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作家黄灯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所亲历的90年代国企下岗》的文章，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大学毕业后到湖南的一家国有纺织厂工作，在1997年遭遇下岗潮的经历。
1998年，下岗后的黄灯通过考研得以重返校园，成为一名高校老师。然而，那些曾与她一起在工厂里朝夕相处的同事，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向前的普通工人，绝大多数在被企业抛弃后并未能像她一样幸运地重获新生，反倒是生活陷入了重重困境。
我目睹过我的同龄人怎样在生活的底层挣扎，目睹过他们从社会骄子的高空摔到残忍的现实后的疲惫和无奈。 我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并非所有人都渴望过上刺激而又风雨飘摇的生活，并非所有人都渴望建功立业，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比尔·盖茨。 更多时候，他们内心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容下他们过上一种安定的生活。 我对他们这种卑微的心愿充满了敬畏，从而对那种「有本事就别窝在单位，就到外面去闯」的悲壮但毫无人性的论调保持缄默。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却总是有着相似的韵脚。
回望过去的几年，宏观社会的转型交织着时代的变迁，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与秩序性在不断地被打乱，人们再次目睹着彼此命运的起伏与沉沦，这让身处在结构性困境中的普通人深感无力。
当时代的高歌猛进戛然而止，经历过房地产与互联网黄金岁月的这一代人，也被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找寻内心新的安宁。
曾经，我也会傲慢地嘲讽骆驼祥子只会拉车，目光狭隘；我读着满是英雄史观与自由的旷野文学，对一板一眼的生活心生鄙夷。
但现在，我越发意识到，如果没有经济的独立，自由也就无从谈起，而那些虚幻的理想、文学与艺术就失去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如果没有目标以及为之日复一日的努力，那么人生终将陷入到无尽的失望与迷茫。
前段时间跟家人讨论一个人生选项，争执得面红耳赤后我说大可不必给我出难题，你在期待我的高分作答，但也许我会直接把这张试卷撕掉。
这听起来颇有种与世界同归于尽的快感，人也习惯在情绪上头时试图用愤怒来掩盖对问题的无措。
但对方回答我说，其实你从这个考场出去，还会有下一个考场在等着你。
这话其实说得没错，人这一生要面临的课题大同小异，无外乎读书、工作、择偶、育儿、养老……
即便全球不同的经济体有着形式各异的价值观，但同一阶层所面临的社会学难题却又极其相似。
就像前段时间，大量自称「TikTok 难民」的美国网友涌入小红书，在一场自由、平民化的中美文化交流中不经意间对起了账，那些认定「国外遍地是黄金」的人这才相信：原来美国打工人工作3-5年也没可能全款买房，纽约、华盛顿的房价很贵，很多人为了维持生活也会打好几份工。
北京有「海淀妈妈」，首尔就有「江南妈妈」；中国有「职场规则」，日本就有「前辈文化」。论普通人在社会上的生存压力，谁也不比谁逊色几分。
如果我们只是想明确问题该归结于谁来负责而不是如何解决，那么困境并不会因为简单的物理空间转换就得到答案。比起频繁地换考场，不如学会该如何答题。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习惯了用一种对待任何事情都可有可无的态度，来掩盖自己没有要把人生过好的目标与决心。考不上研，算了不考了；找不到工作，算了不找了；没攒到钱，算了不攒了……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点困难就放弃。
我一直认为，心力的作用大于能力。人应该要有成功的欲望，然后沿着大多数普通人曾经成功过的轨道，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全力以赴去实现，即便说失败了，也是一种经历的积累。
如果你真坚持了某样东西我就是不要、就是不在乎，那就知行合一，而不是频繁地试探，没干成又安慰自己说「我这样也挺好、我就是想要自由、顺其自然吧、人各有命…」。
一个人的能力和信心，是不可能在一场又一场的撤退中得到提升的，最后只会是看着流逝掉的时间，然后陷入到没有自我成长的内耗中去。
所以说，自由的代价太贵了，普通人还是好好找个班上吧，先吃饱饭，把社保交上。外面是旷野，但风也大，不是所有人都能是那匹野马。
所谓的人生意义，都是人类用理性构建出来的一些概念，而你如果过度思考这些意义，反而跟真实的人生背道而驰。真实的人生实际上是连绵不绝的对当下的感受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