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读】联大教授吴宓的昆明岁月（五）

环境因素首先是小环境，具体说是外文系，再具体就是系主任陈福田，吴宓觉得陈对他压制，排挤。

西南联大的体制是三校（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办学，但各自保留建制，高度自治。具体讲，三校在人事、经费上是各自独立的，办研究所、招研究生也各是各的。三校虽然联合但在昆明各有各的办事处。教师的延聘和晋升都是三校分开搞（后进联大不属三校的教师也有，但比较少）。在一个系里会同时有三校的系主任。拿外文系说，里面有北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南开英文系主任柳无忌。三人中，联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是叶公超，1941年叶离校后是陈福田，陈福田休假则由柳无忌代理系主任（吴宓也代理过，那是陈福田私人委托，未经正式任命）。如果教师属于清华系统，在利害问题上清华的系主任就很关键。钱钟书、刘文典分属清华外文系和清华中文系（系主任闻一多），他们先后离开联大，清华的系主任就起了作用。吴宓属于清华系统，得归陈福田管。

陈福田原籍广东东莞，檀香山华侨，哈佛硕士，他是清华南迁才当上外文系系主任的（原系主任离校），据说美式英语极流畅、自然，缺点是讲课内容比较浅显。两人的矛盾并非自昆明始，但在昆明又有发展，尤其在吴宓当上部聘教授以后。

在一个自己觉得不顺心的环境中，要么设法将关系理顺，或者说妥协也可以；要么自己将自己理顺，像朱自清那样；不然怎么能将心思和精力集中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这两点吴宓都未做到。这么一来，别说写作弄不成，循环式的教学也难免要受影响。讲《文学与人生》本是吴宓的强项，但也不能老一套，总得有新东西跟进才行。某晚去大西门内文林堂（今新建设电影城东侧）演讲就没讲好，回家自省自责，感到“所讲殊空疏，甚为愧悔。盖由久久怠废不读书之故耳”。可又为什么“久久怠废不读书”呢？根源吴宓自己找到了，一是人事关系，二是婚恋问题，都没弄好。1940年夏阅考卷，有位叫鲍志一的青年教师来晚了一点，吴宓的批评有些过头。其实不该他管，那天叶公超、陈福田“远适”，阅卷事由柳无忌具体负责。当晚在日记中吴宓作了相当深刻的自我反省：

是日上午，宓以鲍志一略迟到，宓出言评责，殊觉过严，深觉痛悔。沉默之戒，恨不能守。盖由宓中心愤郁，有触即发。不啻有意抵触F.T.。然F.T.横暴固可恶，而宓以无权失位，居恒不平，亦仍存鄙吝之心者。况宓之怫都易怒，半由婚姻不遂，恋爱失败，独居寂苦，性欲遏抑之所致。不治本去病，随意发泄，不特缺乏修养，且易增仇招怨，速谤危身，可不慎哉。

十多年后的反省更深一层。1955年初某日，“读1940年之昆明日记，自耻毫无处世对人之才，既乏决断，又不守信义，其对西北及浙大之聘约，几次反复，忽求往，忽自止；对联大、清华之敌我蔑我者则先倨后恭，人既准辞，我复留止，徒自轻贬而招人讥笑，而多费口舌商量，己亦彷徨痛苦，何苦来哉！”

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书写的序文中讲，吴宓是“一个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的确是这样。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率真乃至天真，怎么想就怎么说就怎么做，他那一辈的教授有他这么阳光的吗？有谁将自己的情诗、情史而且是失败的情史拿到课堂上去讲的吗？确实奇特。同时他身上又充满矛盾。有时觉得他十分古板，涂改个字都涂得方方正正，上课准时准得像一座钟，但谈起恋爱来又那么浪漫、痴情。他反对白话文和新诗，却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觉得老舍的《骆驼祥子》和徐志摩的诗也不错，徐志摩遇难还写了悼诗《挽徐志摩君》“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万古云霄留片影，欢愉潇洒性灵真”赞誉有加。关于茅盾的《子夜》他还写过评论表示“激赏”，赞其“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西南联大这边有个大观园式的椒花诗社他热心参加，东寺街那边的现代沙龙（江小鹣家）他也很喜欢。有次“读诗小聚”，作家滕固朗诵吴宓的得意之作《海伦曲》及李白的诗，吴宓的高兴自不用说，北大毕业的女诗人徐芳读徐志摩诗及本人自作的新诗，吴宓也认为“均佳”。他对自己的写作和研究有很大的抱负，心里也常念叨着，也为自己备受干扰困扰未能拿起笔来真干而一次又一次的自省自责自悔。他的几位弟子说他外表古典内心浪漫，或说他有时像堂·吉诃德，有时像哈姆雷特。

有一段时间，颇多不顺的吴宓甚至想和梅校长摊牌，辞职前往浙大，但又终未摊牌。牌虽未摊，但确实想离开昆明一段时间换换空气调节调节。陈晓华劝老师申请五年一次的教授带薪休假（一年）。陈是安徽人，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去路南中学教书，与吴宓保持联系，1944年刚考上清华研究生（此后一直在昆明师院/云南师大任教授，是吴宓留在该校的唯一传人）。吴家听了学生的意见。此时四川大学、燕京大学（蓉）和中央大学（渝）的几位校长也来电邀聘，机会不错。云大那边也表示请吴宓继续任教。他想如果云大提高待遇，不走也行。他提出年薪十二万，而熊庆来只答应月薪五千，而且一年按十月计（即年薪五万）。差距太大未谈成。此时（1944年）已在云大任教的刘文典和胡光炜（云南大学唯一的部聘教授）邀约若干人士拟创办云南国学院，想请吴宓做院长。按说也是好事一桩，但若干友人劝吴宓莫介入，原因之一是拉赞助成问题，“捐款人多为情不可却，敷衍一时，院中经费恐难持久。宓若任院长，必与俗人周旋，既日夕繁忙，且应付人事为难，精神必大感痛苦”不值，讲得有理，还是决定去四川休假。接着就是弄车票，弄到后又退掉，托关系可搭英军驻昆代表团开往重庆的军车，时间为1944年9月22日。此前诸事繁杂，也挺累的，又想变卦。走的前两天未晓即醒，“细思此行劳苦，徒为应酬游览，无裨实益，不如改计留居昆明，专心著作读书，必有成绩，且甚安乐”。于是起床仍用杜诗占卜，得“筑场怜蚁穴”之句，莫明其旨。找毕业留系的陕西籍青年教师李赋宁讨主意，李劝老师仍以山外行游为是，这才又一次下了决心。

走那天清晨毛子水来送行至大兴坡，女儿学淑与毕业留校的女助教顾元送行至青莲街口（今翠湖宾馆北侧），“淑涕泣而别，宓慰遣之”。岂知赶到上车地点东寺街西寺巷英军车站才得知延期一天，也好。“是日天大晴，宓再留一日，如囚之得赦而缓刑者，可以休息，意甚欣畅”。第二天是真走了，李赋宁、李鲸石、王佐良三个毕业留校的老学生送老师到东寺街车站。车是军用卡车，吴宓未得坐驾驶室，只能与一干杂人坐在盖有布篷的车厢，两个汽油木箱上铺块毯子就算椅座了。好在吴宓心情还可以，不计较。但也挺艰难的。

宓坐毯上，面车后，逆行。车初行市中，宓觉高而危，且震荡，颇患晕眩。几欲下车，止吾行，但强忍。及出市外，离昆明渐远，道平。车行速，而少颠震。宓目光亦习于动变，渐觉安适矣。车行益速，宓已惯习。又新得一法，以左时倚植立之酒精大圆桶上，右手握挂篷内铁圈之绳结，左右足抵立地板上。遇有震簸，则托体重于四肢，而以全身悬挂空中，且随车之颠簸，而上下吾身，如乘马然，借免臀碰头触。既获此法，不畏车之震荡矣。

这不是很像身穿破盔烂甲骑着瘦马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吗？

但当时的吴宓未曾想到这次休假会切断他与清华、联大的关系。他其实是很爱清华的。当然他更不会想到离开昆明后前面的人生旅程还很长很长，也更颠簸。在这部军车上他尚能随车之颠簸而上下其身如乘马然，这份感觉以后可是再也找不到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