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闻属县有未及省限而预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预借五年之税，五年而预借六七年之税者，民间何以堪此？仰自今为始，须及省限，方行起催，仍只催当年及递年未纳税赋，不许更行预借。所有公吏私借之弊，并委知县严行觉察，务令尽绝。
——宋·真德秀《谕州县官僚》
真德秀告诫下属，一些地方征税，提前预征税收，老百姓不堪重负，以后只能征收当年的税收或者催收以前的欠税，不许预征未来的税收。
古代税收，早期有租庸调，后来有田赋，都是针对农业收成征收。农业生产以年度为轮回，一年一度一个收成周期，所以古代的租庸调和田赋都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征收。农民纳税只有在农业收成之后才能进行，尚未有收成而提前征收，哪怕提前几个月，都会把农民逼死。
但如果国家遇到特殊事件，开支增加，怎么办呢？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向未来预征。提前预征以后数年的税收，这对于老百姓来说当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因为未来的农业收成还没有产生，预征未来的税收，无非是把当年的口粮拿去缴税。如果预征一年，等于当年税负翻倍，如果预征两年，则等于当年税负的三倍。
中国历史上遇到财政困难状况时，预征屡见不鲜。北魏 “正光（公元520-524年）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提前预征6年的税收，其实是将当年的税收增加6倍。隋炀帝“东西游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逆收就是预收，瓦岗寨起义军首领李密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说他“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提前征收了10年的税收。
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以国用急需为由，没有等秋粮成熟，就向民间田亩征收附加税，按青苗地每亩税钱15钱，又征地头钱每亩20钱，通称青苗钱。五代时期，后唐庄宗同光四年（公元926年）三月，“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这些预征，倒不是预征未来数年，而是本应在当年农业收成后交纳的税，提前到粮食尚未收成的时候征收，虽然预征的时期不长，但在青黄不接、老百姓度日本来艰难的情况下，无疑给百姓带来很大的压力。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江浙一带预借来年夏税绸绢之半。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后，向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预征田赋。清政府在太平军统治区收不到田赋，改向其他省份预征。民国时期的四川梓桐县，在1926年已被地方军阀预征到1957年，预征达30年以上。
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是中国古代财政一直坚持的原则。做什么事情都是根据力量进行，支出决定于收入，没有足够的收入，就不敢安排超额的支出。这种财政原则下，政府也不会举债以弥补支出缺口。举借债务被认为是寅吃卯粮，是不负责任的败家行为，历来为人所诟病。
其实，相比于举借债务，预征未来税收的后果更为可怕。政府举债，一般是向财力雄厚的商人举债，商人有余钱，生活不会受到影响，而且正规的举债也是有利息的。但是预征未来税收则是向每一个有纳税义务的老百姓预借，老百姓的负担能力一般是很小的，且预征也没有利息。这样，预征赋税对百姓造成的影响远比举债更为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