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我们谈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的学术生态、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问题。由于我刚博士毕业不久，自然就谈到了我的职业选择和生涯规划的事儿。
我表示：“现在就业情况很不乐观，尽快找个二本学院占坑，同时发展副业，光靠这点儿工资真不够。”
与我们关系很好的这位教授当即告诫：“还是要沉下心来搞学术，不要因为其他的事儿把正事儿耽误了，千万不要不务正业。”随后他举了一些过去的身边的同事的例子。
不务正业？我心头一惊：干别的就是不务正业吗？就可惜了吗？这种到底如何对待科研的纠结伴随我很久了，想必也或多或少地困扰过每位面临求职选择的青年博士吧。
PART 1
“不务正业”，后浪来袭
上学，学了什么，就要学成，然后就干什么，源于高度计划的专业时代的一条非常稳固、成熟的求学求职线路，也是一种根深蒂固、近乎正统的评价思维。
但是，这种惯性思维如今却“不灵”了。
第一，读博期间退学的越来越多。
以前，博士几乎都是可以毕业的，甚至大部分都能按时毕业。在很多大龄博导那里，让自己的每一个博士生都毕业，至今也是他们的一种培养信念和教育规矩，学生毕不了业，他们会觉得难以接受，尤其会觉得对学生负面影响太大。
如今，博士延毕率逐年升高，很多985高校院系几乎没有不延期的博士生。同时，随着分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博士生无法毕业已逐渐成为常态。对大部分博士来说，是被动的清退，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博士生也选择主动退学了，在认清现实境况与自身禀赋以后，及时止损。
第二，博士毕业不进高校的越来越多。
以前，高校几乎是博士毕业的唯一去向，大部分青年博士都会在毕业后进入到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久而久之，博士就是高校师资的预备役，这种观念也就成了很多人所共享的一种认知模式。
如今，很多博士在读博期间就明确表示，绝不进高校这个钱少事多责任大的“坑”，经历一番高校科研的“折磨”后，被各种明规暗则“规训”的他们对此已无激情可言。这在很多工科博士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文科博士，也对高校工作的前景抱有悲观的态度，只是选择面太窄，不得不“认命”。
第三，博士入职高校后跳槽的越来越多。
以前，入职高校就等于这辈子一眼望到头了，在大学上学，在大学工作，直到退休，甚至很多帽子学者退而不休，将最后一丝气力献给大学。当然，这也基于曾经的人事管理体制，即异常稳定、极为牢靠的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编制人员就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那个岗位上。
如今，人事管理体制变革持续推进，“铁饭碗”体系被绩效考核、非升即走等新型管理制度所取代，大学老师不仅不稳了，而且更穷了。很多青年博士在认识和体验到这种制度设计与现实遭遇之后，选择了其他的赛道，或者轻松点，或者挣得多，或者更稳定，不能拼尽全力却啥也图不上，反而落下一身病。
PART 2
看似认怂，实则认清
聚餐谈话间，老教授也给我们以谆谆教诲：
“现在社会压力确实大，但我还是建议你们不要躺平，还是得卷一卷，别太怂了。”
笔者深知老教授的关怀与激励之情，也认可努力工作、劳有所得的奋斗信条。只是，对此多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年轻人并不反对努力，只是担心努力也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要知道，内卷本身并不生产效益，只是一场热闹的“消耗”、一种平庸的“精致”与一片虚假的“繁荣”。
第一，现在的高校待遇差、压力大。
在巨大的生存成本面前，除了极少数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帽子学者外，大部分高校教师的工资少得可怜，而那些为了刺激绩效竞争的奖励也是稀缺资源，很多教师是得不到的。
虽然待遇谈不上，但是考核却愈发严苛。随着青年博士供给量的持续增加，大部分大学教职都已成为高竞争性资源，从求职、任用，再到晋升，考核的标准“水涨船高”，甚至变得离谱。那些地方院校开出的优厚的引进条件就像“有毒的苹果”，看似诱人，实则根本达不到要求，最终还是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估高校教师的性价比，无可厚非。
第二，现在的学界生态差、不友好。
早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在学界的毛病：圈子化、江湖化、等级化，等等。与早期小规模的学术共同体主导阶段不同，现在的学界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各种行政性较强的组织实体集合，在这种环境中的青年博士，名义上是要扶持和关怀的对象，实际上往往被边缘化。
以论文发表为例。近日，某人文社科论文高产学者（知网论文一千多篇，年产量达到几十篇）的声明信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各种评论。笔者无意对此褒贬与辨析，只是大家对此事的态度似乎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这个场域，名家大导、前辈大佬对于优质资源具有很强的垄断性，青年博士得不到公平的对待，要么拼死一搏、争做卷王，要么向其靠近、借其威名。
第三，现在的学术多元化、创业化。
如果当初有人质疑易中天教授“不务正业”还能谈一谈的话，那么如今大学老师开展学术创业已经全面铺开了。而且，即便是从前，易中天教授也解释清楚了，他搞文学的，去讲历史，最多是“不务专业”，哪里“不正”了呢？
创业型大学早就存在了，多元化学术观也已成共识。青年博士围绕高深知识所进行的一切合法合规活动，都是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的。青年博士就必须安守清贫、只能做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和科研吗？并不是！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或不从事大学教职，而进行学术创业、成果转化、科普宣传、网络成果创作，等等，都是值得认可的。
PART 3
每一条路，都是正路
谁也无法规定青年博士的路，只有他们自己。
第一，转变观念，树立多元化择业就业观。
就像二十年前的我们无法完全预料今时今日的一切一样，二十年前的惯例路数也无法完全用于我们今天的生存与发展。受路径依赖影响，人们总是习惯于遵照过去的成熟经验，以此为今天的各种行动“立法”和“审判”，青年博士就该进大学，就该用学到的东西搞教学、搞科研，就该在学术科研上有一番作为，否则便是浪费，便是不努力，便不会优秀。
但是，对这个“应该”，我们有必要做一个前提性的分析，谁规定了呢？事实上，没有人规定，没有什么是一定的，前路尤其。如果仍然抱着旧有的观念来评判，那么当下青年博士的遭遇只会更加窘迫，备受考验与磨炼的他们，还要承受“过来人”不理解、不认同的言语与眼光，那还谈什么传承与发展呢！
因此，过来人要学会站来青年的角度来看来想，而且，青年所做的每一次尝试，那都是一种探索、一种突破，这本身就是崇尚创新的学术科研所赋予的内在价值与本质意义。
第二，创新制度，改革高校绩效评价体系。
当前，大学所实行的，是一种基于问责的绩效考核制度体系。这种制度设计的指导理念，与作为教育与学术组织的大学是存在冲突的。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行政单位，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不确定性、滞后性、弥散性等决定了大学及其教师评价的非量化、不可控的特性。一旦将量化计件的算法规则持续渗透、层层加码，大学教师的不可承受之重便会普遍凸显。
对此，应该本着信任的原则，建立一种尊重大学组织及其教师发展规律的考评体系，对教师实行差别化、个性化、支持型、发展型的评价，以此增强高校教职的吸引力，将更多有志于学术与教育的人才留在大学。
第三，加强治理，优化学界生态环境。
青年博士“逃离”学界，主要原因就是看清了、看透了很多事情的本质，对一些负面规则、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从而怀着失落、失望的情绪告别了学界、放弃了科研。讲究门阀、派系斗争、逢迎谄媚、人情往来、学术剥削、项目外包、流水生产、图片误用、排队挂名、勾心斗角、论文守恒、造星运动……浪费了时间，浪费了感情，也浪费了国家投入的宝贵资源。
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建设学术共同体、教学共同体，让真正的学者、教师发挥专业的作用，以此防范各种非专业的指导、规定和操纵。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理念指导下，将真正有学术价值、教育价值的成果显出来，让真正有潜力、有能力、有毅力、有魄力、有心力的青年人才有归属感、认同感、价值感、尊严感和信任感。同时，学界前辈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提携后辈作为重要任务，共同体应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不符合科教发展规律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予以抵制和打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
（文中图片皆来自网络，均已匿名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