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1日 (农历九月十一)，上海光复，陈其美任沪军都督。
陈其美
1911年11月1日，上海党人决定于3日晚进行起义。陈其美以军政府名义委任李平书为上海民政总长，并请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3日午后，闸北警官陈汉钦率众占领巡警总局，闸北首先光复。下午，商团、学生、敢死队在沪西九亩地誓师，陈其美率大队前往夺取制造局。陈其美只身入内劝说兵士投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起进攻，抛掷炸弹。4日凌晨，终将制造局占领，陈其美遇救，李燮和被推临时总司令。李平书即以民政总长身份布告安民。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都督府司令部长由陈兼任，黄郛任参谋部长，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李平书为民政部长，沈缦云为财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毛仲芳为海军部长。
随后上海成立共和建设会，推姚子良为会长。提出建立共和政体，进行社会改革等政纲。姚惠、程颖等则发起女界协赞会，到各地及华侨中募捐，支持南方民军，并成立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由沈警音任队长，成员70余人，发动妇女参军参政并帮助民军作战。周鲁、孙信琪发起组建闰民军北伐团，编成学生、敢死两队，以“速行进军克复南北两京”为目的。另由何海鸣、胡仰发起成立上海援鄂志愿决死团，推陈血岑为总代表，以“早复江汉，直捣幽燕，破除共和政体之一切障碍”为宗旨。
革命军占领上海道署
上海起义成功后，南京路上五色旗迎风招展
1935年11月1日 (农历十月初六)，汪精卫南京遇刺。
汪精卫被爱国志士孙凤鸣刺伤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各中委齐集第一会议厅的门前摄影。蒋介石见会场秩序很乱，借口身体不适未参加，汪精卫站在正中的位置摄影。镁光灯刚刚闪动，记者群中猛然冲出一个青年，拔出手枪，向汪连连射击，汪中三弹应声倒地。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刺杀汪精卫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王受托于李济深、陈铭枢，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义举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为孙风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与此同时，他被卫兵击成重伤，送医院后己濒临死亡。主事者急于要从他口中追出幕后主使者，当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时，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又问：“为什么现在行刺？”孙答：“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又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孙答：“我是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
1948年11月1日 (农历十月初一)，中共中央军委颁发整编命令。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全军整编命令：将野战部队改为野战军。野战军以下依次辖兵团、军（原纵队）、师、团。各野战军以所在地区分为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野战军。1949年1月15日，又改西北野战军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为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1952年11月1日 (农历九月十四)，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49年9月23日，苏联政府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对美国朝野震动很大，美国空军原以为苏联只有到1952年才有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
美国科学家泰勒认为这是动员政府制造氢弹的极好机会，他首先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伯克利辐射实验室的劳伦斯、化学家拉蒂默和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他们都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的工作)，于1949年10月6日，在洛斯阿拉莫斯聚会，详细讨论了氢弹的制造问题，充分估计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给氢弹制造带来的困难。
第一，新的方程式用常规方法根本算不出来。对氢弹复杂装置的每一个步骤都要作出惊人的次数的精确运算，以测定它对炸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细小部件的影响，但人的大脑难以应付。
第二，需要有几百万度高温才能引爆氢弹，投向广岛的那种原子弹不适用，需要制造一种专门原子弹作引爆物，这势必将影响美国原子弹的生产能力。
第三，氢弹的真正炸药是氢和氢的同位素氖，氖在自然界里并不存在而且衰变很快。只有在一种专门设计的重水反应堆里，通过铀和中子核反应才能产生氖。然而氢和氖在常温下都是气体，因此在引爆之前，必须保持近乎绝对零点，即摄氏零下273度，因此就需要庞大的制冷设备。
他们决定寻找制造氢弹的支持者，他们找到的第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是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他是原子能委员会5个理事中的一个(其余4个都反对)。他们还在争取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如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麦克马洪参议员、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泰勒他们坚持说，美国的威望依赖于美国的技术优势，如果苏联人制造了第一颗聚变炸弹，美国就会丢脸。通过游说，泰勒在政界和军方找到了支持者。1950年1月13日，奥马尔·布雷德利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名义，提出要制造氢弹。这个月，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出笼。在布雷德利作出决定后第四天，从英国传来有利于氢弹制造者的消息，英国核科学家富克斯被指挥犯有叛国罪，理由是他将核技术出卖给了苏联。这一事件意味着苏联将与美国展开竞争，因而更加强了美国政府制造氢弹的决心。1月31日，由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组成三人特别专设委员会，研究是否制造氢弹问题。在表决中，反对制造氢弹的利连撒尔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宣布了制造氢弹的决定。
杜鲁门的决定，遭到以美国科学界三巨擘——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为中心的科学家的强烈反对，美国科学家协会抨击政府表面上用缓和来寻求和平，实际上是依赖于炸弹的破坏力。在康奈尔大学的汉斯·贝提领导下，12名美国高级物理学家发表了一份号召书，指出：“我们认为不管一个国家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它都无权使用这种炸弹。这种炸弹已非战争中使用的一种武器，而是灭绝整个人类的手段。”爱因斯坦散发了一份举世瞩目的声明，指出氢弹因其放射性有可能一举毁灭一切生命，这位伟人认为，“用全面武装达到军事安全的思想在战争技术现有的水平下乃是一种可悲的幻想。”他觉得，军备竞争已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要求辞去总统的总顾问委员会的职务，由于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反对制造氢弹，后来竟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政治迫害。
原子科学家们的强烈反对，并没有阻止美国政府继续制造氢弹，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技术的难关也在一一突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许多持反对态度的美国科学家转而参加氢弹的研制工作。这样，研制进程加快了，首先，建立了一大批重水反应堆，它们不仅能生产普通原子弹需要的钚，而且也能生产氢弹所需的氖。将过去的原子弹作了重大改进，发展了能引爆氢的一种新型原子弹。1951年春，计算机专家约翰·冯·诺伊曼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高速电子数字计算机”，解决了热核炸弹的特殊数学问题。也在这个时候，斯但·乌兰姆和泰勒解决了氢弹的引爆问题。这年5月，美国制造了以原子弹为点火装置的氢弹。
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卢盖拉布小岛首次爆炸试验成功。美国在1952年11月试验的氢弹采用的是液体重氢和三重氢的“温式燃料”。这种氢弹体积庞大，难以实用，后来，第一颗“干式”氢弹又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成功。1954年3月1日，在太平洋毕基尼岛上又试验成功，它的威力相当于1千5百万吨TNT火药，是投到广岛原子弹威力的750倍。由于这个氢弹外侧覆盖一层铀，外侧铀在爆炸的时候吸收中子而分裂成为放射性微尘——“死灰”，它可以飞散到200公里以外危害人的生命。氢弹的第一批牺牲品又是日本人，当时在离爆炸中心200公里处，有一艘名叫“福龙丸”的日本渔船正在作业，由于受到放射性尘埃污染之害，船上23人回家后，其中1人死亡，其余的成了残废。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许诺使用战略武器“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的支票换取选票，当上了美国总统。他上台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前总统的国防政策和战略方针，1954年春，美国连续3次成功地爆炸了以固态氖化钾为聚变材料的氢弹。在这一连串的爆炸声中，泰勒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这位于1908年出生于布达佩斯的核科学家由此被人称为“氢弹之父”。
1963年11月1日 (农历九月十六)，我军击落台湾U-2间谍飞机。
图片资料：美制U-2间谍飞机
1963年11月1日，美制台湾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窜扰至我华东地区上空进行间谍活动，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这是我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继1962年9月9日之后打落的第二架美制台湾U-2型高空间谍飞机。这是中国人民给予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的又一次严重的警告和沉重的打击。
1984年11月1日 (农历十月初九)，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邓说：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6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11个大军区减为7个。过去裁军主要是减员，内部结构变化不大。此次不仅是减员，更是对军队体制进行一次重组，尤其是陆军，军一级部队走向了合成集团军，特种兵兵员数量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步兵。
此次裁军是在国际裁军谈判僵持不下时，中国单方面作出的。而且，裁军后，中国加快了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兵种得以建立，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得以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得以加快。
邓小平宣布裁军100万
1985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在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宣布了一条令世人震惊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兵百万！经历过“抓革命、促战备”“深挖洞、广集粮”时代的中国人民不明白为什么，国际上诸多人士也不明白：还在冷战阴影笼罩下的世界并不太平，中国为什么要裁军呢？
邓小平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但这两家现在都还不敢打。世界很大也很复杂，真正支持战争的没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我们认为，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大战不会打起来，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对外政策有了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许别人打中国牌。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一心一意地搞好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英明的决定往往要在以后才显示它的英明。十几年过去了，一切如小平同志所预料的那样，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正是我们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使我们党、我们的国家经受住了无数惊涛骇浪的考验而岿然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