法”被修改，日本政府会明确表态放弃“专守防卫”方针。伴随着“专守防卫”方针的虚化演变，日本愈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与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