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文萍：非洲之角地区安全治理与中国角色

贺文萍：非洲之角地区安全治理与中国角色

内容提要

关键词

非洲之角位于非洲东北部和亚丁湾南岸，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扼守红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近年来，非洲之角地区各种安全挑战不断，内部冲突与外部干预交织叠加，成为全球最动荡的地区之一。中国与非洲之角地区国家间的政治、经贸、人文等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日益加强。目前，中国是非洲之角地区最大的投资国，红海则是中国向欧洲出口货物以及从中东、非洲进口石油的重要运输通道。非洲之角地区的安全治理关乎非洲之角及非洲大陆的安全，也关乎中国在非投资、企业人员和资产安全。

 

近年来，虽然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一些积极向好的变化，如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在2019年实现和解并结束了持续20年的敌对状态、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得到有效控制，但该地区整体仍面临主要国家内部冲突不断、国家间关系紧张、域外大国干预以及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威胁等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第一，地区主要国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国内冲突频发，凸显非洲国家在发展治理过程中保持族群关系和谐的重要性。作为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埃塞俄比亚以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成为非洲“发展型国家”的佼佼者。然而，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族群关系与权力分享未能得到妥善处理，该国2020年11月爆发了联邦政府与地方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之间的武装冲突。这场持续整整两年的武装冲突不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冲突外溢致使厄立特里亚及埃塞俄比亚国内的阿姆哈拉族和奥莫罗族卷入，一度形成以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军、厄立特里亚和阿姆哈拉族民兵武装为一方，“提人阵”和奥莫罗族武装为另一方的武装对峙。2022年11月2日，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与“提人阵”签署停火协议，双方宣布结束提格雷冲突并永久停止敌对行动。然而，提格雷冲突结束后不久，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又同曾经并肩作战的阿姆哈拉族民兵武装爆发冲突。冲突的原因是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宣布解散阿姆哈拉族民兵武装，要求其归还所占领的提格雷地区土地。目前，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军将阿姆哈拉族民兵武装赶到了丛林，但这些民兵武装采取游击战等方式频繁攻击政府目标，对埃塞俄比亚安全局势构成严重威胁。

自2019年4月统治苏丹长达30年的巴希尔下台以来，苏丹一直深陷政局动荡。先是2021年10月苏丹军方不愿意放弃权力并发动政变导致“军民共治”的政治过渡期半途夭折。接着是拥有不同主体部族支持的两大军事力量，即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因整编军队和领导权等问题产生矛盾并在2023年4月爆发激烈武装冲突，迄今未能平息。截至2024年5月，冲突已导致苏丹1.55万人丧生，超过870万人流离失所，约25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苏丹国内政治派别众多，各类政治组织林立，国家治理能力薄弱，军队和地方武装觊觎国家政权，致使冲突频发，且呈现部族化和军事化特点。

第二，尼罗河水资源争端及埃塞俄比亚寻求红海出海口，导致地区内国家间关系紧张。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围绕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建设的尼罗河水资源争端长期未得到解决。2011年，埃塞俄比亚利用埃及动荡、苏丹南北分裂之机，在尼罗河上游修建复兴大坝。埃及担心大坝建成后会导致尼罗河流入下游的水量锐减，因此在大坝修建之初就强烈反对。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三国围绕复兴大坝建设的法律和技术问题已经谈判十余年，至今仍未达成各方认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大坝建设导致三国间矛盾不断激化，埃及曾下令将导弹瞄准复兴大坝，并多次同苏丹举行联合军演，以应对埃塞俄比亚修建复兴大坝的“威胁”。埃塞俄比亚则不顾埃及和苏丹的反对持续推进大坝建设，目前已对建成的复兴大坝完成四次蓄水。埃塞俄比亚在修建大坝问题上立场强硬，不接受除非盟外的外部力量的调解。复兴大坝问题引发地区三国的博弈，外部力量介入使问题愈加错综复杂。

在地区层面，缺乏出海口的内陆大国埃塞俄比亚还因寻求红海出海口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2024年1月1日，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与东部邻国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境内的所谓“索马里兰共和国”“总统”缪斯·比希·阿卜迪签署谅解备忘录，埃塞俄比亚租用索马里兰亚丁湾沿岸20公里土地，并获得柏培拉港（Berbera）使用权，期限为50年。索马里兰将获得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部分股权，且埃塞俄比亚可能会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国家。该备忘录遭到索马里联邦政府强烈反对，埃及、美国等国均表示尊重索马里联邦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签署备忘录导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关系紧张，并引起红海沿岸埃及、厄立特里亚、苏丹等国担忧。

第三，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在恐怖主义威胁方面，非洲之角地区主要面临索马里“青年党”和“伊斯兰国”的挑战。索马里“青年党”长期控制索马里中部和南部地区，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频繁制造恐怖袭击。2022年8月，索马里政府联合非盟驻索马里过渡特派团（ATMIS）、地方部族武装以及美国、土耳其等共同清剿“青年党”。行动第一阶段基本将“青年党”赶出索中部地区，并从金融上切断了“青年党”资金来源。但“青年党”不断招募新成员，继续在索中南部地区发动恐怖袭击，特别是暗杀索马里重要政治人物、袭击非盟军事基地等。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2023年初至10月，“青年党”恐袭共造成1289名平民伤亡。索马里政府于2023年8月6日开始实施第二阶段打击行动，但面临兵力不足等现实问题，难以顺利完成反恐任务。

“伊斯兰国”是活跃在非洲之角地区的另一主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成立于2015年，成员来自肯尼亚等国，主要在索马里北部的邦特兰地区活动，其恐袭大多针对西方人员和机构、非盟驻索马里过渡特派团和索马里政府。该组织不仅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制造恐袭，而且与索马里“青年党”交恶，双方的火拼带来新的杀戮。仅2023年3月，“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与“青年党”的冲突就造成至少40人丧生。

非洲之角地区还遭受降雨减少、干旱、洪水等一系列气候灾害。2022年4月以来，该地区经历40年来最严重干旱，连续5个雨季降雨量低于平均水平。降雨减少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在索马里，两年多的干旱使该国陷入严重饥荒。由于资金严重短缺，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只能为不到一半的民众提供粮食援助。据估计，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索马里的资金缺口达3.78亿美元。索马里共有780万人受干旱影响，67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在肯尼亚，干旱影响到450万人，44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

第四，域外大国干预使地区安全挑战更趋复杂化和长期化。非洲之角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引起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广泛关注和介入。特别是美国，其近年来从大国竞争的角度出发全方位干预非洲之角事务。冷战时期，非洲之角就是美苏争霸的主要阵地之一。冷战结束后，非洲之角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曾一度下降，但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出于反恐需要，美国重新关注该地区。2002年美国在吉布提建立了在非洲的第一个军事基地——莱蒙尼尔军事基地。近年来，为遏制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在非洲之角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不断加大力度拉拢该地区的“关键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特朗普政府还积极介入复兴大坝争端，全力支持埃及的立场，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推动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拜登政府则在2021年4月设立美国非洲之角特使一职，负责调解地区冲突，增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分别于2021年11月、2022年8月和2023年4月，连续三年访问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并多次致电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要求埃塞俄比亚政府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允许国际社会对提格雷地区存在的侵犯人权等行为进行全面独立的国际调查。美国还通过与非盟等多方协调、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将埃塞俄比亚局势列入议程等方式，向埃塞俄比亚政府施压。在经济方面，美国将埃塞俄比亚移出《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受益国之列，使埃塞俄比亚产品出口到美国不再享受免税等贸易优惠安排。然而，美国在非洲之角缺乏明确连贯的政策，面对苏丹军事政变、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以及复兴大坝争端，其采取偏袒一方打压另一方的“拉偏架”做法，非但没有缓解矛盾，反而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更加恶化。

 

非洲之角地区面临的多重安全挑战成因复杂、表现形式各异。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及非洲域内外大国在非洲之角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主要通过派遣维和部队及关注非洲之角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来发挥作用。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则主要通过对冲突方的调解与促和来为冲突降温。地区相关国家则积极开展行动，在联合反恐方面取得一定积极进展。

第一，联合国重点聚焦开展维和行动和应对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则直接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非洲之角地区，联合国主要通过派遣维和部队及关注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来发挥作用。由于苏丹和南苏丹的国内危机持续时间长且在安理会就维和行动较易达成一致意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主要聚焦在非洲之角地区的这两个国家。例如，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危机爆发时，2007年底首个由非盟和联合国共同执行的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曾是最大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之一，核定建制部队人数达到1.9万多人，主要负责保护平民、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保障，并帮助开展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协助促进人权和法治。2019年4月巴希尔政府下台后，苏丹进入后巴希尔时代的政治过渡期，联合国于2020年6月成立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为苏丹的政治过渡提供协助。然而，近年来苏丹冲突再起，该援助团已于2024年2月完全撤出苏丹。在南苏丹，该国2011年7月独立后不久即爆发内战，联合国安理会先后于2011年和2014年分别设立并加强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并授权特派团保护平民、监测和调查人权情况、为送交人道主义援助创造条件和支持执行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截至2024年2月，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南苏丹投入了1.7万名维和部队军事人员和2101名维和警察，为南苏丹走向停战和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2024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将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2025年4月30日，同时维持其兵力规模，以应对南苏丹面临的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挑战。

在应对非洲之角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方面，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积极协调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如2022年4月，非洲之角地区的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4个国家遭遇40年来最严重干旱，近2000万人面临饥饿威胁。联合国粮农组织迅速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等国近400万名农村居民提供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则在当年上半年为该地区灾民提供了约9000万升牛奶和4万吨主粮作物，为100多万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的民众提供援助。联合国网站还专门开辟了“关注非洲之角旱灾”的主页面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

第二，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运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安全问题。基于泛非主义理念及非洲自主性精神，非盟和非洲国家积极主张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呼吁运用非洲智慧、非洲方式并通过非洲集体力量来解决非洲面临的安全问题和挑战。所谓非洲方式，主要指拒绝外部干涉，在非盟框架内通过非洲国家自主协商、劝和促谈及对话调解等方式来解决冲突。2020年2月，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第33届非盟峰会上指出，非盟成员国冲突各方应立即停火，启动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进程，拒绝外部干涉，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在非盟框架下解决冲突。

非盟在调解非洲冲突过程中，一个常用的非洲方式是任命德高望重的非洲国家前领导人担任特使，发挥其威望和人脉作用来参与调停并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例如，2020年11月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爆发后，非盟任命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担任非盟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为该地区的冲突解决进行穿梭外交和寻求解决方案。奥巴桑乔呼吁埃塞俄比亚冲突各方“停止军事行动”，并多次向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报其对埃塞俄比亚冲突的穿梭外交进展情况。非盟的不懈努力终于结出硕果。2022年11月2日，在非盟及特使奥巴桑乔等不懈努力下，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提人阵”双方谈判代表在南非签署“永久停止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敌对行动”的协议，给持续两年的冲突画上了句号。

自2023年4月15日苏丹新一轮武装冲突爆发以来，非盟就立即开展调停工作，并在次年1月专门组建了一个致力于和平结束苏丹内战的非盟苏丹问题高级别小组，由曾担任过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负责人的加纳资深外交官穆罕默德·伊本·钱巴斯领导该小组。该小组成立后，频繁会见苏丹交战双方以及吉布提、乌干达、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埃及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并与苏丹民间利益相关者举行会议，动员他们参与包容性的苏丹政治对话。然而，由于苏丹冲突盘根错节，已经变成地区代理人冲突的舞台，美国、沙特、阿联酋等域外力量也纷纷参与到苏丹冲突的调停进程中，造成调停渠道多元和混乱的局面，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非盟苏丹问题高级别小组的调停努力。

除非盟外，非洲次地区组织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IGAD）也在非洲之角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伊加特”成员包括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苏丹、索马里、乌干达、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等几乎非洲之角地区的所有国家，因此自然成为应对该地区安全挑战的主要机制。2011年7月南苏丹爆发内战，“伊加特”积极调解南苏丹冲突，先后举行多次南苏丹问题特别首脑会议，并最终推动冲突双方签署《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并组成了民族团结政府。2023年12月，“伊加特”就苏丹武装冲突问题召开特别峰会并发表声明，敦促苏丹冲突双方立即商定全面和无条件停火，重返谈判桌，并开启全面政治过渡进程，寻找和平、可持续的危机解决方案。声明还强调要维护苏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苏丹内部事务。2024年初，“伊加特”再次发起苏丹问题的新一轮和谈，但苏丹武装部队认为“伊加特”偏袒快速支援部队而拒绝谈判。这也表明非洲地区组织运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同样面临挑战。

第三，域内国家通过开展联合行动和居间调解应对共同安全挑战。地区国家在具体安全领域开展对话和行动，为搭建该地区的安全治理架构形成有力补充。如在反恐方面，索马里“青年党”的恐怖主义活动早已不局限在索马里一国境内，而是向周边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蔓延。特别是在2021年，索马里“青年党”利用埃塞俄比亚国内陷入冲突而导致边防力量一度空虚之际，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招兵买马、掠夺物资并从事恐袭活动。索马里“青年党”恐怖组织网络建设及恐袭活动的地区化推动甚至“倒逼”地区国家反恐行动的团结和联动。2023年2月，索马里、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四国领导人举行安全与反恐四方峰会。与会领导人就联合打击“基地”组织索马里分支及索马里“青年党”达成协议。四国承诺将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决心在2024年底前彻底铲除索马里“青年党”武装。有评论认为，四国元首峰会及达成的反恐协议，意味着地区国家将加大对“青年党”和“基地”组织的打击范围和力度，这是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反恐战争的新转折点。一年多来，“基地”组织索马里分支在地区四国、索马里政府等的多重夹击和重拳打击下已经“元气大伤”。

域内大国也是非洲之角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方，其中埃及在苏丹冲突调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作为与苏丹北部毗邻的国家，埃及仅接收注册在案的苏丹难民就达65万人，这给本就面临经济衰退的埃及增加了新的负担。因此，积极斡旋苏丹冲突帮助苏丹难民回归母国，既是地区和平的需要，也是埃及自身渡过经济难关的需要。早在2023年7月，埃及就牵头举办了一次苏丹邻国大会，就苏丹面临的安全及人道主义危机问题建立了人道主义走廊和政治对话框架。2024年7月6日，埃及外交部邀请苏丹的政界、民间组织代表和宗教领袖在开罗举行苏丹政治和民间力量会议，旨在加强苏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话，这也是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苏丹基本政治派别首次聚集在一起。会议发表的最终声明提出 “停止战争、人道主义救援和解决方案的政治愿景”等。埃及总统塞西呼吁“有必要就苏丹危机达成全面政治解决方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参加会议的各方来自苏丹政界、宗教界和民间组织，但苏丹两大主要交战方没有派代表参加。

2024年2月21日，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5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新华社图片）

 

2022年4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正是秉承这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国积极推动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展开域内对话，建议地区国家召开非洲之角和平会议，以形成共护和平安全的政治共识。同时，在经济发展层面，中国加强与区域内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地区国家加快区域振兴，克服发展挑战，以从根本上为和平稳定创造条件和打好基础。事实上，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便已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支持非洲之角地区国家应对安全、发展、治理三重挑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继续肩负大国责任，以全球安全倡议为理念指引，结合非洲之角安全治理特点，积极参与非洲之角安全治理进程。

第一，在联合国等全球性多边机制中推动非洲之角安全治理。在联合国等多边层面，中国长期以来都大力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关注非洲安全问题，支持非盟和非洲国家自主维护非洲大陆的长治久安。一方面，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利用联合国平台设置议题，推动国际社会集聚资源，加大对非洲安全问题的关注。例如，2022年8月，中国在担任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国时倡议召开主题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持久和平”的公开辩论会。中国反对把非洲之角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竞技场，一直是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坚定支持者，积极支持非盟及相关国家为解决地区冲突所作努力。2023年5月24日，在非洲之角人道主义应对高级别认捐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合力，加大对非洲之角人道主义支持力度，平抑乌克兰危机以及相关制裁对非洲粮食供应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积极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向非洲提供安全治理公共产品。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对非洲维和任务出兵最多的国家，中国维和部队在马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南苏丹等任务区均出色完成任务，多次获得联合国颁发的“和平荣誉勋章”。同时，中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多笔粮食援助，积极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框架下的南南合作，以更好惠及地区国家和人民。

第二，支持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发挥冲突调解的主导作用，以非洲之角和平会议为抓手，健全地区安全机制。考虑到非洲之角地区错综复杂的安全局势，中国近年来以非洲之角和平会议为抓手，助力建立和健全地区安全机制，积极同非盟、“伊加特”等地区组织合作，支持非洲之角国家掌握维护地区和平的主导权。2022年2月，中方任命首位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同年6月，由中国提出和主持召开的首届非洲之角和平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这是落实“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的重要举措。中国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和来自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乌干达等国的代表出席。各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愿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建设“消弭枪声”、持久和平的非洲之角；承诺采取增信措施，管控地区国家间分歧争端，通过对话和谈判以和平方式推动解决冲突，努力实现地区安全局势降温。2024年6月24日，第二届非洲之角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中方表示愿同非洲之角国家继续做和平道路上的同行伙伴，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以大和平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争当共同维护和平的先行者。中方愿同非洲之角各国一道，携手努力将非洲之角打造成和平之角、发展之角、繁荣之角，共筑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肯尼亚《旗帜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提出的“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高度呼应了地区国家希望将非洲之角建设成为一个稳定、和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地区的共同愿望，中方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与西方介入非洲之角问题的最后通牒式和胁迫性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坚持综合安全观，以发展合作促和平，推动非洲之角成为和平发展之角、合作共赢之角。非洲之角地区不仅发展资源丰富，而且靠近欧洲，背靠非洲大陆，毗邻阿拉伯半岛，享有地缘优势。中国基于自身优势和发展经验，支持非洲之角国家走以发展求安全、以发展促和平的道路。位于该地区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不仅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也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者。位于两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两个旗舰项目——蒙内铁路和亚吉铁路，不仅对两国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推动作用，而且作为东非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该地区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及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效应都至关重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持续扩大对非洲之角地区的投资，深化同非洲之角国家的贸易合作，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建设为地区工业化进程注入新动能。中国可支持蒙内铁路和亚吉铁路两条主轴稳步发展，适时向周边国家拓展延伸，同时加快红海沿岸和东非沿岸开发，形成“两轴+两岸”的发展框架，加速构建产业带经济带，推动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建设，共筑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一贯主张非洲应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不应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共赢发展才是非洲之角实现长久和平的原动力。在充分尊重非洲意愿、不干涉内政、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础上，中国愿同各方积极探讨三方合作，共同助力非洲之角地区的和平发展。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把安全、发展和文明置于全球对话的大框架下，需要国际社会齐动员、世界人民共努力。面对非洲之角地区的复杂安全挑战，中国将积极同非盟、“伊加特”等非洲大陆及地区组织合作，支持非洲之角国家拥有维护地区和平的主导权，推动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积极探讨开展三方合作的可能性及路径。同时，中国将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积极参与推动非洲之角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助力构建非洲之角团结、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维护非洲之角地区安全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