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离君柏的墓随葬品十分丰富，彰显了一国之君的地位与气派。墓中青铜器既有成组、成对的鼎、罍、编钟，也有不少是单独存在，独一无二，比如此件龙首提梁铜盉。
铜盉出自墓室南部器物厢，通高24.7、口径10.5厘米，小口，直颈，圆鼓腹，平底略圜，下承三个蹄形足。腹部一侧伸出曲形流，流口做成龙首状，两个柱状角，弯眉如月，圆眼凹睛，额中出直棱，龙身饰重环纹。流相对的一侧以一排镂空扉棱表示尾部，扉棱上饰小点纹。肩部置多棱龙形提梁，首、尾一前一后。龙首同样顶着柱状角，眉毛粗壮，睫毛立挺，圆形双目，口部周围有一圈突起的点纹带，龙尾亦为镂空扉棱状。提梁仅在龙侧脸部位饰折线纹，其余部位皆饰重环纹。盉身自上而下饰四道凸弦纹，此外别无装饰。整件器物堪称一件精心构思的艺术品，龙的设计和盉的造型巧妙结合，浑然一体。龙的形象亦十分生动，尤其是提梁部位龙的面部，眉、睫毛、眼刻画细致，双目炯炯有神，格外逼真。
龙首提梁铜盉 钟离君柏墓出土 蚌埠市博物馆藏
提梁上龙首 龙形流
春秋是一个变革与融合的时代，各地交流频繁，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一国的器物往往呈现出多元化面貌，夹在几大文化区之间的钟离国就是如此。在钟离君柏墓中，随葬器物既有自身文化特征，也体现出中原地区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不同于前述各文化的影响下的器物，此件龙首提梁铜盉具有江淮地区自身的文化特色。
当我们将目光延伸至考古发现的所有春秋中晚期的铜提梁盉，便能发现在钟离国的周边区域这件龙首提梁盉显得并不“孤独”。潜山县博物馆和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各收藏一件与之十分相似的铜盉，分别出自潜山黄岭和舒城许家山嘴的两座春秋墓。将这三件铜盉进行对比，会发现三者无论是直口、鼓腹、三蹄足的形制还是龙形提梁、流口和镂空扉棱的装饰设计都高度一致，甚至提梁上龙首的形象都近乎一样，仅在具体纹饰的安排、流口曲线、扉棱造型等一些细节上有所差别。三例同盉之间表现出来的同一性远远高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其体现出的文化特征显然是一致的。潜山黄岭和舒城河口许家山嘴的两座墓经学者研究，认为都是春秋中期群舒文化的遗存。
龙首提梁铜盉 舒城许家山嘴出土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藏
（来源：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官网）
潜山黄岭龙首提梁铜盉线图（依据《群舒文化研究》）
群舒是西周至春秋时期江淮地区众多偃姓小国的总称，包括舒、舒鸠、舒庸、舒龙、舒龚等。分布范围主要在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至大别山、东至巢湖的广大区域。群舒文化的青铜器以兽首鼎、曲柄盉、折肩鬲、矩形钮盖鼎为代表，造型独特，特征鲜明。上述龙首提梁盉的造型和纹饰元素在群舒文化青铜器中十分常见，例如三蹄形足的形态、腹部镂空的扉棱以及重环纹、点纹的纹饰在群舒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牺首鼎上就有体现。除此之外，提梁盉上的龙，虽然与兽首鼎上兽的形象有别，但是两者圆形凹点的眼睛处理和嘴部以圆点表现兽类胡须根部的做法在逻辑上十分一致。这些一致性无疑表明，三件龙首提梁盉与群舒文化密切相关。
兽首铜鼎 舒城凤凰嘴出土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藏
诚然，仅仅依据器物特征体现群舒文化元素和群舒墓葬出土同类器物，并不能断定钟离君柏墓出土的这件龙首提梁盉一定属于群舒器物，但是墓中这件铜盉群舒文化特征如此明显，足以说明春秋时期的钟离国和群舒之间有着文化上的交流与联系。1980年，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一件龙虎纹铜鼓座，鼓座铭文显示此器是钟离国之物，钟离遗物出现在群舒故地，也为两者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钟离和群舒同属淮夷，二者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亲近，在文化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或彼此影响在情理之中。春秋时期，二者在江淮大地上一南一北，皆受吴、楚、徐等国的影响，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同属淮夷国家，国与国之间必然也往来频繁。
钟离君柏墓的这件龙首提梁盉，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两千多年前江淮大地上灿烂的青铜文化，也是这片土地上春秋历史的见证。史书或许对钟离和群舒只留下只言片语，考古与文物却为我们描绘出万语千言。
END
图文丨张 瑞
编辑丨易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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