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致富（1913年11月-1999年2月），原名欧阳致富，广西田阳县人。曾参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副军长兼师长、兵团副司令员、副军长兼炮兵主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欧致富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1988年7月，中央军委授予欧致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正文：
辽县是老革命根据地，是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抗战期间，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行区党委、一二九师师部等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长期驻在辽县。朱德、彭德怀、左权、邓小平、刘伯承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那里生活、工作和战斗，踏遍了辽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留下了许许多多永远鼓舞人们奋发向前的革命足迹。
我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至1945年5、6月间奉命南下，在那抗战八年的岁月里，一直在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工作，转战在辽阔的太行山区，而在辽县所度过的战斗岁月，尤其使我难以忘怀。
奇袭红都炮台
1940年10月，敌人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毁灭性扫荡，扬言要把我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剿尽杀绝。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我八路军总部发起了百团大战。10月下旬，总部经武乡拴马、宋家庄及蟠龙，第三次进驻砖壁村。我们警卫团仍在蟠龙地区担任警戒。为了配合一二九师破击正太铁路，阻击辽县、武乡外出扫荡的敌人。警卫团奉命破坏辽县通向榆社的公路桥梁，以及对辽县外围据点进行牵制和袭扰。参加这次反扫荡行动的，除了我警卫团一营和三营外，还有辽县、武乡的民兵、民伕共1000人左右。为了统一行动，左权副参谋长要我负责指挥这次战斗。
天刚亮，我们的队伍便从蟠龙镇出发。根据我们事前的侦察，在辽县和榆社之间，红都村的大山上筑有炮台。这是敌人的据点，驻有约两个排的日军和伪军，监护着榆辽公路。他们白天沿公路巡逻，设置重重岗哨，封锁非常严密，连普通老百姓过路也要搜身检查。晚上，据点上的探照灯通夜不灭，把东西方向数里内的公路照得如同白天，稍有动静，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同时，离辽县城仅几里地的公路边，也设有敌人一个外围据点——七里店，和红都炮台互相策应，把两个据点之间的公路防守得严严实实。只要一有情况，敌人马上就可以同时配合行动，因此要想破坏敌人公路，必须除掉这两只“拦路虎”。经研究，我们决定夜间行动，采取奇袭的战法，出其不意，对这两个据点同时下手，坚决拔掉它。具体部署：一营负责对付红都炮台，三营打辽县外围据点。辽县游击队在队长左奎元同志带领下随一营行动，武乡民兵随三营行动。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又派一个连的兵力悄悄隐蔽在辽县城外附近，准备阻击城里出动的敌人，掩护夺取据点战斗。
午夜时分，部队同时进入了各预定地点后，立即开始行动。
一营在辽县游击队同志的带路下，很快摸到了红都炮台山脚附近的一片庄稼地里。可是，再往前走却是一片开阔地带，而敌人的探照灯在来回不停地扫射，大部队要想穿过很困难。万一被发现，就会影响整个战斗的顺利进行。一营长魏传连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就地隐蔽，并作出歼灭山上炮楼的方案。当时决定，派出小分队摸上山去，先把敌人探照灯干掉，然后山上山下策应，一举歼灭敌人。
左奎元同志是本地人，地形熟悉，他自告奋勇率领小分队完成任务。趁着敌人探照灯明灭交替的空隙，小分队象夜老虎般迅速跃过开阔地，向山上敌人炮楼逼近。山上到处是敌人的流动哨所，象一条条鬼影似的来回游动，一片阴森恐饰的气氛。躲过几处流动哨之后，眼看离岗楼只有几百米，已经看得见岗楼上敌人晃动探照灯的情景。就在这时，一个同志不小心踩动了石头，发出了“咕噜咕噜”滚动的声响，惊动了附近的敌哨兵。
“谁？”是个伪军在喊问，并朝响处畏畏缩缩走过来。
同志们心里都捏着一把汗，要是被敌人发现，不仅完不成任务，连今夜整个大部队的行动计划也会遭到破坏。这时，只见左奎元同志机智勇敢地大步朝敌人哨兵走去，边走边操着本地口音骂咧起来：
“他娘的×！摔得老子好疼哪！”
“你是谁？站住！”敌哨兵虽然胆小如鼠，然而狡猾透顶。
“真瞎了你娘的狗眼，连你大哥都认不出来了。”左奎元步步紧逼到哨兵跟前。
“你是——”唰的一声，哨兵打开了手电。
说时迟，那时快，左奎元一个箭步冲上去照准哨兵的下巴就是狠狠一拳。哨兵连粗气也来不及出一口，便“扑通”一声昏倒在地上。
同志们正要上前行动，冷不防迎面又走来了一个敌人。嘴里还“哥呀妹呀”地哼哼着，大概是来换哨的。来的正好，干他一双！还不等敌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家早已冲到他的眼前，七手八脚，干净利索地把他报销了。
不一会儿，只听“叭、叭、叭”三声枪响，敌人的三盏探照灯几乎同时瞎了眼，四野一片黑咕隆冬，敌人立即陷入混乱之中。叫喊声、骂声、鬼子叽哩呱啦的说话声，吵吵嚷嚷，就象一群被捅了巢穴嗡嗡叫的马蜂。敌人很快就醒悟过来，知道是遭到夜袭，拼命地胡乱朝山下开枪扫射，放照明弹。然而，就在敌人探照灯打灭后的瞬间，我山下的同志早已分东西南三路迅速地扑向山上。由于我们事先把上山的通道和敌人火力工事侦察得清清楚楚，又有辽县游击队同志领路和配合作战，加上小分队在山上互相呼应，所以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小时，敌人全部被我消灭。
在红都炮台战斗快要结束时，另一股敌人据点的方向上空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这是我事先与三营长钟玉山商量好的联络信号，说明那里的战斗也打得相当漂亮，已拿下了据点。战斗过程中，龟缩在辽县城里的敌人由于不明情况，害怕遭到我大部队的夜袭，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据点一拔除，我们立即连夜进行破击公路。我们采取分段包干的办法，一营就地从红都炮台开始，辽县、武乡的民兵民伕接着一营、三营从辽县的外围据点往西，各负责10公里左右的路段。同志们在战斗胜利的鼓舞下，情绪高涨，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摸黑奋战。大家利用镢头、镐头、铁锹沿公路又挖又刨，又敲又打，把公路弄得坑坑洼注，支离破碎。由于我军密切配合，只用两天晚上，就破击长达三四十公里的路段，拆毁了三座大桥，使辽县和榆社两城敌人的交通陷入瘫痪，也切断了辽县敌人与西太路的交通联系。
这次战斗，我们共打死日伪军40多人，俘虏10多人，缴获步枪20余支，轻机枪1挺，我伤亡10余人。第三天黄昏，我们才乘夜幕撤兵回来。
红都炮台战斗后，11月29日，日军三十六师团和混成第十四旅团共一万余人，立即对我武乡、辽县根据地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敌三十六师团一部从辽县出发，经桐峪到麻田。当时我八路军总部刚进驻麻田武军寺不久。很显然，敌人这次报复性扫荡是想南北合击，撒网捉“大鱼”，寻机消灭我八路军总部机关。
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总部决定进行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战，让敌人尝尝我八路军铁拳头的厉害。经研究，由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迎击黎城方向敌人，我总部警卫团负责阻击辽县城方向来敌。由于麻田离辽县城只有几十里地，和敌人相距太近，总部决定暂时向南、北艾铺一带山区转移。警卫团二营掩护总部行动，一、三营留下参加战斗。总部转移前，左权副参谋长专门带领我们几个团领导干部去观察地形，选择伏击地点。我们按照左权副参谋长的指示，决定从武军寺到桐峪之间的一条峡谷地设伏。这里地势很好，两边都是高山，中间是沟沟，沟旁有条小河，周围光秃秃，没有多少杂丛树木之类掩蔽物。而且我军居高临下，既可大量杀伤敌人，又可退守自如。战斗从早晨开始打响。当时，由于我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深得民心，群众经常主动为我们报信、带路等。所以当日军三十六师团从辽县城一出发，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原来，负责担任警戒的辽县民兵，早已事先埋伏在离城不远的一处山口，待敌人走近了，就“噼噼啪啪”打起枪，扔手榴弹。一是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二是作通风报信的暗号。所以，一听到枪声，我们就立即进入临时构筑的工事，严阵以待。一营由营长魏传连带领隐蔽在西边山头阵地，三营由营长钟玉山带领在东边阵地潜伏，三营是我的“老窝”，我跟随他们一起行动。
太阳懒洋洋地爬有竹竿高，敌人就出现了。我用望远镜观察，足有五、六千人。灰黄军装，加上扬起的尘土也是灰黄色的，队伍真象一股浊流在山沟里流动。敌人很狡猾，过了桐峪改成单兵队形前进，恐遭我伏击。幸好峡谷很长，敌人完全进入我伏击圈少说也有一、二百人，只要我尽量减少伤亡，打个便宜仗没有问题。眼看敌人快进入峡谷地带了，队伍突然停了下来，并用小钢炮不断向沟两边山地轰击，炮弹纷纷落在我们阵地的附近。莫非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动静？不可能。那为什么无目的地打炮呢？
“八路的，有本事的出来！”我正想着，山脚下传来日军和伪军的乱叫乱嚷。
“八路的大大的胆小，逃跑逃跑的有，追啊！”
…………
顿时我明白了，原来敌人狡猾透顶，看见这一带地势险峻，估计有埋伏，故意开炮试探引诱我开炮射击，好捕捉我方火力目标。我传令部队继续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果然，敌人看看没有动静，又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开始往我们的伏击圈里钻。一个、二个、三个……十个、二十、三十……我一直点着敌人的狗头数到一百。又过了几分钟，是火候了，我一声令下：“打”！刹时，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从峡谷四面响起，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喊乱叫。敌人在低处明处，被动挨打，我军在高处暗处，两边夹击。所以战斗一开始打得真痛快。只见日军叽呱乱叫，成排成排倒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及至明白过来时，已死伤二、三百人，尸体满地。然而敌人很快醒悟过来。一个留着仁丹胡子的日本军官，举着指挥刀，命令士兵开枪开炮射击，拼命督战。敌人毕竟人多枪多，武器精良，一会儿就平静下来，开始向我反攻。他们集中小钢炮、轻重机枪作掩护，兵分多路向我两边山头阵地同时扑来，战斗渐趋激化。敌人冲锋一次，我方就打退一次；打退一次，敌人又冲锋一次。双方如此来回拉锯，相持到下午，我方逐渐有所伤亡，主要是被敌人小钢炮所击中。
辽县地方游击队也参加了战斗，负责抬伤员、送弹药、送饭等。记得松树坪刘殿巍区长也来了。游击队同志人人勇敢机灵，行动迅速，及时地把我50多名伤员和牺牲的同志抬下阵地，安顿和掩埋好。黄昏时分，我考虑到敌人被我狠狠揍了一顿，损失相当严重（伤亡近400人），对我们来说已经够本了，而且我弹药越来越少，不利恋战。总部经一天一夜的行动，也已转移到安全地带。在打退敌人又一次冲击之后，我军迅速撤出阵地，追赶总部队伍。敌人激战一天，连连损兵折将，什么也捞不着，他们穷凶极恶，到处放火烧房子，总部曾住过的武军寺大庙也烧毁了。但是，敌人扫荡刚一结束，我们又回来了。没有几天，撤到山上的老百姓也陆续回来，重整家园。
1941年5月间，日军出动一两千人，对我辽东地区进行扫荡。我总部警卫团奉命在桐峪、麻田一带牵制打击敌人，配合辽县武装民兵进行反扫荡斗争。在左奎元同志的领导下，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麻雀战、地雷战和地道战。不仅使敌人毫无收获，而且处处挨打，连遭损失。在拐儿镇、松树坪、王家峪等地区，我英勇的民兵奋起还击，消灭了好几十名日军，缴获一批枪弹。我警卫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则在麻田、桐峪一带山地，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积极配合。我军战士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有时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有时突然出现在后尾捅其屁股，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团团乱转，处处碰壁，弄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
有一队日军，大约100多人，被我一连引诱至下麻田附近山地。正当敌人气势汹汹地拉开阵势准备与我大干一场时，一连上百名同志象麻雀一样四处飞散开，使敌人摸不到、打不着。这时，敌人恨得咬牙切齿，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然往回走。敌人既然是被我们引诱来的，就没那么便宜让它回去。敌人刚走几步，突然只听见“砰砰”两声枪响，队伍里立即倒下两个鬼子。这是我军从西边山头打过来的子弹。待敌人气急败坏地往西涌去时，东边山头又“嗒嗒嗒”一梭子弹朝敌人队伍打去，又有五、六个敌人中弹身亡。就这样，敌人往东走，我从西边打；敌人往西行，我从东边打；敌人往前跑，我从后面打。那时，敌人光听枪声响，人被消灭，就是看不见人，连半根毫毛也无损于我们。敌人被折腾半天，又恼又怕，只好扔下几十具尸首，抱头鼠窜而去。这次反扫荡行动，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英勇斗争，致使敌人慑于我全民皆兵的威力，不敢贸然突进，只扫荡了7天便草草收场。
在获悉敌情后的某天晚上，左副参谋长把我找去。他说，现在我们的处境很严重，北方局、总部和党校等几千名同志都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企图把我们消灭在太行山上，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但是，这又说明敌人是虚弱的。从整个抗日局面看，我们的外线主力正在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敌人采取狗急跳墙的办法，把注意力转移到我后方基地。接着，他详细地向我分析了目前我们被围的情况，并要我告诉警卫团全体指战员同志，不掉以轻心，要认真对付这次敌人的扫荡。谈到警卫团的任务时，他说：“你们一定要尽可能长时间拖住从辽县出动的敌人，掩护总部向十字岭一带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几年的残酷斗争实践证明，我们总部警卫团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完全相信你们。”最后，左副参谋长具体地同我研究了兵力部署方案。
当天下午，我们警卫团开始进入阵地。当时，全团只有6个步兵连，加上一个机枪连和炮兵连，共1000多人。按照左副参谋长指示，我们在拐儿镇、王家峪、桐峪和上、下交漳等几个方向拉开阵势迎击来敌。晚上10点左右，三连长彭志海向我报告说：在王家峪南面一座高山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约100多人。通过电台联络，没有反应。我一听心想，这一带除了我警卫团外，没有任何友邻队伍，很可能是敌人派遣来的侦察小分队，而且是日寇的队伍。因为按往常经验知道，伪军人员没有这个狗胆，敢于钻到八路军的眼皮底下。我立即打电话向左副参谋长汇报，他指示说：“立即派出小分队搜查一下，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当天后半夜，我们小分队抓来了一个反动的伪村长，通过审问了解到，这支队伍是日军扫荡挺进支队，专门负责侦察我军情报。同时获悉，辽县日军已经倾巢出动，准备经拐儿镇、松树坪和上、下交漳分三路向麻田奔袭。情况紧急，我决定趁敌人大部队未到达之前先敲掉这股挺进支队。结果，第二天攻了一天，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弹药充足，没有攻下来。黄昏以后，这股敌人借夜幕向武军寺、麻田方向流窜而去。我考虑到：敌人带有电台，万一他们发现我总部及北方局行踪，敌人大部队很快会通过电台获悉和掌握我军动向，我军则随时有遭到敌人消灭的危险。想到这里，我立即打电话报告总部，接电话的是左副参谋长，我向他谈了我的建议。记得大概讲了两点：
1、这次总部转移要打破常规，不要向南、北艾铺及十字岭等无人山区转移，因为那里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应出其不意转移到方向相反的洪水镇、左会村等离敌人据点较近的地区，在敌人身边隐蔽反而不会引起敌人注意。
2、采取分散隐蔽、化整为零的方法。
左副参谋长当即回答：“不行了，改变不了，彭总已带着三大部和北方局机关往北艾铺方向去了，现已到了郭家峪。”随后命令我警卫团继续监视敌人，有情况随时报告。这时我才知道左副参谋长是最后离开麻田的。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在桐峪，上、下交漳和王家峪等山地修起临时工事，部署好兵力，准备阻击敌人的进攻。一切安排停当后，我这个总部警卫团一团之长，对总部是否能安全转移总有点放心不下。翌日拂晓，我带领团骑兵通信排飞速赶到麻田，想当面向左副参谋长汇报我们战斗准备情况，并想接应总部往洪水方向转移。我到达麻田后，左副参谋长已追赶队伍去了。我们立即马不停蹄，经郭家峪等地朝北艾铺方向追去。我们果然找到了总部，彭总、左副参谋长等人都在场。
彭总他们见了我很高兴，听了我的汇报后，彭总说：“很好嘛，一定要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牵制敌人，杀伤敌人。”接着，左副参谋长对我说：“现在形势很紧急，黎城方向敌人已渡过漳河从南面正向我围逼，东面涉县一带的一二九师一部分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激战正在进行。估计敌人很快会占领涉县，从东南面向我们包抄过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分散突围，各自为战。罗瑞卿（总政治部主任）和杨立三（总后勤部长）带领一部分同志已分别从东、北方向突围出去了，你立即回去指挥部队战斗，尽量拖住辽县方向来敌，掩护彭总和北方局机关从桐峪方向冲出去。我留在后面负贵指挥疏散队伍突围。”末了，左参谋长一再叮咛我：“要记住，不要死打硬拼，打得赢就打，打不赢立即回头接应彭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赶回王家峪时，部队已和敌人交上火了。敌人为了围剿我总部，不惜炮火轮番轰击我各山头阵地，并组织多次冲锋，但均遭到我警卫团和当地武装民兵的英勇抗击。拐儿镇和王家峪的战斗尤其剧烈。阵地上空，硝烟弥蒙，连太阳也失去了光彩。战斗进行了两天，我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敌人暂时畏缩不前。后来由于敌人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我被迫撤离阵地。我带领警卫团以最快速度直奔北艾铺，准备接应彭总和左副参谋长向桐峪方向突围。在快到北艾铺的山上碰见彭总带着总部直属队走来，彭总显得心情沉重，其他同志也是个个泪痕满面，果然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敬爱的左副参谋长在指挥最后一批同志突围时，在十字岭被敌人炮弹击中头部英勇牺牲了。顿时，我似摧肝裂肺，悲痛难言。我强忍住泪水望着彭总，只见他摇着头，非常惋惜地对我说：“真想不到呀，他还年轻啊！我失去了一位好助手、好战友。”接着彭总问我：“警卫团损失大不大？”我说：“不大。”他说：“不大就好。”然后，彭总果断地做出决定，乘当天夜黑率领我们这几百人马穿过敌人空隙，跳出了包围圈，赶到上、下交漳南面的一座大山（似是小南山）上宿营。为了尽快甩脱敌人，彭总命令我派出侦察分队分头去了解桐峪和麻田方向敌情，以便确定转移路线。侦察结果，桐峪、麻田各驻有日军约一个连。彭总知道后说：“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宜快走为好。”
于是，第三天晚上，根据彭总的指示，我派出一连负责警戒桐峪据点的敌人，桐峪民兵小队长王清同志率领全队民兵配合行动，四连开进武军寺牵制麻田之敌。天刚撒黑，彭总便领着我们几百人的队伍绕过桐峪西南面不远的一条山沟，向黎城方向整整走了一夜，天将拂晓时才到达赵姑村。安顿好队伍后，彭总曾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发了电报。内容大概是：伯承、小平：我和总部及北方局部分人员已安全到达赵姑村，但多数同志尚在突围中，左权同志已牺牲，真真不胜悲切。你们处境如何，急盼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马上回了电，大意是：我师目前在长治一带活动，估计敌人扫荡将要结束，我们准备返回原地等等。
在那里，彭总还召集大伙讲过一次话。那次讲话，对当时严重受挫的我们，确实鼓舞很大，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第二天晚上，彭总命令我带领3个连返回北艾铺一带接应和收拢突围失散在山里的同志。这时，已风闻敌人开始撤退回城的消息。我临走前，彭总特别交待我：第一，尽快找到左权副参谋长的遗体，并负责掩埋好，记住地点以便日后重新安葬。第二，迅速打扫好战场，把牺牲的同志集中掩埋，伤病员集中治理，收拾到的遗失物品集中管理。
我带着部队以及辽县地方政府的同志和总部卫生队赶到十字岭脚下时，敌人已经完全撤退了。第一天，我们在十字岭一条沟沟里很快找到了左副参谋长的遗体，上面盖着青草，当时不知是谁匆忙给盖上的。他的警卫员也牺牲了。卫生队队长宋一珍同两名医生含泪把左副参谋长的遗体擦洗干净，换上崭新的灰布军服。然后，我们庄重地把一面红旗覆盖在遗体上，抬上岭顶掩埋好。当时来不及立石碑，只立了个木牌做记号。
接着，我们一边着手清理战场，挖坑掩埋牺牲的战友，一边派人四处喊话，寻找躲在山里失散的同志。开始，他们都没有出来。后来，我们用吹号的办法，召唤他们。这办法真灵，号音一响，没半天功夫，人们便陆陆续续从草丛、岩洞、出沟里三三两两走出来了。党校学员比较多，不少人因为饿得浑身无力，是爬着出来的。有的饿昏过去了，由别人背着走。他们在危难中见到亲人、战友来解救，许多同志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这些失散获救的人员，至今我记得的有：一二九师后勤部部长（名字已忘，后叛变投敌），辽县专员公署一个副主任（名字已忘），还有个女同志是沁源县县委组织部长（其爱人是该县县委书记），他们都是来党校学习的。大约前后7天时间，我们一共接应和收拢了六、七百人。回途中与撤回辽县的日军在东、西黄漳遭遇，双方无心恋战，只互相打了一阵枪。
彭总在赵姑村大约只住了三、四天，便转移到王家峪，正好与我们会合。之后，总部移驻砖壁，不久又迁回麻田镇。
1942年5月反扫荡结束后，警卫团开到武乡洪水整训了大约半年。翌年初，即移防辽县松树坪地区。打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奉命南下为止。我们在松树坪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担任警戒，掩护当地群众抢收抢种，一方面屯兵生产。几年的共同战斗生活中，我们和松树坪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互相帮助、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当时，正是抗战相持阶段，局势虽稍有缓和，但辽县城里的伪军还会经常窜到附近村庄抢粮抢物，骚扰群众。松树坪地区的人民群众吃透了这些伪军的苦头，常常一夜之间，十几亩或几十亩地的庄稼全被这帮强盗偷抢一光，人们都气愤地骂城里的伪军为“偷鸡贼”。为了保护当地群众的利益，警卫团曾对这些“偷鸡贼”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打击。一次是1943年冬小麦刚熟时，辽县敌人出动了大约300多人趁黑夜向千亩川方向偷偷摸来，企图先下手为强。谁知我们事先早已有所准备，把部队理伏在敌人必经之路——马家拐附近，狠狠揍了敌人一顿。敌人偷鸡不成反失米，扔下许多大车和牲口，狼狈逃窜回城。另一次是在1943年秋天。这次出动了足有500多人。敌人仗着人多，在光天化日之下兵分两路来抢劫粮食，一路走千亩川，一路到梁峪。在松树坪民兵区小队的积极配合下，我们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的打法，把这些“刮民”“偷鸡”的乌龟王八打得人仰马翻，哭爹叫娘，还俘虏了好几十名。经过这两次教训以后，敌人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到松树坪逞凶作恶了。
除了掩护群众进行正常劳动生产外，我们还帮助当地民兵区小队进行军事训练，如练站岗放哨、练刺杀、练投弹、埋地雷等。还结合实战需要，进行各种野外训练。短短时间，使民兵队员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还协助地方维持好社会治安，清内奸，抓敌特，并配合区农会、区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搞好各项工作。在我们驻防松树坪区期间，社会局势安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产连年获得好收成，处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军队保护人民，人民关心子弟兵。当时，按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警卫团开垦种植了150多亩土地，主要分布在左会亚口、千亩川、洪水一带，主要种玉米、山药蛋、小米等。开始，我们什么都缺乏，困难不少。群众知道后，纷纷主动前来相助。没有种子，给我们送来；缺乏牲口、农具，宁愿自己耽误农时，也先借给我们用；缺乏经验，就主动登门手把手教我们，直到我们学会为止。我们又打仗，又劳动，衣服鞋子破得快，大娘们就自动组成缝衣队，专门为我们缝补衣服，做鞋子。年轻的妇女组成洗衣队，为我们洗衣洗被。我们的同志把脏衣收藏起来，他们就下到各班去强行搜查。老大爷则为我们编织挑筐，修理农具等等。在群众的热情帮助和支援下，我们生产的劲头更高了。辽县的自然条件本来就不错，有山有水，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个产粮长庄稼的好地方。经过我们洒下的辛勤汗水，果然到了农作物成熟季节，庄稼地里果实累累，遍地金黄，一片丰收景象。按照上级要求，每人每年要完成60元边币的任务，自给半年。而我们警卫团每人每年平均达到120元，大大超过了规定指标。吃着香喷喷的白面馍馍，我们深深知道：是辽县的山山水水哺育了我们，是辽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养活了我们啊。警卫团政委陈志彬深有体会地说：“如果没有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的军队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提起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我不禁想起当年和我朝夕相处的老房东裴大嫂——裴乃秀同志。当时，我们警卫团的团部就驻在她家里，裴大嫂大约三十五、六岁，瘦瘦的身材，显得几分秀气。然而，生活的磨难使绉纹过早地爬上她的眼角、眉梢。她和丈夫赵金珠共养育了一个女娃、三个男娃。同其他劳苦群众一样，她一家六口全凭一双手，靠种地过日子。贫苦出身的裴大嫂，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她最恨那些侵略成性的日本鬼子，恨那些甘当奴才的伪军汉奸。骂他们是“千刀万剐的狗强盗”、“没有心肝的狗东西”。正因为她对敌人恨得深，对我们八路军怀有异样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当她知道我们就是在黄崖洞保卫战中，以少胜多、威震敌胆的“老欧团”时，对我们更是亲上加亲，婉如一家。她毫无拘束地称我们为“某某同志”，我们亲昵地叫她“裴大嫂”或“裴大姐”。
那时，我们团部加上警卫、通讯班足有二三十人，全住在她家狭小的院子里。她好几间房子都被挤得满满的。战士们整天进进出出、吵吵嚷嚷，实在给她家增添不少麻烦。可是，裴大嫂对我们真诚相待，毫无怨言。她对我们的一切需求，总是尽量给我们提供方便。无论是生活上的吃住用穿，还是别的什么要办的要紧事，只要开口或被她探晓，她总是慷慨相助，不计酬谢。我们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次给她送去酬款，都要经过一番周折才能说服她收下。一次，我们一个同志化装外出执行侦察任务，借用他家一件衣服，不慎弄破了，照例给她按价赔偿。钱在双手里推来推去，好半天功夫，就是没有结果。最后，她生气了，板着脸孔责怪说：“你们常说军民一家人，今天怎么跟我认起生来了！以后再这样，我可不让你们再叫我大嫂了。”实在没法，往后我们只好乖乖地听由她安排了。
裴大嫂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心热如火，情深似海。平时，不管是谁在什么时辰执行任务回来，她的一碗热茶马上就给你端到眼前。夏天，她马上拿起扇子替你扇凉；冬天，送来火盆子为你取暖。当地出产一种小糯米，一颗颗象小珍珠，烧成饭，蒸上腊肉，香喷可口。而用来酿成甜酒，就更使人馋诞欲滴，香醇甘美，浓郁醉人。这种甜酒，也是裴大嫂让我们经常尝到的饮料。她酿的甜酒，独具风味，外加几个酸枣，甜味中带点果酸，使你喝起来酣畅淋漓，既过足了酒瘾，又解了渴，却又不伤头脸。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我亲身领受过裴大嫂的关怀照顾。那年，我的胃病发作，疼得好一阵子吃不下东西，只能喝些稀粥。她看到警卫员同志天天起早给我熬粥，还要忙别的事务，累得熬粥时直打瞌睡，她就悄悄地把熬稀饭的活揽过来，并且不让警卫员告诉我。为了长守秘密，每天三顿，她提前把粥做好，先送给警卫员，再端来给我吃。她从警卫员那里知道我爱吃用猪油熬的稀饭，而根据地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肉类方面的供给较紧张，她就冒险跑到敌占区买回肥猪肉，炼下油，专门留给我熬粥吃。当她看到我因病吃得少，工作担子又重，一天天消瘦了，心疼极了。为了给我补充营养，她用自家老母鸡生的鲜蛋，做成热腾腾的鸡蛋刀削面，让我滋补身体。而她的几个孩子，一个个饿得面黄饥瘦，她一个也舍不得让他们吃。裴大嫂无私无我，一心一意为革命的崇高精神，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多次坚决要给她报酬，她却说：“欧团长同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你们八路军整天在前方为俺老百姓打仗流血牺牲，我这点小事算个啥嘛！”在裴大嫂的精心护理下，我的胃病逐渐有所好转。
1945年初，我奉命随队南下，裴大嫂领着全家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了一程又一程。她流着泪对我千叮咛，万叮咛，说。“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回来看看老根据地的人民啊！”可是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机会满足她的愿望。不过，几十年来，我脑海里时常浮现着裴大嫂的音容笑貌，成为鼓舞我勇敢战斗，奋发工作，永远前进的力量。1981年夏天，机会终于来子。我踏上了英雄的左权土地，探望了阔别多年的裴大嫂。她如今已是满头银丝的裴老妈妈了，但身板还挺结实、硬朗，步履稳健，还可以做些轻体力劳动。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告诉我，她的儿子赵成银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丈夫在1949年病故，不久女儿也因病去世，现在还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大儿子赵兔成，原在河南日报社工作，现已退休。三儿子赵成福在本县堡则乡邮局工作，他的五个孩子亦参加了工作。她随三儿子生活，一家三代生活得很好。我凝望着这位身历沧桑的老大嫂，由衷地祝愿她老人家永远幸福。
忆左奎元同志
抗战时期，在晋东南漳河两岸广阔的土地上，曾活跃过一支英雄的民兵武装队伍——辽县游击队（后正式改名为辽县民兵独立营），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就是左奎元同志。“左奎元”这3个字，当时在辽县一带可说是家喻户晓，名扬遐迩。
我是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战斗中认识他的。他率领辽县游击队配合我们警卫团行动，作战勇敢，机智灵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在频繁的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合作的机会不断多起来。记得当时他才二十七、八岁，高个子，黑脸膛，身体粗壮，性格豪爽。然而一双常爱沉思的眼睛，又说明了他思想的成熟。通过和他长时间的接触，我感到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同志，难得的人才。
他指挥打仗勇敢机智。当时，辽县游击队拨归总部警卫团指挥，每次反扫荡，他总是对我说：“欧团长，让我们县支队打头阵吧！”抢着要担负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而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每次我总是爽快地答应了，我完全信赖他，他每次完成任务也总是使人无可挑剔的。一次，辽县城的敌人奔袭驻在武军寺的八路军总部，在这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命令他率领队伍在隘口前面的山梁迎击和牵制敌人，争取时间掩护总部转移。面对强敌，他毫不畏惧，沉着指挥游击队，与自己数倍的敌人整整鏖战了几个小时。当敌人攻势越来越猛时，他果断地下令队伍撤出阵地，猛插进敌后咬住敌人的尾巴，配合警卫团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又一次，扫荡的敌人妄想围剿辽县县委，他率领辽县游击队孤军深入，巧妙地在东黄漳设伏打击敌人，英勇地掩护了县委安全转移，受到了表扬。
他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颇有口才，善于发动和宣传群众，展开工作。我们部队有很多需要和地方交涉的事情，经他出面办理，一谈就妥，干净利索，毫不含糊拖沓。比如动员地方青年参军，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是件比较艰苦细致的工作。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村村寨寨女的多、男的少，老人小孩多，青壮年少，劳动力更少，参军有后顾之忧。有些群众乡土观念较重，担心参加了正规部队会远走高飞，离乡背井。针对这些思想和实际问题，左奎元同志不怕麻烦，跑东村窜西村，大会小会反复进行动员，亲自寻找一些青年聊家常，促膝谈心。从个人谈到家庭，从家庭扯到国家，谈到当前的抗日战争，然后讲清如何摆正个人、家庭和国家民族的关系，讲清先有国后有家的道理。启发到一定火候，他突然会把话锋一转，用起激将法来激励大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咱们五大三粗、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扛枪上战场去杀敌人谁去？能忍心让家中年迈的父老大娘去？让咱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去？让照看孩子的大嫂大婶，怀抱娃娃的媳妇们去？！”这一招可真灵！几句话，就把青年人的心煽得火燎似的，浑身热血沸腾，高高兴兴地非要报名参加八路军不可！在他和县委领导的积极努力和大力支持下，辽县每次征兵工作进行很顺利，论成绩和贡献，与当时附近几个县相比是较为显著的。从我们警卫团三次在地方武装队伍中选战士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此。第一次，黄崖洞保卫战前夕，我们从辽县、襄垣、武乡、故城等县游击队民兵中，抽调以党团员为主的武装骨干500人，及时组成了警卫团三营，后来成为守卫黄崖洞兵工厂的中坚力量。而这500人当中，其中辽县的就占了200多人。第二次黄崖洞保卫战后不久，又从辽县、武乡两县补充了300名新兵，其中辽县占一半以上。第三次，日本投降前（大概是1942年底）总部为组成南下支队，从警卫团抽调了一部分骨干，辽县、武乡、襄垣各地及时动员了五、六百青年补充进警卫团，而辽县的独立营完整割爱在其中了。
左奎元在武、辽一带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处处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尊敬和拥护。借用“天下谁人不知君”这句话来形容他在武辽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一点也不过分。举例说吧，比如一个初来到辽县的同志，问起了辽县民兵独立营在哪里，本地的老熟人倒不一定答上来，但如果改问“左奎元同志队伍在哪里”，连七、八岁的儿童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马上会指点给你看或给你当向导。然而，即使这样，他本人以及他的队伍的行踪，却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因为他和他的队伍根植在老百姓之中，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住在、吃在、睡在一起，群众是他们最好的保护伞、最保险的隐蔽所。若是敌人扫荡来了，他或者他的队伍却可以随时混在老百姓里面，任由敌人逐个询问和搜查，就象做儿戏一样，竟然一点事也没有。他也往往利用群众的掩护与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掩护群众，因而威信也就越来越高了。他领导的县民兵独立营，作风紧张，纪律严明，和正规部队差不离。平时，民兵独立营分散在千亩川、桐峪、松树坪、田等处活动，只要一听到枪炮响，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自动赶到预定地点集合好。这一点，多半与他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和极高的威望有很大关系。
善于窃取敌人情报，也是左奎元同志的一大特点。他经常化装成打柴的、做短工的或者小商小贩、占卦算命的等等，孤身出入，深入敌区，捉摸敌人活动规律。为了力求情报的准确无误，曾不止一次地冒险打进敌人内部探看虚实。他还利用我军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威力，向一些较有觉悟的伪军人员积极宣传抗日道理，争取他们为我军暗中传送情报。当时，我们八路军总部获取敌情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警卫团特务排打进城内，伪装开店做生意，暗中探听消息；另一条就是他的这条渠道了，而往往他得来的情报最快捷、最灵通、最准确，在这方面他也成了知名人物。说话调皮的人称他是“情报专家”、“消息灵通人士”，多数同志则誉他为“出色的秘密交通员”。确实，在长期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反扫荡斗争中，左奎元同志的情报工作是干得相当漂亮的。我想起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那时，敌人每次出来扫荡，我们警卫团都是通过他通风报信的。由于当时通讯联络技术落后，交通不便，全靠两条腿走路送信。在紧急情况下，他也有办法，发明了用手榴弹来传送信息：3个手榴弹炸响，表明敌人大扫荡倾巢出城；两个炸响表明中等规模扫荡，小股敌人出发；一个炸响表明敌人是出城外附近抢东西。这个通风报信办法很好，既快又方便，又准确。正是他用这个办法，使我正在那里举行婚礼的“宴席”上，得知了敌人来扫荡黄崖洞兵工厂的消息。婚礼中途而散，我立即布置好兵力，严阵以待，狠狠打击进犯的敌人。当时参加我婚礼的左参谋长听我介绍了左奎元同志的发明创造后，风趣地背后夸奖他说：“真不愧是我们左家的好后代！”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1942年5月反扫荡中，他出了一个小小差错。一股全由日军人员组成的侦察挺进支队，偷偷越过我军警戒线，深入到上、下交漳口南面的腹地，被我警卫团赶跑了，而他率领民兵独立营在前沿阵地担任警戒却没有发现。事后，他找我来了，象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说：“欧团长，我没有完成好任务，处分我吧！”我半批评半安慰他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改正就好了。”通过这件事，使我从另一面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又一个可贵的优点：勇于承认错误，勇敢承担责任。多么好的一位同志啊！
我是在1945年初奉命南下时和他分手告别的。解放后，听说他在昆明军区任后勤部副部长，彼此一直没有见过面。大概是1969年或1970年，他患病来广州治疗，我曾去看望过他，不久即病逝。对于他的谢世，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悼念之情。（内容整理自《八路军总部在麻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