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一中58届校友温正恭:从山沟沟到大都市的飞跃

民生   2024-10-09 19:34   福建  

从山沟沟到大都市的飞跃

——写在母校武平一中百年华诞的前夕
1958届校友 温正恭

二〇二四年母校武平一中正值百年华诞,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每一个从武平一中校门走向世界的学子,不论身处何处,无不怀着对母校深深的感恩之情,怀念在母校生活、读书的青春岁月,怀念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满腔心血,孜孜不倦哺育过我们成长的原学校班主任及科任老师,怀念当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众多同窗学友。

我是一九五一年考入武平一中(那时叫武平中学)的。当时刚解放不久,教育落后,全县似乎只有三所中学,武平中学(有高中部)、十方维扬中学(仅有初中部)和岩前灵岩中学(仅初中部),各学校单独招生,武平中学先招考,录取名单张榜公布在学校大门外的高墙上。未能被录取的考生,还有第二次机会去十方或岩前参加维扬中学或灵岩中学的招生考试。武平中学那时虽是全县最高学府,却没有专属于自己的校舍,学校寄设在靠近西门城墙,位于城南的考棚里——那是“民国以前清朝科举制度废除前,考秀才的场所。校舍规模不大,全是土木结构,设计倒极精致。学校大门设在数级台阶上,进入校门,中间就是宽阔的走廊,左边有房舍,那是学校传达室,往前四五十米两边有花池,中间又是台阶,沿阶拾级而上又是开阔的廊房,再往前北行,中间是一条长长的南北向,百米长的石砌路,路两边有宽阔的花圃,种着桃李等果树、花卉,花木扶苏,幽静而又有生气,花圃的东西两侧是长长的两排木质结构的房舍,房间用木板隔开,那一间间面积不等的房间就是供学生上课的教室。大者可容四五十人,小的仅容三四十人。一九五一年,我入初中一年级时,高中部每个年段只有一个班,高三班大概只有二三十人,高四班、高五班,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初中部人数较多,每一届有两三个班级,如本人就读的初中就分甲、乙两个班级。学校校舍规模小,学生人数受限制,全校学生大概四百余人。
乡下来的学生食宿在学校。学生宿舍在西侧的靠近城墙根,有一栋双层土木结构的楼房,楼上楼下共有二层,十余个房间,每个房间放六张架子床,架子床的下铺要二个人合铺,上铺的一个人,每间十几平方米,一间宿舍住着十八个学生,合铺者可自由邀集。宿舍前一楼,宿舍的南端有一口水井,学生的洗漱、洗衣物用水全部是用井绳系着铁皮小桶,从井中取水。至于学生食堂,则远在校舍南边,隔着体育场,距校舍二三百米外的东岳庙里,庙分上下厅,上厅可放二十几条方桌,供学生用膳,下厅甚狭,左侧为伙房,有灶台蒸饭,烧水,炒菜,右侧为小房间,为伙食管理老师办公使用。学生集体蒸饭,用泥土制的陶饭钵,自行放米。学生每星期六下午回乡下家里挑米或由家长送来到学校。菜则由食堂统一供应,每桌八人,一盆菜,开饭时由桌长分菜或由共桌的学生轮流分菜。每位用膳的学生每月向学校膳管老师交三元菜费。一月三元,一日才一角钱,一餐才三分钱,这种低廉的菜费,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当年确实如此。不过那时一日三餐的菜肴也是以萝卜、青菜之类的农家菜为主,膳管老师为了给学生增加营养,费尽心机,想办法改善伙食,于是每星期有两三个早餐可以吃到黄豆焖猪骨。食堂师傅还负责养猪,一个月左右杀一头,给学生加油,吃一餐猪肉,这加餐对于在当时在校用餐的学生来说,都是美味的享受。
考入武平中学读书的学生,贫下中农子女居多,大多家境十分贫困。每个学期开学时,要交六七元的学杂费、书本费,已是不易,平时家里很少能给零用钱。衣服一年能换一套新的就算不错,多数人平时常穿的是旧衣服,鞋子是家里母亲的手工做的布鞋,留着冬天天寒地冻时穿。其他季节很多人光脚不穿鞋,或穿木屐。东门大街有专门的木屐店,半年左右去换一双。那木屐也算便宜,一角多钱一双。有幸的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就读的贫下中农子弟,得到党和国家政府的巨大关怀。五十年代初期,政府给在校的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发放办法是学生自己申报(要由学生家庭所在的村民委会或乡镇政府开具家庭成分及收入证明),由学校评审。助学金分甲、乙、丙三等,得甲等的少而又少,丙等的占多数,大概甲等的每月有七八元,乙等的每月五元,丙等的每月三元。我班有一位原籍东留的刘姓同学,被评上甲等,因为他是孤儿,后来这位同学高中毕业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系。我也幸好评上了丙等助学金,每月三元,够得上交纳菜费,解决了生活的大问题。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人就是在党的关怀下,在国家政府的辅助下直接培养成长起来的。对党和国家的感激和热爱之情,植根于我们的思想、灵魂中,是很自然的。这一点不为现代的一些青年所理解。
给我们学生最直接关怀的当然是一大批如父如兄的老师。那时的师生关系极其融洽,学生普遍尊敬老师,校内校外遇上都会当面敬礼或问好。尊师守纪,是大多数学生的自觉行为。全校各年级,少有学生因违纪违法受惩戒。老师们除了课堂上给我们认真传授知识,促进我们在智力学业上的成长外,课外也经常与学生一起参与文艺、体育活动。记得初一时,学校排演了一出当时流行的歌剧《白毛女》,就是老师与高中部的学生同台演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当年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内容,学校对学生的体育活动高度重视。每日上午第二节课之后的课间操是雷打不动的。下午上完二节课之后,安排有课外活动,下课钟响,学生会自动地离开教室,去操场上开展各项体育锻炼。除了每年举行一次全校性运动会外,在课外活动或节假日,学校班级之间,师生之间常举行篮、排球之类的球类比赛。体育教师蓝祥光、李克光,罗烈光及后来的李如城老师都是篮球场上的猛将,另外,郭达鑫、陈庆承、钟维贞、许绍钧等老师也是活跃在球场上的高手。高中生中的钟兴是出色的篮球中锋,每当比赛会吸引全校众多师生的围观、喝彩。体育场上那龙腾虎跃的身姿,及声闻远近的掌声、喝彩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校内生活的蓬勃生机,呈现了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国家高度重视发展贫困山区、革命老区的教育事业。为让更多的贫下中农子女能入学读书,大概是一九五三年,由上级规划,国家拨款,兴建武平中学的新校舍。新校舍选址在离城一二公里的亭子岗。建校前,亭子岗是一个乱葬岗,岗上坟冢垒垒,荒草萋萋。县政府下令,有主之坟,及时迁出,无主坟墓,由政府处理,在此开辟了建校基地。校舍规划了十几座平房,用作教室与学生宿舍,另有座二层楼房为科学馆、图书馆,一个学生食堂,包括伙房、学生浴室。校舍全部为砖木结构。建筑用砖,是利用老县城的城墙砖。也就是说,拆掉县城的城墙,利用城墙的方砖来建筑当年的新校舍。当年的全体师生都参加了拆墙运砖的建校劳动,那黄土烧制的城墙砖,大概三四十厘米长,二十余厘米宽,二十几厘米厚,又粗又重(一块砖都有二三十公斤。要把它们从城里沿田间小路搬运到一二公里外的亭子岗建校工地,是何等艰巨的劳动。但全校师生无不以高度的热情,参加这一史无前例的建校劳动。年龄与个子较大的同学,尤其是高中部的学生,一人挑二块;而像我们这些只有十二三岁的初中一二年级的小个子学生,则两个人抬一块。就这样,蚂蚁搬家式的肩挑手扛,完成了拆城墙、运砖的浩大工程量。一年多的时间,一座座崭新的校舍,在亭子岗的荒烟蔓草中拔地而起。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高中部全部的师生及我们初三年级的师生先后从县城的考棚迁入亭子岗新校舍,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及学习环境。新校舍的建筑历程,不仅是武平一中的一次大创新大改变,也是对我们在校学生意志、毅力的极好磨炼。
一九五五年上学期,我初中毕业,下半学期,直升武平一中高中部就读。当年初中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成绩较好的学生,以考中专为优先。省农校、省林校、省卫校、长汀师范都在武平招生。武平一中为保证高中生源质量,在初三毕业班中提前选拔一部分品学兼优的毕业生作为保送生直升高中。毕业前夕,班主任舒贵章老师找我个别谈话,问我愿不愿意作为保送生上高中。当时我的回答是:愿意上高中,但不要保送,可以将班里的保送名额给更需要的同学。因为我相信自己能通过升学考试进入高中,但最后舒老师还是将我列入保送名单,上报给了学校。
高中三年,对于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学生,是人生中非常关键的时期,是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渐形成的时期,是人生理想的孕育期,也是人格的独立性、学习的自觉性极大提高的时期。我们那一届武平一中高中只招二个班,共一百人左右,分甲、乙两个班。我们乙班的班主任是陈倩芳老师——一个刚踏入教师行列的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她教俄语,兼任高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尽管她工作热情很高,也很负责任,对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管理好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她没有经验。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虽然她班主任工作经验欠缺,但她却因此更注重学生的自主性,更放手让学生自我管理。我们班的班干部能力很强,团支部书记吴雨轩和班长钟汉玉在初中都有当班干部的经历,在新的班级里他们能密切配合,团支部的工作与班委会的工作相互支持,团员与班干部在班级日常生活、学习管理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只要班主任老师布置了什么,班干、团干会带领同学自觉地执行。因此,在高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高一乙班的生活、教学秩序也一直处于有序的状态。班里学生干部的工作能力又进一步得到很好的训练。高二年级时,陈倩芳老师调往广西师范学院她爱人工作的单位,高二乙班的班主任由钟维贞老师接任。有了良好的学生干部自我管理的基础,钟维贞老师的班主任工作也显得分外轻松。
学校能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原因固然多种多样,然众多因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是师资水平。“文革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因有吕淑湘教授这样的语言大师而享誉全国,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因有数学家苏步青副校长、中文系有陈望道教授而名满江南。大学如是,中学同样如此。厦门一中今年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有云:“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百年一中,培根铸魂,薪火相传,优秀卓越的教师团体,是一中最耀眼的名片。”这段文字用于武平一中同样非常贴切。武平一中出去的学子,不论人生的成就高低,都永远不会忘记用心血浇灌自己成长的老师。我在武平一中读书六年,接受过许多优秀老师的教诲,像领导阙硕龄校长,初中时期的刘辉光、舒贵章、李秉强、李坦生,高中阶段的龚维亮、钟维贞、郭达鑫、曾启谦、许绍钧、田兆铨、林占雄等老师,都以鲜活的形象铭记在自己的脑海里。我的数学成绩从初二到高中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这得益于几位数学老师如李秉强、钟维贞、郭达鑫老师的精湛教学,我对文学浓厚的兴趣,以至于高考时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除了深受鲁迅先生的著作影响之外,与田兆铨、林占雄老师的充满激情的文学课与历史课教学密切相关。五七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深得数学家苏步青赏识的钟易僖,中学时期就是钟维贞老师的得意弟子。优秀的老师,往往是学生人生的引路人,是学生人生中的 “贵人”。我们五八届高中毕业的同学,不是百分之一百,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考上了大专以上的大学。其中部分优秀者进入著名的省内外大学:如清华大学(钟文发),上海复旦大学(刘景生),浙江大学(温兆贤),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温正恭、肖华恩、兰曙开、李木生),厦门大学(王镇中、熊武文),更多的优秀者进入省内外的本科院校,如工学院、林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等院校,实现了从山沟沟向大都市的跨越与飞跃。这种跨越,不仅仅是地域的跨越,而是跨入更加广阔、庄严神秘的知识殿堂,可称为人生的一次质的飞跃。上世纪五十年代能实现这种跨越的人,在武平山区广阔的乡村实属凤毛麟角。我相信许许多多的校友,会和我一样,为这一次跨越,永远地感恩老师,感恩母校,感恩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育!





作者简介

 
温正恭,1940年5月出生,1952年至1958年就读武平中学(现武平一中)。1964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由国家分配至江西省,先后任教于南昌市第三中学,南昌市教师进修学校,江西省樟树中学等校。1976年调回家乡,先后在县进校,武东中学任教。1981年到武平一中任教至2000年退休。1986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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