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虽然始终不能割舍毛彦文，但别的女子也不是没考虑过。他接触的女性其实不少，其中一些是他的学生，包括已经毕业工作的，也有又成为同事的。对其中的一些他是动过脑子的，但并不很投入，是淡淡的那种。在蒙自：“女学生中宓本学期所最爱者，为赵世燕（南开英文系三年级，以美有‘皇后’，之称）。尝助之兼补完上学期之功课。”心里想想罢了。女大当嫁，也只能看着她们出嫁。感叹“国难后一年中宓所曾注意或眷恋之女子，皆嫁尽，无馀矣！”文法学院1938年夏由蒙自迁回昆明，学生先走。某日，“宓过桂林街女生楼舍及早街之转角宅楼，不见倚窗人语，又有人面桃花之感矣！”1942年夏毕业考试，某日上午考洲文学史。清早，吴宓先去府甬道吃早点，然后去监考，“见金丽珠、周颜玉、何梅生等。此一群女生，皆将风流云散矣”。都是怅怅的。
在昆明，也有两位女性让吴宓陷得较深。一位是早在1928年就认识的卢葆华，一位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都是没结果的事。
卢葆华号书梅（日记中多以“梅”代指），贵州遵义人，第一次婚姻不幸，携三子出走，去上海入中华艺大肄业。后与高级军官刘健群同居，又分手。抗战初期来昆明，与一位姓马的滇籍青年有短暂婚史，离异后与吴宓重新加强联系。
卢葆华写过中篇小说，出过新旧诗集《血泪集》和《飘零集》，算是美女作家吧（刚到昆明时约30岁，说不上年轻）。卢是因为向 《大公报·文学副刊》投稿而认识吴宓的，后关系发展迅速，吴向卢求婚，遭到拒绝，之后就慢慢淡了。卢来昆明后反过来主动向吴求婚。这回是吴拒绝，只愿保持友谊。吴赠卢诗，其首联云：“飘零东北到西南，旅舍欣逢两日谈。”（《开远唔雪梅并赠》）卢赠昊：“年年飘泊已成痴，冷雨酸风只自知。多谢旧情长不断，屡劳双雁寄新诗。”（《读雨兄诗却寄》吴宓字雨僧，故称雨兄。）
吴宓内心其实也很矛盾，说止于友谊吧，又往往让卢葆华踩着了红线。到昆明以后时不时去找卢说说心事，吃顿饭，卢也帮他补补衣服钉个纽扣什么的。1940年卢葆华打算回趟老家贵州，为此又赠诗吴宓：“缘何欲去泪偏多，萍梗天涯世事讹。相忆时多相见少，他年能否唤哥哥。”（《将返黔居留别雨兄》之一）什么叫藕断丝连？这就是了。
稍后的女主角是张尔琼。张是四川长寿人，出身官宦家庭（父做过民国法制局长，五十年代做过四川文史馆馆长），清华大学生物系1936年毕业，喜文学，能写一点旧诗，与吴宓认识的时候才二十五六岁。吴对张印象甚佳，想发展，约会不说还亲自将小姐的诗送去华山南路的《朝报》推荐发表。稍后张小姐真的恋爱了，对象是教体育的一位青年教师，吴宓这边她只愿听老先生清谈文学而不想在公众面前继续一对一的那种关系。有回跑警报，吴宓亲眼见张小姐与那年轻人“共坐苏家塘东之山下”，那两位的反应是“见宓，低伞以自障”，吴宓只好走开，绕到地台寺……
吴宓的婚恋问题成年累月地拖着，议而不决，实非上策。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心安不下来还能做什么事。此种情形真正关心吴宓的人从旁看得明白。有位朱绛珠小姐抗战前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吴宓在该校兼课认识，相互均有爱意，惟未挑明形成互动，但吴老师已视该女生为“密谈之友”。1938年秋（吴宓刚来滇不久）朱绛珠从北方来信劝吴宓，说与毛彦文事既“已尽人力，而前途希望极微，宜即淡然置之”，今后则应“静居休养，致力著述，以完成平生志愿”。话极中肯。毛子水1942年春某日请吴宓去冠生园吃饭，也“劝宓注意毕生著作大业，而忽视其余一切”。婚恋之事自然也要解决，具体人选毛子水则“劝宓舍（张尔）琼而另图”。云大文史系青年教师袁昌曾有过与吴宓相似的婚恋经历，彼此时相过从。袁昌的分析更为深入，他认为吴宓只有先将婚姻问题解决好才有可能静下心来搞写作。他首先劝吴宓放弃毛彦文转移目标另求，也将与吴往来的几位女性作了比较。认为吴宓“多年以严肃之性格与热烈之情欲二者相互冲突，故恒在紧张之中。必须圆满结婚，使身心舒缓，方得和平。既造和平之境，休养数年后，再专力撰著小说，始有可成。”可谓一语中的，对症下药。吴宓当天晚上没睡好。“是夜悲感重叠。思彦，兼及琼。梦中呼叫。雨。”
吴宓本人也并非不能自省。历史系的钱穆教授学历不高（未读过大学），自学成才，著作宏富，他在宜良县岩泉寺写成的《国史大纲》流布极广，甚获好评。吴宓抽空也读了，“甚佩。且含历史大势，身世因缘，甚悔宓生之耗费而无远大之建树及成绩！”读别人的书而能联系自己的实际，不错。甚至从张尔琼身上也看出自己的不足，说张小姐“既忠于所职，且勤读好学”，而自己呢“近年读书作文，毫无成绩，怠堕过日。”，觉得差距蛮大的。不过当时吴正热追张小姐，主观印象上或带有对小姐的不自觉的美化。真正对吴宓启发大的我看还是绛珠女士的信，他读后记有心得，觉得“绛珠所言，可谓洞明透辟”。还认识到自己未将内（生活）外（事业）关系处理好：“宓今者诚自知非而思止矣。然十年经营，初意欲安定内之生活，乃努力于外之志业。今终归惨败，内益崩离，则外亦难成。盖宓之爱情失败，其对宓志业之损失（如学问、著作、名誉等）为最大也。”挺深刻的。可惜以后还是未做到“知非而思止”，这大约是定力有所不足的缘故罢，所以除直抒胸臆的诗作外，计划中的小说和学术著作都未写成，让吴宓本人及世人都觉遗憾。直到十多年后的1955年，吴宓重读自己的昆明日记，仍感慨良多，深悔自误。“盖宓本当专力于学问读书著述，而乃久久费时费力费财费心于诸多庸俗男女之交际周旋中，可悲熟甚。”可惜追悔已晚，其时吴宓已62岁，且批判胡适、胡风一浪高过一浪，写检查、交代及表态文章已经够他疲于奔命了，遑论其他。
毫无疑问，这种不会有结果的恋情只会给吴宓带来无穷尽的烦恼和困扰，弄得做不成想做也该做的事。当然这不是惟一的原因。人事环境的不顺对吴宓的影响也不小，虽然比较起来相对次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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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政协报》（2011年02月09日第08版）
作者：余斌
编辑：何健美
校对：杨泽琰
二审：欧阳文军
终审：丁观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