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MADAM分享】吕薇和她的七本联合国护照

联合国工作人员前往不同国家执行公务时，不仅需要携带自己的个人护照，还需要携带一本淡蓝色”联合国通行证“，即人们所说的联合国护照，以便向相关国家表明，入境是为了执行联合国的工作，相关国家也会相应提供一定的便利和礼遇。有这么一位联合国职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共使用过七本联合国护照。

她就是刚刚退休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和儿童健康司副司长吕薇。前不久，吕薇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跟我们讲述了这七本联合国护照背后的故事。

问：儿童基金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机构之一。在您看来，世界为什么需要儿基会？

吕薇：儿童基金会是在1946年二次大战之中建立的。当时是为了给欧洲的难民儿童提供一些紧急援助。UNICEF当中那个E就是emergency。到现在，其实还有emergency的意义。从二次大战，然后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时间段，就是70年代底，到80年代 初，当时儿童的死亡率很高。为了减低儿童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就聚在美国开了一次World Summit for Children。《儿童权利公约》在1989年的时候就出台了。当时，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在签字。中国是在1992年，在这个“宪章”上签了字。

当时儿童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有100个儿童出生，差不多有十五个儿童就会在五岁以前死亡，死亡于各种可以预防的情况，营养不良啊，或者是肺炎、腹泻、疟疾、战乱。从那个时候来讲，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就是reduce child mortality (降低儿童死亡率)，还有减少营养不良。

到现在，因为很多国家从低收入成了中收入，或者中高等收入国家，所以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还是在变。

说到现在，世界文明已经两千多年了，为什么还要需要儿童基金会？你看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有战乱的国家，还是有很多儿童没有卫生保障，很多妇女没有能够得到教育，很多孩子还是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而且现在阿富汗，在苏丹，在Sub-Saharan Africa（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加沙——巴以战争，很多儿童和家庭都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儿童基金会还是需要继续工作。

吕薇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职业道路始于中国

问：那么您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为儿基会从工作的呢？

吕薇：我是北京人，我是在北京上的小学、中学和高中。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我就考入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在叫首都医科大学。

我当时学的是儿科，83年毕业，在儿童医院，还有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工作。当时我在临床做了一、两年以后呢，我又考了一个研究生，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念病毒和和生化研究生，当时研究的是病毒性心肌炎。当时那个项目就是心肌炎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因为当时在中国很多儿童会在病毒感染以后，心脏出现问题。儿研所这个项目是比较强的一个项目。

有一天儿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来找我说，你可不可以去儿童基金会工作两年。我说，去儿童基金会工作两年，那我手下这些研究怎么办？他说你就去两年吧，你反正是老想提高你的英语水平，你又想多看一些国外的文献，如果你去儿童基金会工作两年呢，  你又可以帮助中国儿童，又可以帮助卫生部，你自己呢，多学一些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去两年。他说，你不用着急，你做的这些病毒的研究，这些病毒我们把它放到液氮里边给你存起来，两年以后回来，你再接着做研究。

我今年回儿研所的时候，我那个病毒的毒株还在液氮里面，已经四十多年了。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故事。

那个时候是1989年，我开始在北京参加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我去了以后，我管的项目是两个大的项目，一个是儿童计划免疫，一个是加碘盐的推广。

70年代到90年代那一阶段吧，中国儿童的免疫覆盖率还达不到百分之百，其实刚刚起步的时候只有10%，然后是20%、30%，然后一直慢慢往上做。先在大的省、市、自治区，免疫覆盖率先做起来，但是边远地区，比如像新疆、西藏、云南、四川，那些地区的免疫覆盖率和北京、上海是没法比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儿童基金会工作的时候，也是比较注重边远地区的儿童和妇女的状况。

吕薇，1993，吕薇在同巴基斯坦地方食盐部门

的工作人员讨论加碘盐项目

从工作的层面来讲呢，当时巴基斯坦的儿童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每1000个活产里边，大概有100以上的儿童不会过第五个生日。所以当时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做得非常艰苦。我经常下乡，当时我女儿才三岁，经常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就坐儿童基金会的车，跟着当地的工作人员一起下乡看，看卫生服务的情况。

当时开展计划免疫的地方，覆盖率只有10%、20%，有的时候能做到50%，但是怎么也不能提高到80%，所以心里就很着急。培训也有了，疫苗也有了啊，各种样的硬件都有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覆盖率就是升不上去。这就和当地的很多这个风土人情有关系。

中国加碘盐和免疫覆盖率为什么提高那么快，这和妇女、和普通老百姓受教育的程度有关系，中国是百分之百的卫生教育覆盖率。这是非常重要的。巴基斯坦的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所以她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就很有限。当时它的文化背景就是都是听婆婆的，或者是听自己的丈夫的，妇女自己做主的习惯还是不够。

我近期也去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两个还有小儿麻痹野毒株流行的地方，中国的小儿麻痹症，当时我在儿童基金会就开始做，两、三年之内，中国的小儿麻痹就灭绝了，很多其他国家也灭绝了，现在就剩这两个国家。

所以回头看一下巴基斯坦，我从1992年工作到现在，包括在免疫、营养、妇幼卫生方面，还是做得不好，就是和政府的领导能力、和当地的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当地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巴基斯坦工作了差不多5年，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怎么当一个国际职员，怎么能够独立工作，怎么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同事和当地的群众——来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吧。我非常珍惜这第一本护照。

问：第二本护照也给大家看看。

吕薇：这可能是第三本，我第二本不知道放哪儿了。这本是当时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

问：这是哪一年？

吕薇：这本护照是2007年发的，当时我拿着这本护照是在肯尼亚，在肯尼亚工作完了以后，去了埃塞俄比亚，所以这本护照随我去了两个地方。

先说一下在肯尼亚的时候。我在2004年到2007年，在儿童基金会的东南非洲区域公室工作。当时我管的是二十一个国家的妇幼项目。所以这本护照呢，就陪着我去了这个二十一个国家，其他其中很多国家都是去了很多次，有比如像马拉维、卢旺达，我去了大概有六次、八次、十次都不止。

儿基会图片/UN022064/Ayene

埃塞俄比亚的这位母亲坚持给孩子进行母乳喂养

当时做的主要是妇女和新生儿的项目。在（婴儿生命的）第一个月，儿童死亡率要降下来，妇女孕期保健，还有妇科急救是非常重要的。要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就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卫生体系，需要有工作人员，需要有医生，需要有氧气，需要有输血，需要有血源，需要有剖腹产，需要更高一个层面的技能。这和免疫不一样，做免疫，你可以把乡村医生——就像赤脚医生一样，培训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就可以提供免疫服务。但妇产科急救一定要需要医生和助产士，但这些在非洲是很缺少的，至今也是很缺少的。

非洲的人员外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小的国家，比如说人口只有one million（一百万），two million （两百万），它自己是没有医学院的，它的医生呢，都是从其他国家请来的，或者是送到其他国家培训，其中也有到中国来培训的。但是很多这些受过培训的人员不一定回去。就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国家，有医学院的国家，尼日利亚、刚果、马拉维，这些国家的医护工作人员就是因为工资的问题，或者工作环境的问题，都想离开非洲，去英美或者欧洲。就是在非洲大陆之内，也是从比较穷的国家到南非或者肯尼亚，这些经济稍微好的国家来工作。所以人员外流是降低新生儿死亡率问题上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当时就想，如果给了培训，给了药物，给了menu（手册），给了知识，新生儿死亡率应该降下来，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一个政府建立卫生体系的能力，还有对卫生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国家虽然穷，但花在军备上的钱比花在公共卫生上面的钱要多得多。

教育也得不到重视。所以我走了这几十个国家，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光给援助是不够的。中国人自己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定要有这个精神，自己想站起来，想把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卫生体系搞得比较完善，外援才会有效。

我在埃塞俄比亚从2007年到2013年干了6年。当时我做chief of health（卫生主管），我主管的是妇幼卫生、公共卫生这一块。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2007年的时候，五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差不多是在100左右——over hundred out of one thousand life births（每一千例活产有100名儿童死亡）。

当时工作很艰巨。现在大家都知道，谭德塞医生，当时我工作的时候，他是埃塞的卫生部长。他当时就提议一个跟中国赤脚医生相似的一个项目，叫health essential program（基础卫生项目）。当时这些从高中毕业的女孩子受训一年，然后在乡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就跟赤脚医生差不多。

所以儿童基金会当时项目的一个重点就是帮助埃塞建立赤脚医生服务，在每一个村庄都要有赤脚医生，提供赤脚医生的培训，她的一两个工作室，一些桌椅、板凳，各种药品，各种各样的这个手册。（当时）没有电脑，（手册上注明）一家有几个人，爸爸、妈妈、孩子，孩子是几岁，需要做什么免疫，是哪个疫苗，如果没来，以后应该怎么跟踪。所有这些都是用手写的。差不多一个赤脚医生管1000户或者2000户人家，就是这样从非常基础的做起。

吕薇与埃塞俄比亚的乡村“赤脚医生”在一起

我刚去的时候看见，在农村，人和动物是住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是两层，牛羊住下边，然后牛羊的这个体温就能把把楼上的房间搞得暖一点，就不那么冷，因为埃塞有很多有山区，很冷。所以当时谭德塞医生的赤脚医生的工作，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人和动物需要分开。

当时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讲，大家都以为就是有药，有医院（就行了），其实环境卫生和预防医学是非常重要的。腹泻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这些糖、盐水，或者给抗生素，(但是)人畜住在一起，重复感染的机会很多。一个孩子这个月得腹泻，下个月可能就有其他的感染。

很多妇女是在家生孩子，就在这个火边上，就是家里住的一个大棚子，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树干，在中间(当）一个支柱，中间呢也是一个火盆，做饭取暖，周边呢有床，这边呢是牛羊。生孩子，就是在火边上，有一盆水。那你想孩子从那个环境一出生，脐带是感染破伤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所以很多当时的习惯的就是把脐带剪了以后，要把这个羊牛的粪便放的上面，就是让它干嘛。所以当时在埃塞的时候，这个新生儿破伤风是非常多的。

在埃塞，当时真是做得非常开心。虽然当地非常穷，做的是从最基础、最基础的做起来，但是那六年，每天的工作，每天的辛苦都能看到成绩。

我2013年离开的时候，埃塞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千分之一百以上减到千分之六十。所以谭德塞医生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和以后的一些卫生部长在埃塞做得都很好。我对自己的工作也非常满意，因为当时真是拼了命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但是我三、四年前回埃塞的时候，看到了不一样的情况。埃塞的这些进展被内战，把这些我们做的一些工作都要带回去好几十年。我们当时跟政府一起建了一些医院啊，一些卫生站啊，都被战争破坏了。很多赤脚医生就去中东当女仆。有一次，我在埃塞机场转机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年轻女孩子去中东，其中就有我们培训的赤脚医生，因为在当地，她觉得没有发展前途，工资也发不出来，而且她也不可以工作，因为她的卫生站都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她就背井离乡，去中东工作，做女仆。

所以这第三本护照是在埃塞——在下面，可以做很多工作。咱们今天是在纽约，是在联合国总部，大家觉得，你看联合国这个大楼，差不多四十层，各种各样的国旗在那边飘着。其实我觉得最有回报的工作还是在下面。我现在跟很多年轻人说，包括在中国的一些学International health的这些学生，我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从国家的层面做起，甚至是在省和区的层面开始做，一步一个脚印做上来。你知道当地的情况，以后到了区域办公室和到了总部才知道你制定的政策，你的策略，你的一些方案，和当地有什么联系，能够从从文字之间，看到下面的真正的情况。

在新冠疫情中，吕薇到埃塞俄比亚内战区的医院，帮助这位妈妈给新生儿开始母乳喂养。

问：好，让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

吕薇：下一个故事就是我来纽约。我2016年来纽约，今年七月份退休。我在这里工作了8年，还是负责全球的妇女卫生项目。这三本护照，其中有一本特别有意思，是单独的一本护照，是因为当时我要去加沙出差，要经过以色列。因为政治的关系，去以色列要一本单独的护照，你去了以色列以后，你再去其他国家，比如说伊朗啊，或者一些跟以色列不友好的国家，你就进不去。所以这本是一本单独的护照。

我当时从以色列去了加沙，是在疫情以前，2019年，过了五道关口，进了加沙，才知道open-prison，就是开放监狱的意思。很多儿童出生在加沙，长在加沙，从来没出来过。

当时我们儿童基金会做的项目，我们主管的还是妇幼卫生，免疫，营养，清洁饮水，还有小学、中学的教育。最近的报道，希法医院，罕尤尼斯医院，我当时自己都去过。

我有天晚上去希法医院，看一看晚上医院工作的情况，因为是我们出资帮助。 在医院，白天和晚上是不一样的。从这个数字上来讲，差不多在晚上分娩的机会更大。所以一个医院、一个产房，夜里边的工作情况就和工作质量，和新生儿死亡率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医院，不管非洲哪个国家，你把数据拿出来，你就会看到，大多剖腹产都是在白天做的，尽管起码是50%白天分娩，50%晚上分娩，但是工作还是以医生的方便为主，所以我们提倡的还是要以妇女、以儿童为中心。

所以为什么当时我想晚上去看这个医院，就是看它夜间运行的情况：有没有足够的电源，有没有足够的氧气。去了希法医院，我们刚刚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炸弹在医院外边爆炸了。

所以从我的工作角度来讲，我是很幸运的，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伤，但是我有很多同事，有一些同事是受伤了，有一些同事身亡了。所以在联合国 工作其实对自己，对一个家庭都是一个commitment，你去了有危险的地方，怎么对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和自己的家庭负责，what is important，是你的家庭，还是你个人，还是你的工作。所以在工作上要做很多的选择。

儿基会支持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的新生儿卫生， 努力支持减少低体重和重症新生儿的死亡率。图为吕薇在2019年8月与新生儿母亲交谈。

在纽约这8年，我也去了其他的地方，去了巴西，还有去了巴拿马。当时去了巴拿马以后，在巴拿马运河边上一个餐厅，在那里吃饭，我坐了两个小时，就是看巴拿马运河的闸，从上到下， 船是怎么过去的，我看了两个小时才看懂。

我觉得过去的差不多30年在 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对自己也是一个充实的机会，让自己有机会去了很多国家，路过埃及的时候看埃及的金字塔啊，在印度的时候看泰姬陵，工作完以后，下完现场以后，自己再多呆一两天，学习一些当地的文化，看看当地的妇女是怎么生活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从工作上来讲，如果你光是知道卫生政策是不够的，你需要知道当地的风俗习惯。

举个例子，比如说，去乍得，我是在退休之前几个月去的。乍得是世界上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它到 现在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还是千分之一百以上。我去了以后，就看到一个国家，宗教领袖和政府机构是像铁轨一样，是两条非常重要的线路。政府出文，想搞教育，政府出文，想搞基础卫生，但是从宗教领袖这方面呢，他对群众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想要所有的群众接受最基础的卫生措施，比如说免疫，一定要受到当地宗教领袖的接受，老百姓才能接受。所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问：好像您的先生是不是也在儿童基金会工作，那你们的孩子是不是也随着你们到世界各地、在那里上学？

吕薇：是。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机构里边，有很多都是夫妻在一个系统里边工作。所以我们两个人，一段时间呢，是我支持他，一段时间，是他来支持我。所以两个人协商好了，怎么能够把家庭和工作平衡起来。然后出差的时候呢，就要说好，如果我出差呢，他就不能出差。

我有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里面呢，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国家都不一样。我的女儿在肯尼亚工作，她是在CGTN肯尼亚站， 做中英文的翻译。我的小女儿还在美国。两个男孩子是在英国。对他们来讲，什么地方是家，对我来讲，什么地方是家？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

我大概明年可能会回肯尼亚，不会住在美国。现在是这个想法，因为在非洲住久了，还比较喜欢非洲，肯尼亚，天气也好，生活也方便，离中国也不远。从肯尼亚有直飞广州和北京的飞机。

2024年，吕薇在母校首都医科大，参加一个有关目前中国青少年健康卫生问题的研讨会。

问：刚才您提到，40年以后，您又回到您以前工作过的医院，看到了您当时做研究的病毒还在液氮里面。那么回首走过的，您觉得您后悔吗——放弃了之前的医学研究？

吕薇：有的时候会后悔，有的时候会想，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我的路会怎么样？其实还是很欣慰的，我觉得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为世界做出了一些贡献，我觉得很好，很充实，也很丰富。

我非常有幸的是给儿童基金会工作了一生。人的工作吧，干什么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儿童基金会的mission，以儿童的利益为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国家——最近在加沙，因为有小儿麻痹暴发，为了免疫，他们停战了三天。所以在很多国家，就是在最战乱的时候，也是会为儿童开启一条和平的通道，即使是一天、两天、三天。所以为儿童工作，以儿童为中心工作一生，我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对的。

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退休以后能够为中国做一些什么。我如果再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会把中国的这些年轻一代想做公共卫生和做国际公共卫生international health的学生，培养他们，把我的经历跟他们分享一下，然后让他们出来为世界工作的时候，能够准备得更好。

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有很大的责任，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一带一路，或者其他方方面面对世界的帮助，应该怎么做？就拿非洲来讲，对非洲应该怎么援助？怎么样的援助是对当地的妇女、儿童有最大的帮助，这些事情中国是应该有考虑的。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同中国的同事分享一下。因为还是走遍了非洲几十个国家，我想我的经验对他们也会有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