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黑马女主角，她值得

《出走的决心》选在中秋档上映，是个大胆的决定。

在一个被传统习俗定义成“阖家团圆”的节日，讲述一名女性如何被婚姻与家庭围困、最终出走的故事，似乎是有些叛逆和讽刺的。

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故事原型是前几年在网络爆火的视频博主“50岁阿姨自驾游”，原名苏敏。2020年9月，56岁的苏敏开着打工赚钱买下的两厢汽车从河南郑州出发，离开丈夫、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开始一个人的自驾之旅。

决定出发时，她患有中度抑郁。

不过，《出走的决心》并非大快人心的公路片，它不是李红（影片中以苏敏为原型的女主人公）的疗愈之旅。影片着重讲述的，反而是她不顾一切地驶向远方之前，为家庭忍耐、挣扎、退让的几十年。

李红是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些家庭角色剥去了她的自我。而她最终选择自救，走出这座围城。

她是我们的母亲，是某个时空中的我们自己，是千千万万现在或曾经被困在家庭中的女性。

《出走的决心》是属于她们的电影。

打个比方，《出走的决心》的叙事结构有些像小学奥数的“追击问题”。一条叙事线从李红女儿怀孕临产开始，另一条则从李红的少女时代追溯，前者缓慢而细致，后者则如剪影掠过。终于，后者追赶上前者，明黄色的过去与晦暗的当下渐变重叠，李红从一个明亮的少女成为一位劳顿的老妇。

李红这半生，始终不是她自己。

少女时期的她，是家中的长女，是幼弟的长姐。电影只用寥寥几笔展现她作为长女和长姐的妥协：李红高考前几个月，一家人决定从四川迁回河南，在未征求李红同意的情况下，父亲自作主张给她办理了退学。

而现实原型苏敏的青春岁月则笼罩着更浓重的乌云。她有三个弟弟，母亲患有高原性心脏病，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频繁往返于医院，苏敏因此承担下照料幼弟的责任。她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课间操音乐一响，她就从山坡上的学校往山下的家中跑，回家添木头烧火，蒸煮米饭。

苏敏本人并未因搬家而失去高考的机会，这是电影的改编。她以2分之差落榜，后来成为一名化肥厂工人。

生活反而更难熬了。她的工资必须上缴，闲暇时间也无法自由支配。别的女孩去唱歌、逛街、玩闹，苏敏被父亲要求下班以后尽快回家，料理家务。

因此，苏敏想要结婚。在她看来，婚姻是逃离原生家庭的唯一出路。

影片对此的刻画显然是过于浪漫化的，李红与年轻的恋人在饮品店约会，夜晚在电话中倾诉衷肠。然而在现实中，苏敏与丈夫的结合是工厂媒人促成的。在决定结婚前，他们只见过两次。

苏敏以为，结婚以后搬出去住，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

她并未如愿。她成为了妻子、母亲，依然不是她自己。并且，在这漫长的几十年中，苏敏肩上依然存有长姐与长女的“责任”：弟弟在佛山开了一家工厂，缺人手，苏敏便去广东工作三年。这时候，女儿已经上了大学，而她与丈夫的婚姻正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苏敏去广东，是一次主动的逃离。

于是，煮饭、收货、发货、库管，工厂中大大小小的杂事，只要弟弟需要，苏敏都做。但自始至终，弟弟从来没和苏敏商量过发工资的事宜。

“出走”二字贯穿了苏敏的半生，不只是开车上路的那一刻。只是，此前数次的出走从未取得成功：她从原生家庭出走，却又被婚姻围困；从丈夫身边逃走，却又被亲情俘获。

当女儿诞下一对双胞胎以后，作为外婆的苏敏又被困在了“含饴弄孙”的牢笼中。

长女、长姐、妻子、母亲、外婆，几个家庭角色依序定义了苏敏漫长的半生。它们是相对于其它家庭成员的苏敏，却从来不是她自己。

影片中，丈夫孙大勇的刻薄刁难加剧了李红的不幸，但李红的困境并非婚姻失败的个例。被围困在家庭之中，“主体性的丧失”是女性所面临的广泛的、结构性的困境。

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影片中李红的女儿孙晓雪。她从小便能体察母亲的委屈，高中伊始就劝说李红离婚。她接受过良好教育，似乎更理智、更清醒，早早就看清了父母不幸。更幸运的是，她的丈夫徐晓阳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心胸开阔、温厚朴实。他们彼此相爱。

但是在生育以后，孙晓雪还是无法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自我。

因为照料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她的一部分精力被迫从工作上转移，继而在严酷的末位淘汰机制中被裁员。待业在家期间，徐晓阳主动给她购置的礼物，竟然是一件宽松的家居服，一件为了照料孩子的“工作服”。

一瞬间，孙晓雪发了火。她终于真正理解了母亲长年以来的苦楚。

然而，孙晓雪想要返回职场，全神贯注地投入职场竞争，就必须把照料孩子的工作委托给李红。影片中，此时的李红刚刚考下驾照，兴致勃勃地准备自驾去参加高中同学会，却在“女儿前途”的胁迫下，再度收起了行囊。

一个家庭中女性与女性的命运就此牵扯起来：如果其中一个要去追求自我实现，就必须另一个作出牺牲，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必须有一方先做出妥协。

而妥协的，永远是李红。

或许真正困住李红与苏敏的，从来不是婚姻或生活，而是“爱”。

年轻的时候，苏敏不敢离婚，她害怕单亲家庭会让女儿在学校受欺负。过了十几年，苏敏还是不敢离婚，她担心单亲家庭让女儿在婚恋中被歧视。为了女儿，她十几年如一日地忍受着丈夫的颐指气使，维系这段脆弱的婚姻。

终于，女儿结婚、生下孩子，苏敏对离婚依然顾虑重重。她在采访中说：“女儿已经忙到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一个脾气臭的老人，女儿的身体如何能吃得消？”

这是一种“爱的剥削”。

之所以称之为“剥削”，因为苏敏被迫承担的家务劳动是琐碎、反复且徒劳的。家务劳动并不具有建设性，也永远不会结束，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所著的《家庭事务社会学》中，一位家庭主妇曾经这么形容：“来来回回做，却换来永久失败的感觉。”

就如影片中，导演尹丽川以极快的速度让镜头在堆积的衣物、脏污的碗筷、杂乱的桌面之间来回切换，让李红在物件之中打转，一种窒息感扑面而来。

况且，家务劳动的场所极其封闭，无法与外界互动，来自家庭成员的言语评价几乎就是全部反馈。

如此，人们便能理解李红为什么决定在这个夜晚出走：一家人聚餐庆祝彼此的成就，庆祝孙大勇在乒乓球比赛中赢得了奖牌，徐晓阳升职加薪，孙晓雪在新公司成功转正。围坐在桌旁，他们都有所获得、有所成就，一旁还在忙碌的李红却只能当个旁观者。

被转嫁的家务劳动束住了李红的双脚，她困在琐碎的重复之中，她是他们成功的“代价”。

此刻，李红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夺门而出，踩下油门。她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社会意识的进步，让女性面临的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走的决心》中，李红的母亲、李红和孙晓雪这三代女性，她们的命运依次相连，又迥然不同，却各自有各自的苦衷。

李红的母亲是个完全被男尊女卑思想束缚住的人，在家庭生活中，她让儿子和丈夫吃白馒头，让自己和女儿啃窝窝头。她这一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也是父权制的维护者，她深受其害，从未想过反抗与出走，一生困于方寸之间。

李红与她母亲不同，尽管被残余的旧秩序束缚着，但从蒙昧中觉醒了。她懂得女性要自由，就必须有自己的收入，于是宁愿凌晨三点起床去扫大街，也要花自己的钱买一束花摆放在家中。她在枷锁中奋力挣扎了半生，最终成功出走。

而孙晓雪呢，她最能代表如今新一代女性的处境。她们看似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男性一样拥有实现梦想的契机，与他们同台竞技。可是实际上，她们并没有完全挣脱束缚住她们母亲和祖母辈命运的东西。

社会学中有个专有名词来描述这种束缚，叫做“母职惩罚”。意思是女性在成为母亲以后，会在职场上遭遇工作机会受阻、薪资减少、晋升无望等困境，然而这些困境往往不是她们的自身原因造成的，因此被称作“惩罚”。

譬如，就曾有研究表明，在2015年，每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导致女性工资率降低17.47%；而在1989年，每多生一个孩子还只会导致女性工资率降低9.41%。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母职惩罚的效应在不断扩大。

孙晓雪这一代女性的处境，某种意义上比她们的母亲、祖母更棘手。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的生存战争》中曾写道，在她们那个年代的社会共识中，事业、家庭不可兼得，这两个目标之中不论达成哪一个都很厉害了。

如今普遍的社会共识中，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女性，“就是既要不让须眉，事业有成，又要相夫教子，获得‘女人的幸福’，二者缺一不可。”上野千鹤子称之为女性的“双重负担”。

影片中，孙晓雪平衡这双重负担的办法，就是把家庭的责任转嫁给自己的母亲，但如上文所说，它构成一场零和博弈，一方自由，就必然以一方牺牲来换取。

但问题是，为何丈夫徐晓阳不需要像孙晓雪一样，既在职场中竞争，又承担家庭责任呢？

这或许是影片的一种视角缺陷——在透视女性挣脱家庭重压而出走的同时，无法忽略的是，男性回家也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这的确是一种现实，但又并非永恒无解的。打破僵局的举措之一，或许在于社会托育服务的培育，让政府与社会一同参与进来，缓解女性在育儿照料中的压力，分担家庭的养育成本。这种社会托育机制在发达国家已有先例，中国近些年来也日渐呼吁，这是一个新的希望。

但在外界支持到来以前，女性能做的，或许就是像李红与苏敏一样鼓起勇气、走出困境。

就在两年前的中秋节，苏敏离家两年后第一次回郑州与家人团圆，在女儿家见到了丈夫。丈夫看见许久未见的妻子，张嘴第一句话是：“你还知道回来？混不下去了是不是啊。”

这天过后，对离婚犹豫了三十余年的苏敏头一次对公众说：“我们一定会离婚。这是时间早晚的事。”

她再度下定了决心。

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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