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庭校外活动的“鸡娃”史与儿童竞争资本的制造——Playing to Win: Raising Children in a Competitive Culture 书评
中国的校外活动在过去的20年内迅猛发展[1]，内容从传统的学科知识辅导扩展到各类兴趣培养，吸引着大量具备经济能力、拥有教育规划的城市家庭参与其中。《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21）》显示，高收入家庭的校外活动支出占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为46.6%～63.1%，中等收入家庭的这一比例为28.0%～46.6%。[2]可见，校外活动支出在家庭教育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并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攀升。
那么，是什么驱动了父母对儿童校外活动的大规模投入？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是父代对子代“社会地位”恐慌的写照，促使他们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子女的教育，以期确保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3]这种焦虑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也存在相似的“鸡娃”现象。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中产及以上阶层的家庭儿童校外活动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学龄儿童的校外活动变得高度组织化，竞争与一定要赢的理念成为育儿观念的核心。这表明，美国并非如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完全实行“快乐教育”，而是存在教育上的竞争和压力。
美国社会学家希拉里·弗瑞德曼（Levey Hilary Fridman）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Playing to Win: Raising Children in a Competitive Culture中，通过长达近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对172位家长、教练和学龄儿童的深入访谈，对美国中产及以上阶层家庭所经历的“鸡娃”现象及其与社会竞争加剧、阶层固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这部分家庭在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时，为何会通过看似在“玩”的校外活动来培养儿童的竞争力。与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关注的社会结构下阶层育儿差异不同，弗瑞德曼的研究聚焦于社会变革、家庭选择及儿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贴近当前中国家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如兴趣培养、教育竞争、职业规划等，对于理解中国中产阶层家庭的教育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大约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只有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在没有成年人照看的情况下，参与各类非正式的户外体育比赛活动，而其他阶层的孩子通常选择待在家里玩耍。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这一现象发生了变化。本书开篇，作者详尽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至本世纪初美国儿童校外活动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深入探讨了这一进程的三大影响因素：家庭生活、教育系统和校外活动机构（如表1所示）。
（一）第一阶段：竞争的种子期
美国儿童校外活动起源于一百多年前的19世纪末。随着美国各州义务教育制度的广泛普及，以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推行，政府开始在城市兴建公园和游乐园，为流落街头的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休闲场所。此外，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促进美国多种族群体的社会整合，政府为贫困或移民家庭举办各类儿童竞技体育比赛。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激发儿童的活力和兴趣，还能通过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进取心以及对权威的尊重，传递美国的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为美国新工业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在1903至1905年间，纽约市公立学校体育联盟（Public Schools Athletic League ，PSAL）应运而生，该机构致力于组织儿童参与体育竞技比赛，以填补他们在学校之外的闲暇时光。[5]到了1910年，全美其他17个城市也纷纷成立了各自的竞技体育联盟。[6]此外，各类全国范围的社区音乐（如口琴、钢琴）比赛，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在1930年前后，由于大萧条的影响，许多参与竞技比赛的俱乐部因经济压力而倒闭，这导致城市地区贫困家庭的儿童失去了在成人监护和组织下的运动场地，只有部分教会组织因收取费用而得以维持运营。由于贫困家庭无法承担这些费用，各类竞技性质的儿童校外活动开始向中产及中上阶层家庭的儿童转移和开放。这使得儿童校外活动的社会整合功能逐渐式微，身份象征和竞争资本储备等其他功能开始逐渐凸显。正如弗瑞德曼在书中所指出的，这与美国独特的历史时期和战争期间的战略思考密不可分，政府和活动策划专家以培养“竞争的种子”为初衷，组织了这类竞技活动。[7]
（二）第二阶段：竞争的萌芽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0年期间，是美国儿童校外活动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受“婴儿潮”的影响，儿童数量急剧增加，推动了校外各类竞技性儿童活动的迅猛发展。这些活动主要以中产阶层家庭为核心参与群体。其中，全国棒球小联盟是当时美国最著名和成功的校外竞赛活动之一。该联盟成立于1939年，并于1949年开始举办世界大赛。随着比赛规模的扩大，参赛费用也逐渐增加，这使得大多数小学不再赞助校内队伍参加联赛，各参赛队伍开始以独立的身份参与比赛，费用由参赛儿童家庭承担。
为了满足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不断增长的竞技需求，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举办国际比赛。1978年，美国通过了《业余体育法》，该国会法案设立了美国奥委会，同时取消了业余体育联合会（Amateur Athletic Union，AAU）的职能。这一转变主要是出于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体育竞争战略考量，美国奥委会开始统一负责所有奥运会参赛项目[8]，AAU则转型为专门组织和管理各类儿童竞技体育运动的全国性机构。与此同时，非体育类比赛也开始兴起，美国儿童选美比赛自1961年开始盛行，其流程包括地方选拔、全国比赛等环节，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之快令人咋舌，后来还衍生出了“选美巡展”这一特色活动。
战后的经济繁荣和婴儿潮加剧了美国的社会竞争，因此，这一阶段的校外活动也衍生出淘汰赛制，中产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也越发严格，他们希望孩子在体能、学术等各方面都能超越同龄人。为了迎合中产家庭的需求，活动组织者开始采用淘汰赛制层层筛选，只为决出最终的胜者。此举无疑增加了奖牌的含金量，也极大激发了美国家庭的参赛热情。随着这种赛制的普及，参赛儿童也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
（三）第三阶段：竞争的爆发期
自1980年开始至2013年，是美国儿童校外活动发展史的第三个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更高级别和更广范围的校外活动中参加竞争，不同阶层儿童的校外活动出现了明显分化。在1995年，AAU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100个冠军头衔，其中大部分参赛选手为儿童。到了2008年，AAU举办了超过250场全国锦标赛，共产生了1900名冠军，这些参赛者年龄从6岁左右开始，主要集中在8岁阶段。[9]随着奖牌的需求度不断提升，各类比赛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而是在全年的不同时间段分散进行，参赛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相应的比赛。然而，淘汰赛制和愈发密集的赛程要求父母在工作之余陪伴孩子参加各种课程、练习和比赛，这也使得家庭日常生活变得愈发忙碌。
鉴于儿童校外活动的专业性逐渐增强，为了确保活动的专业性和质量，校外活动组织明文规定父母不得担任教练角色，强化了全职教练的职业化发展。以团队竞技比赛为例，参赛家庭需聘请全职教练，一个赛季的费用大约为20000美元[10]。由于中产阶层及以上阶层家庭拥有较为充足的人力和资金保障，他们的孩子在比赛中更容易取得优异的成绩。此外，比赛中的优异成绩（如冠军头衔）逐渐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挂钩。据《约克时报》2003年的报道，4岁滑板冠军迪伦被比赛组织机构、商人和父母捧为明星的过程，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11]儿童因获奖而成名，继而进军娱乐圈，获得代言和不菲的报酬等现象成为当时的流行趋势。
在社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家庭为何会选择从儿童的校外活动着手？自第二章起，作者阐述了本书的核心概念——儿童竞争资本（competitive kid capital），并深入探讨了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因及其转化机制。儿童竞争资本的重点在于，父母需要在各类校外活动中有效地帮助孩子积累竞争资本，并逐步将这些资本转化为他们的社会地位。
（一）教育是维系家庭阶层的重要手段
“二战”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这一代儿童虽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人口骤增带来了激烈的竞争。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法国）依靠标准化的考试分数来确定高等教育录取结果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美国，精英大学的录取不仅与平时成绩挂钩，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校外活动和家庭经济背景。为了获得优质大学的录取名额，学生需要一份具有说服力的简历来展示自己多才多艺和聪明才智。而大学文凭产生的抽象文化货币的竞争体系，成为塑造20世纪美国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力量。[12]研究数据表明，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相较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其工资比值从1.5上升到了2。[13]不仅如此，相较于排名较低的大学，就读于精英大学的学生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溢价。
除此之外，“二战”后的美国逐渐形成一种在竞争中寻找自己在世界范围中位置的共识，并演变成美国的国家气质，即无论在军事、体育比赛抑或日常生活中，美国人都喜欢赢家的感觉并且不能容忍失败者。正如文中引用的美国著名将领乔治·巴顿将军的演讲内容：“Americans play to win all the time（美国人始终为胜利而战）。”[14]
在这种教育体制与教育文化导向之下，父母也普遍认为，要使孩子具备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立足的能力，必须从童年时期开始培养。因此，有的父母甚至愿意支付每小时450美元的高昂费用，只为确保孩子在学前班入学考试中能够顺利过关。[15]虽然父母们无法确定这些早期的教育投入是否能为孩子带来短期或长期成功，但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一种保险策略，即多面下注以降低风险，帮助孩子更好地适应教育和就业市场的挑战。
（二）家庭系统与校外活动的紧密配合
要想让孩子在众多同龄人中脱颖而出，需要家庭和校外活动的密切配合，父母将所需的竞争性资本提前具象化到各类校外活动中（本书主要介绍了三项活动：国际象棋、足球和舞蹈）,并通过体系化的步骤来培养并获得儿童竞争资本，包括选择校外活动、内化竞争意识、学会面对失败、有效的时间管理、应对意外状况以及学会展示自我（如图1所示）。
1.选择校外活动
尽管书中受访父母都声称校外活动的选择是基于孩子的兴趣，但作者发现，这些兴趣往往受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父母会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对孩子未来的教育或职业发展有帮助的校外活动。此外，他们也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自己、亲戚、朋友曾经参与过的活动。因此，父母的决策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个人偏好和经历，也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网络和信息资源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意味着，参与竞争性活动的儿童往往来自那些拥有相似活动经历和资源的家庭。
除此之外，参与校外活动还需要一定的费用和时间投入。比如，颇受美国中产家庭欢迎的国际象棋，被称为“scholastic chess”，这种称呼强调并且放大了国际象棋的含金量与专业性。国际象棋拥有一套完整的地区和国家锦标赛排名与评级体系，参赛者需要先成为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The United States Chess Federation，USCF）的会员，并支付少量的会费（12岁以下会员为每年17美元）。非会员儿童可以参加本地的锦标赛，但无法参与全国性的比赛。国际象棋比赛作为一项常规赛事，每月都会举办。参赛者需支付30～50美元的报名费，国家锦标赛的报名费则为80美元。为了提高比赛成绩，许多家庭会选择参加相应的培训课程或夏令营，夏令营的费用每天为80～100美元。[16]舞蹈比赛同样需要不菲的投入，由于舞蹈比赛通常在春季和秋季的周末或暑假期间举行，每个赛程都会收取入场费，费用根据参赛舞者人数，每人30～80美元不等。与其他类型的比赛不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舞蹈比赛，但是，如果想在比赛中获得较好的成绩，参赛者需要花费5000～10000美元用于支付各项舞蹈培训的费用[17]，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活动，如花样滑冰和体操等，这笔费用相对较为便宜。
2.内化竞争意识
父母在选择了具体的校外活动后，首要任务是培养和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并强化他们的竞争意识。虽然孩子还不能真正理解竞争的含义，但是奖杯、绶带、徽章、奖牌等象征胜利的物品已经成为他们内心追求和珍视的目标。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竞争意识，父母有时会通过“买”奖杯、奖牌，或者将其与零花钱或孩子喜欢的游戏机等物质奖励联系起来，以此来激励孩子在竞争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父母还会培养孩子们对“排名”重要性的认知，也就是竞争的分级。比如，国际象棋是一项根据排名来决定对手的项目，赢的棋手等级上升，输的棋手等级下降，国际象棋联盟网站每三个月会更新发布一次等级分数。为此，父母通常会聘请私人教练帮助孩子提升排名。在持续的激励中，父母也注重孩子在各类校外活动中所习得的竞争性思维。比如，国际象棋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战略思维，足球则强调团队合作、纪律性和身体素质，舞蹈在不同周期的比赛中强化了它的竞技特性。
3.学会面对失败
在美国社会，竞争被视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然而，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只有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因此，教会孩子如何应对失败成为父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竞赛中，胜利与失败总是相伴而生。当孩子遭遇挫折时，父母需要及时提供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处理挫败感，并鼓励他们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
父母之所以强调坚持不懈的重要性，源于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竞争态势的深刻体会。他们认为，参与校外活动和选拔比赛是培养孩子应对挑战、超越自我、从失败中崛起等关键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美国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能力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父母并不过分关注一时的失败，而是更加注重孩子通过经历这些活动所获得的体验和成长，特别是如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并最终实现自我超越。这正是父母们希望孩子通过校外活动所能够掌握的重要竞争技能。
4.有效的时间管理
在参与校外活动的过程中，孩子和父母都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时间的问题。首先，孩子需要学会在紧凑的时间表中合理分配任务。时间管理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有助于孩子应对未来的重要事件和做好长期规划，比如标准化考试、职业与家庭生活的平衡等。其次，处理时间压力的关键在于集中注意力和保持专注。竞赛活动中的紧张刺激情境有助于培养孩子这些能力。例如，在国际象棋或足球比赛的最后几分钟，孩子需要管理好时间来做出一决胜负的关键决策；在足球比赛的点球时刻，球员和守门员都需要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保持冷静并完成任务。最后，孩子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会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例如，在舞蹈练习间隙完成作业、在车上用餐等，这些经历都能帮助孩子培养合理规划和高效利用时间的能力。
5.应对意外状况
在比赛过程中，孩子会面临多重压力，这些压力不仅源于时间的紧迫，还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他们需要应对室内外温差、不断变化的赛场空间、观众席上不可预测的喧哗声、可能忘记携带关键比赛道具、面对陌生的评委及其评判，甚至有时还需要应对竞争对手赛前故意分散注意力的恶意行为。这样的经历同样是储备儿童竞争资本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些挑战意味着孩子要学会应对并妥善处理突发情况。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在比赛中保持专注，进而取得更好的表现，从而丰富他们的童年竞争经历，积累宝贵的竞争资本。
6.学会展示自我
在儿童竞争性资本的最终积累阶段，父母期望孩子能在表演和竞技中保持冷静，这是培养竞争力的关键，直接影响竞争资本的转化。例如，在舞蹈比赛中，选手的外貌、微笑、表情等都是评分的重要因素；在足球比赛中，遇到自己朋友加入的“好”球队；国际象棋比赛中，在最后环节与自己的好朋友对弈等。
在这样的压力环境中，孩子不仅需要在陌生的评委、裁判面前展示自己，更关键的是，他们必须学会与同龄人竞争，并接受可能胜过或输给朋友的结果。在父母的精心指导下，通过参与校外活动，孩子们逐渐理解竞争、接纳竞争，并勇敢地进入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力的积累和提升，不仅为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更有助于其竞争资本的不断积累和转化，进而确保他们在其他领域脱颖而出，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和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
（三）培养有竞争力儿童的两个策略
在培养儿童竞争性资本的过程中，父母通常会采取两种策略：通才与专才。通才教育注重全面发展，旨在培养全才；而专才教育则专注于在特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在书中，大部分父母倾向于选择通才教育，致力于将孩子培养成为具备全面竞争力的个体，不仅希望孩子在各方面都能具备一定的竞争力，而且更注重培养孩子在处理多项任务和时间管理等方面的能力。相比之下，一些移民家庭更倾向于专才教育，注重孩子在对一项特定活动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参与，尤其当这项活动与大学录取密切相关时。然而，专才教育也带来了一定的困境：没有任何父母能够确保孩子在特定领域的表现一定出色。
除了阶级维度的研究，本书还沿袭了西方社会学中的性别分析视角，对比分析了男孩选择足球与女孩选择舞蹈的不同现象，进一步探讨了父母如何根据孩子的性别来规划其未来成功的路径，以及如何策略性地规避女孩在社会竞争中可能面临的劣势。
在本书结尾，作者注意到并非所有父母都能完全适应这种竞争文化。书中提到，有19位父母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选择退出，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孩子进入初中、高中阶段，时间压力增大，安排校外活动变得愈加困难；二是孩子对于校外活动的热情逐渐减退。尽管面临这些挑战，这些父母并未完全放弃孩子的校外活动，而是转向如音乐或体育课程等其他类型的活动，为孩子开辟新的赛道，重新踏上“鸡娃”之旅。作者对于当前儿童竞争文化普遍盛行的现象持批判性态度，在书中，她告诫父母，过度追求竞争资本的积累可能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并倡导一种更加理性、全面的教育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根据李强团队在2021年前后关于“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研究发现，我国中产阶层（包括其家庭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26%～28%[18]，但也在子女的养育中呈现出心理焦虑、密集型育儿等特征，受到舆论与学术界的关注。
本书之于中国父母而言，揭示了教育全球化之后，文凭社会带来的全球教育行为的趋同，相较于亚洲国家的父母热衷于鼓励孩子学习英语、数学和各类提高分数的辅导班，美国家庭的父母更倾向于让孩子选择各类富有乐趣的校外活动，在“玩”中赢得未来。这一差异并非源于某一方教育理念的优劣，而是反映出不同国家教育体制所决定的“实用性”方向，两国父母的教育投资动机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教育是代际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主要途径，父母都希望子代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比别人多“学”/“玩”一些，通过校内与校外的双重途径为儿童积累竞争资本。
同时，本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并不局限于教育学的现象分析，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观察“社会事实”，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刻社会意义。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某一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脉络。以美国儿童校外活动的竞争文化为例，这种现象是美国国际政治环境、社会结构分化、校外教育的产业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校外教育市场在职业流动性、生育政策以及养育观念变革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迅速扩张，对家庭育儿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这一视角，可以启发家长认识到竞争性活动背后的社会经济动因，进而做出更加理智和平衡的教育选择。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的教育现象，也为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家庭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李育倩）
主编：霍雨佳
编辑：李育倩 李宇
制作：任则宇
校对：李育倩
审核：霍雨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