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庙碑廊里的明代石刻佛经《楞严经》（以下简称“石经”），由涿州房山云居寺（今属北京市）在苏州预约镌刻，崇祯年间侯峒曾、顾锡畴、王时敏等10位名家书写，历时10年完成。石经书法工整，字迹匀称，刀法流畅有力，至今保护完好，字迹清晰，具有很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1957年8月、1982年3月，石经两度被列为江苏省重点保护文物。
《楞严经》文保碑）
《楞严经》（局部）
那么，这部本该运往房山云居寺的石经，怎么会藏到光福？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是中国佛教传播史、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大典之一。据碑刻“跋识”记载，石经由房山云居寺方丈闻谷法师在苏州约刻。云居寺是座专门为刻经而建的寺庙，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隋大业年间（605—618），僧人痛心北魏、北齐两次灭佛灾难，为了保护佛教及传承佛经，在荒山僻野开始镌刻佛经。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共镌刻佛经近14300方（3500多卷），世称“房山石经”；该寺还藏有明代纸质佛经22000余卷、清代龙藏木刻佛经7000余方，并称云居寺“三绝”。
石经由昆山魏肇鲁(字子韶，法名大参)竭力倡始，镌刻的地址跋识中没交代。闻谷对石经要求甚高，一要聘请名家书写，必须工整蝇头楷书；二要请名家高手镌刻，“闻谷大师以属（魏肇）鲁，（魏肇）鲁求名手章渭溪刻”（见石经“跋识”，以下不另注释者均同）。经过努力，魏肇鲁请到了张炳樊、张鲁唯、侯峒曾、王时敏、归昌世、顾锡畴、王瀚、顾同德、诸保宙、张立平10位书法家书写经文，又请吴门金石碑刻高手章懋德(字渭溪)镌刻完成。
石经始刻于崇祯元年(1628)，至崇祯十年（1637）完成，历时10年。作为此项工程的主持者魏肇鲁“自戊辰至丁丑，实殚厥心力”，可谓是尽心尽职尽力。当进行到第七卷时遇到了困难，“至第七卷力尽矣，势似万不克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就在行将前功尽弃之时，张迩求（名立平，字迩求，张魯唯之子）等人伸出援助之手，“赖道友诸如张迩求、张鸿乙、王原达，遂果厥役，四人者功为懋余共襄是举者”。第10卷“本系吴兴尚书闵昭宇老先生发心全刻，后因迩求张先生书过，付镌仍用昭老八金助成”。前后为石经捐钱捐物者共计200多人。石经完成之际，魏肇鲁感慨万千，“念十年来，一片苦心，几几为宋景濂三世之果，血泪欲苏苏并下，悲善缘之难成也，今成矣！”悲喜交加，一言难尽。
按照正常顺序，石经接下来是送交房山云居寺。然而，当时北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而通往北京的大运河又“竭道淤塞”，再加上“道径三千余里，资送之缘力复难”，运输费无法筹措。
顾锡畴像 《昆新两县续修合志》“顾锡畴传”
无奈之下，魏肇鲁“启诸吾表叔顾宗伯公”。古代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礼部侍郎为少宗伯。魏肇鲁所说“顾宗伯”，指的是顾锡畴。顾锡畴，昆山人，少有“神童”之誉。13岁以诸生应试南京，“魏国公以女女之”（清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二十四）。万历四十六年(1618)，顺天府乡试中经魁，次年考中进士，授翰林检讨。崇祯间，历迁国子监祭酒，拜礼部左侍郎。南明时，官南京礼部尚书。其为人正直，自植名节，能诗善文，擅长书法。崇祯四年（1631）九月，他以佛弟子大副身份“熏沐敬书”石经第六卷（计碑刻8块）。
面对魏肇鲁的请求，顾锡畴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慨施此谷，暂藏是经”。暂藏石经的“此谷”在哪里？魏肇鲁跋识没有交代。但是，根据顾锡畴及其家族的活动轨迹判断，应该是在光福，因为此时顾锡畴正好在光福山中省亲，陪伴父亲顾天叙。
《吴门表隐》“顾允元墓”“顾天叙墓”
光福当时能暂藏的地方应该有两处：一处在玄墓山陆家坞。顾锡畴祖父顾允元之墓，葬在玄墓西边陆家坞。后来，顾锡畴墓及其儿子顾蓥墓都附葬于此。顾震涛《吴门表隐·冢墓》云：“明崇祀乡贤、名宦（祠），瓯宁知县、赠尚书顾允元暨配夫人墓，在元墓山陆家坞，隶吴邑十九都二十六图身字圩。”清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十五“冢墓”亦有相同记载。另一处在潭东聚坞山。顾锡畴父亲顾天叙自万历间隐居光福，清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二十七云：顾天叙“以子锡畴贵自免归，结庐邓尉山先茔之侧”。后来，顾天叙在潭东筑别业“顾氏园”，生前在潭东聚坞山营筑生圹。清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十五“冢墓”记载：“封尚书元城知县顾天叙墓，在吴县弹山东聚峰（坞）山。”
昆山顾氏祖上出自光福，是梁陈间“江东孔子”顾野王的后裔；状元宰相顾鼎臣曾称聚坞山是“家山”。顾天叙、顾锡畴是顾鼎臣仲兄顾宜之（字自如）的四、五世孙。魏肇鲁最后一篇跋识写于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此时顾锡畴正好省亲在光福陪同父亲，因此他将碑刻石经暂藏到光福山中，地址可能就是聚坞山。
明朝灭亡后，石经再也回不了云居寺。石经暂藏山谷，不是长远之计，终得找个永久珍藏处，于是藏到了光福南凤凰山狮林寺。
《吴县志》“小狮林寺”
南凤凰山，位于穹窿山西北，因为它北边不远处有座凤凰山，故俗称“南凤凰山”。狮林寺位于山西麓，相传始建于南宋，明初智信禅师徒弟慧敏募建，是苏州城东狮林寺下院，故名“小狮林寺”，香火极盛。清康熙初年，寺院“壮严妙丽，亦甲于诸兰若”（徐枋语）。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额“狮林寺”。
那么，又是谁将石经藏到小狮林寺的呢？魏肇鲁之后突然“断链”，其谜久久不得而解。笔者近读徐枋《易居堂集》，发现该书卷十五有篇《狮林广运大师智公塔铭》，其中有广运珍藏石经的记载，真好弥补这个空缺。
徐枋《狮林广运大师智公塔铭》（局部）
广运（1612—1665），俗姓陈氏，名大贤，法名法智，字广运，浙江绍兴人。明崇祯未期，“以吴门为佛法渊薮，决意栖泊止于城东古狮子林寺”。明清交替时，狮子林寺遭兵燹。清顺治五年（1648）起，广运重建狮子林寺，“匠心独运，规画经营”。重建后的狮林寺“规制殊特，不仅冠于三吴，寔五山十刹之所未有也”。重建工程凭大师一己之力，真可谓劳苦功高，功德无量。然而，广运“功成不居，萧然退处于寂寞之滨”，退居小狮林寺。不久，“会昆山顾（鼎臣）文康公后人以石刻《楞严经》归师”，广运“于是创楞严坛于吴县凤凰山之麓，以奉石经”。康熙四年（1665）七月，广运圆寂狮林寺，世寿54岁。由此推断，石经珍藏狮林寺的时间是康熙四年之前的事。
太平天国，狮林寺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五年（1899），宜兴盛氏筑墓于此，重建狮林寺，中兴一时。民国初期，因住僧保护不善，引起社会及县府衙门的关注。1920年9月9日上海《申报》曾以《保存古刹》为题进行报道，称狮林寺“为著名古刹”，特别提到“中有明臣写经碑碣”。后在吴荫培等绅士的关心下，寺庙得到了保护。1926年编印的《吴县光福第三区乡土志》，将“狮林观经”列为光福胜景之一。
民国期间，寺庙有金刚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亦称大士殿）、楞严坛、飞锡堂以及厨房建筑20余间。1961年起，狮林寺成为下绞大队大队部驻地。“文化大革命”初期，殿宇被拆除，《楞严经》散落。1976年，圣恩寺住持融宗法师(时居住司徒庙)搜集并移置司徒庙。在2022年7月4日（农历六月六日）开幕的“房山云居寺第六届晒经文化节”上，还特地介绍了这部藏于光福的石刻佛经。
一部“楞严”石经，浓缩了明末清初那段波诡云谲、悲欢离合的历史，其背后则又蕴含着多个曲折感人而湮没了几百年的故事。
素材来源：李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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