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是出了个名的胆大，他在总参做副总长时，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直白说道：“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跟着苏联跑，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我们的编制。”
张爱萍此话，在那个中苏蜜月期的年代，可谓是相当惊世骇俗。他也不管自己的话是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继续阐述自己的想法。会上讨论激烈，有人旗帜鲜明地支持，也有人情绪激动地反对。
庐山会议的两位主角，黄克诚是张爱萍多年直接领导的老首长，而彭德怀在张爱萍到总参工作后，主动邀请他跟自己在同一层楼办公，两人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因为这份渊源，再加上张爱萍自身的性格，所以他在庐山会上和会后，犹如一块被河流不断冲击的巨石，坚持原地，尽量不随波逐流。
庐山会议开始时，张爱萍正在地方平叛，平叛结束后他也没有去参会的意思。他跟时任总长的黄克诚请示，得到了批准。可是没过几个小时，黄克诚就打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许请假缺席。
最后，张爱萍是跟陈锡联、杨勇，一起上的庐山。他们算是最后一批上山的人。
庐山会议，大势所趋，张爱萍也做了发言表态。彭德怀的事，以他的级别和职务，还说不上话，说了也是螳臂挡车，所以他退而求其次，转而维护起黄克诚，说黄公正、坦率，工作有原则，生活严谨，生活朴素，对自己产生很深的影响。
下庐山回北京的飞机，没人愿意跟彭德怀同行，张爱萍见状，主动跟他同乘。到济南时，因天气原因，飞机落地停了一会。张、彭二人就面对面坐着，谁也没开口，沉默了一路。庐山会议后，张爱萍见过彭德怀一次，彭只说了一句话：“反正我不是反革命。”之后，两人依旧不语，彭不好讲其他，张也不知道回什么好。
下庐山后，军委召集会议，继续揭批。当时分成两个小组，一个是对彭的，一个是对黄的，新任总长的罗瑞卿，坚持要张爱萍担任对黄的那个小组的小组长。张爱萍想推掉，罗瑞卿却坚持要他主持。
罗瑞卿明知他跟黄克诚的交往还如此安排，这不是在刻意为难，而是在变相保护，既保护张爱萍，又保护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张爱萍只在刚开始说了一句话：“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吧。”说完，他没再讲话，其他人的发言也不做评价，会议小结也不做，开得差不多时就休会、结束会议。
张爱萍这是明摆着地不跟大流走，而且又跟彭、黄交往颇深，但是却未受牵连。这让人多少有点意想不到，而这正是罗瑞卿预想的。若是张爱萍不做这个组长，势必被人逼着发言表态，说出些不合时宜的真话，那他将沦落到邓华、洪学智、万毅等人的下场。
而张爱萍做组长，又是怎么保护黄克诚的呢？不做点评，不带头上纲上线，不也是一种保护吗。其他人的高调发言，张爱萍都不觉得有什么，唯独老熟人、老部下吴法宪的发言，实在让他震惊。抗战新四军时期，黄克诚是3师师长，张爱萍是3师副师长，吴法宪是黄一手提到师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的。
素以艰苦朴素著称的黄克诚，被吴法宪说成贪污黄金的伪君子。吴法宪的落井下石，伤透了黄克诚的心。但在吴法宪晚年生活不顺时，黄克诚还是秉公处理地伸出援手，吴知道后痛哭流涕，跑到黄家门外跪下，但两人没有见面。
吴法宪在晚年回忆录中解释，自己的揭发并未有意为之。他这样做，可能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是可能真不知内情，另一方面顺势而为。但做错了就是错了，再悔恨、再解释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