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虽然学界关注了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现象，但鲜有研究系统归纳美国主导亚太安全架构的战略工具及网络化进程的限度。事实上，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存在多重弱点，这恰恰为中国寻求战略突围提供了突破口。本文旨在提出一套拆解美国亚太安全布局的分析框架，为中国评估周边安全态势，有效应对美国的“维霸遏华”战略和“一体化威慑”提供切实的政策参考。

一、美国主导亚太安全架构的战略工具

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提出了多元化的霸权护持手段，强调要“运用各种工具塑造战略环境”，其中包括“通过广泛的框架和联盟进行决策，激发并利用新兴工具、联盟和制度多样性”。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实现“竞争、威慑和取胜”的战略目标，必须将一支更具杀伤力的联合部队与更强大的盟友和伙伴结合起来，同时“提高联合部队和联合行动的互操作性”。拜登政府则将战略手段（Strategic Means）进一步描述为“现代化的联盟、灵活的伙伴关系、经济伙伴关系、美国新的国防、外交、发展和对外援助资源，以及美国各级政府对印太地区的持续关注和承诺”。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并没有对战略工具给出明确的界定，但大致可以分为支点国家、军事存在和安全制度三个维度。这些战略工具也是美国推动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重要抓手，构成一个高度协调、互为支撑的复合式安全网络。

诚然，美国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具有延续性。正如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在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局部调整，但总体目标仍与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的初始构想保持一致，当下美国主导的三大战略工具也是其自二战以来在亚太边缘地带构建遏制架构的延续。

（一）基于支点国家构筑盟伴体系

支点国家指的是那些具备地缘优势和实力资源，能够支持大国实现战略目标，并通过其地区影响力在大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发挥关键撬动作用的国家。美国在亚太的支点国家主要通过与盟友和关键伙伴建立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来实现，这些盟伴在美国的亚太安全布局中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总体而言，美国基于支点国家构建的盟伴体系不仅涵盖传统的双边联盟，还通过动态调整和扩展新的支点，形成了一个内部角色分工不同的安全网络。赵明昊指出，美国打造的盟伴体系具备借盟强伴、化伴为盟、以伴带盟的功能。通过“强盟拓伴”策略，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盟友为核心、伙伴为辅助的盟伴体系。

一方面，以双边联盟构成的“轴辐体系”依然是美国亚太盟伴体系的基石。该体系自冷战后初期形成，如今由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五对条约盟友构成。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动多边安全合作，但其巩固双边联盟的决心始终未减。这一联盟体系不仅提供了安全互助和战略协调的平台，还有助于维持地区霸权秩序。通过动态调整权力分布，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一架构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凭借“轴辐体系”，美国持续保持对亚太安全架构的主导权和控制力。其中，美日同盟不仅是亚太联盟体系的基石，更是美国战略部署的核心支柱。美国通过调整角色分工，强化日本角色，构建“美日+”安全架构。通过联合开展战略支点外交，在不同层面上有重点地选择个别国家加以利诱，推动美日澳、美日韩、美日菲、美日印、美日印澳、美日澳菲等小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日本在多边安全架构中的协调和领导作用日益突出。冷战后，美日同盟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始终围绕提升日本角色和责任分担这一目标展开。日本的防卫政策也从“专守防卫”逐步扩展到“周边事态”，再进一步延伸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层面。通过与其他盟友展开小多边安全合作，美国构建了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安全合作网络。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在传统盟友影响力有限的地区建立新的支点国家，不断延伸其在亚太的“势力范围”。在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其安全取决于对欧亚大陆沿岸地区的主导权。不仅如此，美国更关心其能否有效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扩展。作为离岸霸权国，美国自1940年以来执行的是超越地区的霸权战略，而非英国式的离岸平衡战略。这一战略的特殊性使美国更注重主动塑造盟伴体系，而非依赖孤立主义和等待威胁再由他国制衡。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美国的战略目标逐渐从防御性“制造缓冲地带”转向更具进攻性的“修正现状”，即不仅要遏制中国，还试图通过改变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现实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拉拢更多盟伴纳入其体系。一是通过塑造“印太地区”概念取代传统的“亚太地区”。这一策略的重点是将印度这一非传统亚太大国纳入联合阵线。二是积极拉拢域外盟友介入亚洲事务，域外“盟伴”不会挑战美国的地区霸权，却能为其提供地缘战略支持。北约亚太化的推进，使美国能够更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协调跨地区的安全行动，从而更加全面地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深入剖析美国“去亚太化”的策略本质，可看出其意在撕裂亚洲国家的身份认同，并引入更多的地缘竞争关系及不稳定因素。这种泛化空间范围的策略不仅意在塑造“政治地区”的战略叙事，也会增强美国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的合法性基础。

美国通过在亚太地区构建和强化支点国家，逐步织就了一张“盟伴网络”，具有多层次、网络化、嵌套式的特点。美国整合亚太盟伴的重点主要是构建“阵营化”或“阵线式”的安全架构。其中，“美日+”安全架构的强化、新支点国家的扩展以及北约亚太化的推进，都是美国双边联盟体系向多层次安全合作网络转型的重要体现。这一转型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互动模式。

（二）基于军事存在构筑防御体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依托于与盟伴建立的紧密军事合作，确保其军事优势并推动亚太安全架构的复合网络化。通过设立和加强军事基地、部署驻军、装备先进武器以及组织联合军演，美国构建了一个能够快速应对各种威胁、危机和冲突的综合防御网络，实施“一体化威慑”。这不仅巩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和战略优势，还为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地通过紧密的互联形成了有效的防御网络。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2021年7月，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了至少80个国家的750个军事基地。在亚太地区，美国拥有10个基地群，共154个基地，主要的基地群包括东北亚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关岛基地群等5个，占该地区基地总数的55.3%。从驻军来看，美国印太司令部是美军在海外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司令部，总部设在夏威夷，负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所有军事行动，拥有约37.5万名军事和文职人员。武器装备的部署和现代化升级也是美国构建亚太地区多层次防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与其盟友在该地区部署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无人机系统、战略轰炸机以及导弹系统。比如F-35、F-22等五代战机凭借其出色的隐身和打击能力，使美军在空中作战中始终占据主动。无人机系统如“全球鹰”和“捕食者”则为美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支持。与此同时，B-52、B-1B、B-2等战略轰炸机的前沿部署，进一步增强了美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为了全面应对潜在威胁，美军还部署了宙斯盾、提丰、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防御系统。此外，定期开展联合军演是美国推进其军事存在网络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参与的联合军演数量不减反增。在亚太地区，美国频繁与域内外盟伴举办“金色眼镜蛇”“北方利刃”“护身军刀”“超级雷霆”等联合军演。

美国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存在网络，实现了军力的快速反应与多点投射能力。军事基地不仅在地理上相互联通，确保了美军在各个区域的即时部署能力，还使美国能够在危机时刻迅速协调盟友，实施联合行动。先进武器的部署不仅加强了美国的威慑力，也提高了盟友的防御水平。通过频繁的联合军演，美国不断增强与盟友的军事互操作性，确保了这一网络的高效运作和实战能力。整体而言，这种网络化的军事存在使美国能够在该地区保持战略灵活性和常态化威慑。

（三）基于安全合作构筑制度体系

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创建一系列双边、小多边及多边安全协议，以及建立对话机制等制度安排，构建了其安全架构的核心框架。正如路易斯·西蒙（Luis Simón）等学者指出，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联盟体系基于“节点防御”（Nodal Defence）模式，这种模式以威胁为导向，结合了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的安全安排。更具体地说，该制度体系以双边联盟制度为主导，以多边安全合作为补充，形成了“双边主导、多边补充”的安全制度结构。

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制度扩展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即各制度之间相互衍生和堆叠。一旦新制度得以形成，随后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在既有的制度架构上扩展，很难脱离原有框架另起炉灶。例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形成与强化离不开前期双边安全合作及美日澳、美日印、日澳印等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积累。通过签订安全协议可以搭建对话机制、常态化联合军演以及武器装备的部署与采购。基于联盟条约可以制定一系列安全协议、对话机制，乃至建立安全组织，而新的对话机制可能是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安全制度的生成、演进和发展通常与既有的双边和多边制度密切相关，实现资源、信息和行动的协调共享。这些制度往往在现有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络，增强了整个体系的稳固性和应变能力。

另一方面，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制度扩展趋势还体现在制度化深度上。一是美国在印太框架内持续推动跨领域议题的安全化。在推动亚太安全架构的过程中，美国通过跨领域的安全化手段，增加了安全制度的议题多元化和复杂性。拜登政府频繁召开的“议题峰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峰会不仅涵盖传统的军事安全议题，还涉及网络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跨领域议题的安全化有助于避免制度间的割裂，促进不同安全机制之间的协同合作。在一个安全对话机制中讨论的网络安全问题，可能在另一个多边框架中得到进一步的探讨和落实。跨领域的安全化使安全制度的议题方向更加多元。二是各类小多边安全安排并非总是围绕单一议题展开，而是呈现出议题的多元化和跨领域性。一项安全制度所涉议题往往也在其他安全制度中被反复提及和讨论。制度化深度的增加不仅避免了制度间的割裂，促进了合作的灵活性和广度，还能保障每项制度在处理多议题时保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特色，规避单一议题的过度集中可能带来的政治敏感和战略风险。同时，深度制度化还能提升成员国对合作机制的信任度和依赖度，从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通过深化制度建设，美国强化了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亚太安全架构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势力范围”。势力范围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拥有控制性影响并能排除其他力量影响的特定区域。其核心特征包括“控制力”和“排他性”。势力范围不仅仅是一个强国对弱国或地区的军事控制，还需要其他强国对这种安排的默许或正式接受。然而，亚太地区并不完全被美国所主导和控制。美国在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进程中，支点国家、军事存在和安全制度这三大战略工具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一个复合安全网络，其目的是维护并扩展其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

其中，支点国家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核心，不仅在地理上位于关键位置，还通过双边和多边安全制度，成为美国霸权秩序护持的支持者。军事存在为支点国家提供了实质性的安全保障。美国在这些国家部署军事基地和部队，确保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威慑力。安全制度则为支点国家和军事存在提供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框架。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安全协议、对话机制等，美国在亚太建立了稳固的安全制度网络。这些安全制度不仅规范了军事存在的部署和运作，还明确了支点国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和地位。因此，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程度，不仅依赖于支点国家和军事存在的结合，更取决于安全制度如何维系三者的协同运作，推动构建更为紧密和有效的安全网络。

二、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内在限度

美国通过支点国家、军事存在和安全制度三种战略工具协同推进亚太安全架构的复合网络化，并不意味着会实现扁平化、联盟化和高度制度化的“整体网络”，而是长期表现为一种基于不对称关系或等级制、阵线式和碎片化的“垂直网络架构”。

总体而言，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取决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和架构本身应对亚太地区威胁的能力。一方面，美国主导亚太安全的多边主义策略具有明显的选择性。正如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所说的“点菜式多边主义”，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会因时因地进行调整。例如，当多边制度有利于实现美国维持地区霸权秩序的目标且成本和风险较低时，美国会积极参与以增强地区秩序主导的合法性。反之，美国则不会在多边制度中奉行一致的原则。这种网络化转型的具体体现包括克林顿政府时期奉行“全面接触”战略，小布什政府时期构建“反恐”网络，以及奥巴马政府之后构建遏制中国的网络化亚太安全架构。

另一方面，美国的多边主义往往因设置高门槛而具有封闭性，即包容性低且排他性强，旨在作为其亚太/印太安全战略的一个有效补充。霸权国在衰落过程中会对霸权制度产生依赖，试图以此维持现有霸权。美国有意减少对多边主义的预期，因为过度推动多边安全架构会削弱其对盟友的影响力，降低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心，进而增加离心力。因此，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存在自身限度，即不会形成节点间充分联结的整体安全网络。这也反映了美国在霸权护持中不断调适与权衡的战略逻辑。

（一）网络型架构与等级制架构的结构冲突

随着美国霸权秩序主导能力的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逐渐转向提升盟友的角色地位，敦促其承担更多的防务支出。这一调整旨在减轻美国的联盟管理成本。然而，尽管有研究认为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正朝着扁平化的方向调整，但实际上，美国及其支点国家之间的角色地位差异明显，形成了基于不对称关系及安全等级制的“垂直网络架构”。在这种架构下，美国通过不同的角色地位来激发关键盟伴的潜力，引导这些盟伴掌握整体安全网络资源。美国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持久的力量投射确保其在联盟中的控制力。因此，相较于扁平化的安全架构，“垂直网络架构”巧妙地平衡了美国地区霸权护持的支配性与合法性。

然而，这种垂直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第一，盟伴角色地位的差异导致了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此外，垂直网络架构中的权力集中在美国手中，盟伴缺乏足够的战略自主权和话语权。这种权力集中导致的结果是，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依然较高，这不利于横向安全合作的深化。第二，双边联盟的路径依赖限制了联盟体系的网络化。约翰·达菲尔德（John S. Duffield）在解释为何二战后东亚难以形成多边联盟时提出了制度路径依赖的解释。美国亚太安全架构主要基于双边联盟关系，这种结构在冷战初期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美国深厚的制度基础和持久的力量投射确保其在联盟中的控制力，但也使其依赖现有的联盟关系。第三，双边联盟中防御承诺的单向性进一步强化了路径依赖，使得美国在战略调整时更难以突破现有框架。单向承诺意味着美国长期对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而盟友则更多依赖于美国的保护。此外，美国今天几乎不再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因为处于霸权衰退中的美国无法再承担更多的防御承诺。

（二）小多边主义的制度设计缺陷

尽管美国尝试通过小多边主义构建更灵活的亚太安全合作机制，但这一策略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制度性缺陷。“碎片化”的小多边安全合作看似能够在特定议题上迅速集结力量，然而其设计上的漏洞和执行上的困难，使其在应对长期安全挑战时显得捉襟见肘。事实上，小多边安全合作并未在效率和效果上展现出预期的优势。一个突出问题是，其非正式承诺往往缺乏执行和监督机制，导致问责体系薄弱。在突发事件或危机中，缺乏制度化的协调手段让成员国无法快速反应。虽然小多边主义表面上有节约交易成本的潜力，内部双边关系却往往降低合作效能，最终可能被更多的双边安排所稀释。资源分配和协调的差异也进一步拉低了小多边合作的整体效率。各成员国在防务支出、军事能力和战略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形成统一且高效的行动方案。这种不平衡性使合作显得零散且低效。

小多边主义在制度稳定性上同样脆弱。成员国因退出成本低，往往在局势不利时选择退出。在传统多边框架下，叛离行为通常伴随着集体谴责与制裁，制度稳定性得以维持；但在小多边合作中，这种压力大为减弱。“四方安全对话”的中途瓦解就能说明这一问题。此外，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的美日韩、美日蒙等诸多小多边安全对话机制都存在明显的脆弱性问题。长期来看，成员国因政策变化随意退出的风险极大。此外，小多边安全合作还易受各成员国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不同政党执政时的外交政策波动会直接影响合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一步加剧了制度的脆弱性。

美式小多边合作的非正式性与排他性削弱了制度合法性。制度框架的“碎片化”不仅降低了正式国际安全安排的有效性，还损害了其信誉和合法性。在美国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中，盟伴可能将小多边合作中的优先事项视为正式联盟的核心任务，会因缺乏足够的维持动机而导致合作瓦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许多小多边合作缺乏法律基础和长期承诺，导致执行阻力和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影响了合作的整体效果。作为一种“俱乐部机制”，小多边主义体现出一系列规范性问题，包括排他性和不公平性。未被纳入合作框架的国家可能感到被排斥，这种排他性不仅削弱了地区安全合作的包容性，还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三）东亚地区地缘环境特性的阻碍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各国在领土争端、经贸摩擦、历史问题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分歧。这些分歧阻碍了多边安全合作的推进。达菲尔德（John S. Dufileld）指出，欧洲国家因属性相似而更容易形成共同安全合作，而亚洲国家的多样性则使得这一过程变得困难。基于战略上的不信任，各国难以对诸多安全议题达成共识。正如美国积极调解日韩纷争，为了弥合这些分歧，美国需要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以维持盟伴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但效果往往有限。

地区规范与价值观的差异影响了安全合作的广泛性。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行为选择是在共有身份和价值观规范塑造下的结果。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安全架构网络化进程时，主要依赖与其价值观相似的民主国家。然而，亚太地区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多样性较大，这种差异对多边安全合作构成了显著障碍。美国的亚太安全架构多边化的主要对象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等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与美国较为接近的国家。然而，该地区还存在越南等与美国价值观存在显著分歧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也存在政治疑虑。

相较于内部异质性，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又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对高度制度化的安全合作构成了内在限制。亚洲国家更倾向于采取非正式的合作方式，而非依赖严格的制度框架。在安全领域，对话和寻求共识的过程通常被认为比高度制度化的合作和多数投票原则更为重要，就像“东盟方式”。这种非正式合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国家对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重视。许多亚洲国家经历过殖民统治，对外部干预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在国际合作中更加注重主权独立和自我决策。这一文化特性使得亚洲国家在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时，更倾向于保持自主性和灵活性，避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或牺牲自身主权。主权规范和不干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美国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存在带来了挑战。例如美国在日本、菲律宾等国部署的军事基地，常常引发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警惕和反对。

（四）美国国内财政预算与决策机制的约束

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网络化进程还深受国内政治因素的约束。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包括财政政策的制定、政党之间的权力更替以及政策决策机制的复杂性，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战略。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防务体系网络化进程受到财政预算的严重制约。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迫使美国政府在预算分配上作出艰难决策。截至2024年8月，美国国债超过35万亿美元，这严重限制了军事支出的增加。在这种财政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有限的军事资源。尽管亚太地区是战略重点，但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等全球热点问题使得资源也需要分配到欧洲和中东等地区。

尽管推进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已成为美国两党共同的战略目标，不同政党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和优先事项上仍存在显著差异。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施压日韩等盟友增加军费分摊，而拜登政府则致力于修复联盟的凝聚力。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降低盟友对美国联盟承诺的信任。党派斗争和政治极化促使国会中的“冗长发言阻碍议事行动”（Filibuster）愈发频繁，国防预算和军事策略上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美国复杂的官僚体系和各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对安全制度多边化的推进产生了显著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正式的多边条约承诺持矛盾和选择性的态度，参议院几乎不可能批准多边条约。美国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涉及国防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多个政府部门。例如，国务院主张援助决策本质上是关于推进美国利益的外交政策决定，但国防部方面认为国务院批准和实施援助计划的程序过于缓慢和繁琐，与加强军事伙伴能力的迫切需求不同步。这种关注点的不同可能导致两部门在亚太战略上的意见分歧，使得亚太安全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滞后和效率低下。

三、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策略

随着美国亚太安全布局的深化，中国应在网络化进程的限度中寻求破解之道。对此，中国可以巧妙地运用楔子战略、制度供给、规范塑造与成本转嫁等策略阻滞这一进程，削弱美国主导亚太安全架构的能力，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并扩展战略空间，从而为构建一个包容开放的地区安全秩序奠定基础。

（一）通过楔子战略分化美国的盟伴体系

楔子战略是指通过预阻和分化手段，防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或削弱已存在的敌对联盟，以降低其对自身的威胁。面对可能形成的围堵性联盟或威胁性联盟时，国家可以通过外交施压、经济诱导、军事威慑等多种手段，劝说或迫使某国不与他国结盟，从而分化敌对势力，瓦解其内部团结。对此，中国在面对美国构建阵营化盟伴体系时，可利用美国盟伴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和利益冲突。联盟的核心动机是制衡与管控威胁，国家有时更倾向于与地缘战略关系中的潜在威胁而不是天然盟友结盟，这是中国可以推进的战略突破口。乔尔·武斯诺（Joel Wuthnow）指出，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风险在于中国可能通过施加经济或外交代价来应对。许多亚洲国家由于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可能希望尽可能地避免这些代价。例如，在2007年“四方安全对话”首次形成不久，印度和澳大利亚就曾顾虑与中国的关系，而对这一机制表现冷淡。次年，“四方安全对话”宣告瓦解。因此，中国可通过精准的外交手段和深化双边经济合作，促使它们在安全事务上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另外，美国亚太盟伴之间时常因为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以及各国战略利益的差异，难以在美国主导的框架下达成高度一致的合作。在日韩关系中，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长期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可以在适当时机支持韩国的立场，从而分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同样，进一步加强与地区各国的经济合作，促使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上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进而削弱美国盟伴体系的内部凝聚力和协同效应。此外，东盟应是中国周边外交重点耕耘的地区。东盟国家普遍高度重视国家主权和战略自主性，对外部大国的干预持谨慎态度。尽管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扩大其安全网络，但东盟国家并不愿意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而更倾向于通过多边制度来塑造东盟中心地位。中国应推动东盟国家的战略自主性，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经济合作制度，为东盟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增强其经济韧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支持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制度，鼓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自主作用。

（二）通过制度供给削弱美国的小多边安全制度体系

美国推行的小多边主义通常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排他性，排除了某些地区国家的参与。国际制度间竞争并不是稳定的常态结构，而更可能是暂时性现象，且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样性。中国的制度供给是以多边主义为基础、包容性为特质、提供公共产品为意愿的行为。因此，通过制度供给，中国可以对冲美国小多边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秦亚青指出，后霸权时代下的多元世界以包容性多边主义为基本形态，它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分歧，强调的是人类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取向。中国的多边主义认知将包容性置于多边主义理念的核心，认为包容性是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重要标准。中国长期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开放的地区主义，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亚太成为合作的高地。

2023年2月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加强国际合作的决心。在这一背景下，结合具体议题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中国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促进地区安全制度的多元化。除了倡导更加包容的安全合作框架，中国还可以灵活运用外交和经济工具，鼓励美国盟伴与这些排他性安排保持距离。通过提供替代方案和经济激励，中国不仅减轻了这些国家在退出小多边机制后可能承受的压力，还展现了自身作为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压舱石”。

制度供给的关键在于增强中国在核心安全领域和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影响力，从而削弱美国小多边制度的合法性。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不仅为成员国提供公共服务，也可被制度领导国“私有化”为权力工具。通过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如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反恐合作等，中国可以提升其透明度和安全保障能力，增强地区国家的信任。然而，这些低级政治领域或非传统安全领域是否能对传统安全产生足够的溢出效应仍需观察。如果这些领域能有效提升中国在传统安全中的影响力，则前景可期。若无法实现显著的溢出效应，则需谨慎评估其对美国主导安全架构的挑战效果。同时，中国应继续参与核心安全议题的磋商和政策协调，增强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制度话语权。

（三）通过规范塑造抑制美国安全网络的整合

在应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过程中，中国可以通过“规范塑造”来有效遏制美国的安全网络扩张。这一策略既符合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性，又能够巧妙地利用地区内部的文化与政治差异，从而有效应对美国亚太安全网络的扩张。

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强化并推广主权独立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亚太国家历来重视主权独立，而这一原则与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中隐含的干涉主义存在根本冲突。王毅曾强调，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的“护身法宝”。在多边论坛和双边外交场合，强调主权平等与独立，揭示美国安全合作可能带来的外部干预风险，是中国推动这一规范的重要方式。通过强化这些主权规范，中国能够提升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布局的警惕，进而阻滞其安全网络在亚太的扩张。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内部丰富的文化与政治多样性，为中国推进差异性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利土壤。支持地区内更具本土化和多样性的安全合作机制，帮助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安全政策不失为有力手段。通过这些努力，中国能够增加美国在协调地区安全事务时的复杂性，有效遏制其网络化安全架构的推进。

（四）通过成本转嫁加剧美国的战略执行压力

尽管中国一贯坚持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在面对美国国内政治和财政约束的背景下，仍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成本转嫁策略，增加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负担，削弱其在该地区的执行力。

针对美国长期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压力，中国可以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进一步增加美国的战略负担。美国不断攀升的国家债务，已经对其在亚太加强军事存在部署的能力形成了制约。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多边金融合作，逐步削弱美元霸权。中国倡议和推进亚投行，就是通过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并主导亚洲经济一体化，制衡美国曾经发起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些经济举措不仅能增加美国战略执行的成本，也为中国在亚太塑造经济领导力提供了机会。

此外，中国还需要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展示更具包容性的领导力，减少外界对其军事崛起的担忧。中国领导人提出，应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地区安全架构。在推广和平发展理念的同时，中国应通过灵活的地区合作倡议和多边对话，减少它们对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的依赖。这种策略不仅增加了美国在推行其亚太战略时的复杂性和成本，还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通过这种灵活的成本转嫁策略，中国可以逐步削弱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合法性，并在软实力与国际信誉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与此同时，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关键要地的竞争仍需谨慎应对，以防中美之间陷入不可控的战略对抗。

四、结语

通过支点国家、军事存在和安全制度三大战略工具，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由盟伴体系、防御体系和制度体系构成的复合式安全架构。这一架构增强了美国在地区安全战略中的灵活性，并提升了其“维霸遏华”的能力。然而，尽管美国的亚太安全架构在网络化进程中展现出一定的优势，但其也面临诸多内在限度。基于这些限度，中国可以采取多层次、多手段的策略，迟滞、阻断乃至瓦解美国的亚太安全网络化进程。此外，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安全布局时还需考虑跨地区联动效应。尽管美国在其他地区进行战略收缩，但作为霸权国仍不会放弃对全球事务的干预。对此，中国可以通过在亚太以外的地区进行战略布局，如通过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投资，增强自身在跨地区事务中的合法性和国际道义。这种跨地区的战略布局不仅能够分散美国的战略资源，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形成对美国的软制衡，增加美国全球“长臂管辖”的压力，从而削弱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

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为中国研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布局和战略调整提供了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通过揭示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内在限度，本文为中国制定有效应对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反遏制战略并非没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美国拥有强大的秩序主导能力，中国在推动制度供给和规范塑造时，必然会面临美国及其阵线的阻碍。这些对策的实施效果还取决于技术变革、地区国家的回应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等诸多不可预测的变量。首先要关注的是，随着新兴技术的军事化，网络安全、太空安全、人工智能和高端制造等领域将如何影响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合作，以及这些技术的军事化如何改变地区安全动态。其次，亚太各国对美国安全架构网络化的态度与回应，尤其是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自身的安全与发展目标，也将是关键因素。最后，美国不同政府对华政策具体手段的差异仍需关注。当然，尽管各届政府可能在亚太安全架构的战略安排上提出一些创新性或特殊性的调整，但总体上都遵循一定的延续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