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竹菊，被人誉为“四君子”，自古受到文人墨客的追捧。光福香雪海梅花、石嵝竹林，蔚然如海，众所周知。而20世纪90年代，司徒庙北有个全省规模最大的兰花基地，采集江浙闽各地珍品，运用温室栽培技术，其兰花畅销全国，主要出口韩国、日本，曾经红火一时，现在已逐渐被人遗忘。清嘉道年间（1796—1850），西崦湖畔池沿上曾经有个江南最大的菊圃，则更是鲜为人知。
池沿上村（简称“池上”）的菊圃面积大，品种多，种植各类菊花千余（一说数千）本；不仅有中国名贵佳品，而且还有国外洋菊花珍品，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菊圃主人许兆熊根据圃内种植的菊花撰写了一部菊谱《东篱中正》，还画了一部《东篱中正图》。
许兆熊(？—1836)，字黼周，号凫舟等，世居光福。自幼勤奋好学，却淡泊名利，隐居不仕，一意著述，工诗文，能绘画，善篆刻，著有《凫舟诗稿》《六君子斋诗稿》《光福竹枝词》《灵兰馆诗稿》《且喫茶轩日记》(稿本)等。曾师从镇上著名诗人、书画家、金石篆刻家徐坚；爱好收藏金石，辟“六君子斋”，其篆刻造诣颇深，有《两京名贤印录》等传世。
菊花自古受人爱好并推崇，被誉为“世外隐士”。但是，宋代以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方伎以供药饵，穷士以当蔬材；而词人歌咏，但曰黄华，或云丛菊，未有发其光华，振奇耀艳”（许兆熊《东篱中正自序》，下同），更没有上升到史谱的高度，“自昔好事者为牡丹、芍药、海棠、竹笋作谱记者多矣，独菊花未有为之谱者”（史正志语）。南宋淳熈二年（1175），隐居苏州的史正志（字志道，号吴门老圃，江都人）撰成自称是第一部《菊谱》，收录黄、白、杂色红紫三类菊花28种；淳熈十三年（1186），范成大撰成《范村菊谱》，收录各类菊花36种；从此，菊花“独冠园圃史正志之辈……与牡丹、芍药等宠矣”。
《东篱中正》（封面、内页）
许兆熊自幼爱菊，嘉庆八年(1803)开始种菊。嘉庆十二年(1807)，在池沿上买地营筑“池上草堂”，有“延年乐石寮”等建筑。池沿上位于西崦湖东北、虎山西北，背山面湖，环境优美。上海《申报》曾云：“池沿村者，在虎山之阴，面临西崦（湖），居民不及三十户，均以击鲜耕地为业，山水秀丽，租税无忧，真世外之桃源也。”（1885年10月24日02 版）
范成大《吴郡志》云：“菊，所在固有之，吴下尤盛。”然而在许兆熊之前，“吴中所植（菊）率皆粗俗，俱卖花者栽之”（徐傅《光福志》）。构筑池上草堂后，许兆熊专门辟地艺菊。其好友木渎文人沈钦韩有《池上草堂记》，云：
池上村，在西崦（湖）北，又境之最幽者，许君兆熊精庐在焉。堂三楹，面南，炽菑隟地，杂莳花木，夭采贞萋，风馡露沐。其北墉开轩三楹，綪而西夹，室一楹，北向，亦如之。平瞰方塘，开幌含漪，流桮延冏，鱼颉鸟颃，林锦渊镜。又西蛇行一径，为艺鞠之圃，从猎衡猎，列援编枳，飏菁金行，餐秀黄中，橘香酒熟，悠然独笑。
许兆熊对菊花十分痴迷，“春分苗，夏摘蘖，滋燥渗湿，昼夜侦伺，以去螟蟘”（徐份《东篱中正序》，下同）；秋初壅粪，汰去小蕊；秋末菊盛，扶持弱枝；从春到秋，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凡是“吴越之地所有者，（他）罗而致之”；他多方寻觅良种佳品，听说人家有优良品种，不管路途有多遥远，都要前往购募；如果人家不肯出让上等佳品，他则“槖金闯其门，必得而后已”。他自己说道：“余于西崦（湖）之侧，楗枳为援，把茅作宇，隙地百弓，列畦植菊，兴有所至，事极其精。如传佳种，不惮间关，蕲其必得；溽暑滛霖，将护无懈，四体勤矣。”（《东篱中正自序》，下同）不惮间关，不顾酷暑，不避风雨，殚心养殖。
许兆熊《咏菊》诗（手稿）
他把种菊当作事业和精神追求，自称“好之弥深，艺之弥勤，天地之秀，舒荣吐英，亦愈出愈奇，于是鉴别土毛，采其名贵，贬彼凡庸，虽曰小道，亦人伦之遗义也”，竟然从种菊“小道”，感悟到了人伦“大义”。菊圃种菊千余（一说数千）本，而且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引种了国外洋菊花，成为当时江南种菊面积最大、品种最全、佳品最多的菊圃。他自己绘画《池上黄菊图》，沈钦韩为之作《题池上黄菊图》《池上菊赋》等。
沈钦韩《池上菊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世人都知晓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字元亮）爱菊。但在许兆熊看来，陶渊明爱菊只是“聊以寄兴，若无弦琴陈列座右，时一抚弄，翛然自得，（而）于菊之优劣，不暇辨也”（徐份《东篱中正序》），没有品菊。许兆熊则详辨优劣，“严甄综略，标评赞夫……端居悒悒，荒饱何心，聊缀谰言，以备花史”（《东篱中正自序》）。他拔萃选奇，选择国内菊花27种、国外洋菊花13种，一一为之评赞，撰成菊谱。沈钦韩称“凫舟于翰墨之暇，与园官考覈精粗，汰俗存雅，为陶公（渊明）补此缺事”（《东篱中正跋》），欣然题名《东篱中正》。许兆熊长子许鹤巢曾以诗记述云：“先人昔慕陶元亮，植援结屋临池上。经营花事一年忙，玉甲金幢列屏障……当时义游盛文史，旧集金兰继高唱。”嘉庆二十二年(1817)，许兆熊请妹夫徐芳苞（字竹堂）手书《东篱中正》，镂刻付梓。后来，许兆熊又绘画《东篱中正图》。
张佩纶《东篱上正序》（书影）
太平天国时期，“台榭郁荒，林林狝薙，盖江左之菁华几竭矣”（张佩纶《东篱中正序》，下同），而“池上草堂者独无恙”。但是，许家珍藏的《东篱中正》雕板则被毁坏。光绪四年（1878），许兆熊次子许受之（字公授)在老屋发现了一册60周年前刻印的《东篱中正》，于是寄给在京为官长兄许鹤巢。许鹤巢决定“重锓之京师，以永其传”，邀请好友翁同龢、张佩纶等作序。光绪七年（1881）秋九月，名士张佩纶（李鸿章女婿、张爱玲祖父）为之作序，认为《东篱中正》视史正志、范成大《菊谱》而“博收约取”，并称“余观君所论述于虚名之士、暴贵之徒，斤斤不少假，而终以士不遇为悲，然则君虽自放于农圃之间，盖有所托焉”。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状元宰相翁同龢光福访桂时，曾为《东篱中正图》题诗三首，“刻画西风有画图，行间细楷密于珠。洛花闽荔皆无画，却憾欧曾用意粗。”《东篱中正》“褒贬寓意，隐然史法”，翁同龢予以高度评价，盛赞“是书不独花中正，我作春秋史例看”。
一个菊圃、一部菊谱，续写了吴中数百年的“花史”，叙写了许兆熊、许鹤巢父子与沈钦韩、徐份、张佩纶、翁同龢等人的往来佳话，更为千年古镇光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素材来源：李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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