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头村第70个“双拥主题日”
长期坚守在海防第一线的围头村，具有悠久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围头村成为了维护祖国统一的福建海防最前线，肩负着站岗放哨、反小股登陆等守护家园的任务。特别是在震惊世界的“八·二三“炮战中，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尊严和保护后方一线的政府重大建设以及群众的生产生活，围头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300多位党员和民兵踊跃报名，支前参战，涌现出“烈火金刚”海军英雄安业民烈士等战斗英雄和“战地小老虎”民兵英雄洪建财以及蔡荷抖“全家兵”等先进个人和集体：如，民兵营受到福州军区通报表彰，还有一个排、二个班荣入集体三等功66人荣立二等功、三等功，7人晋京受表彰。“英雄的围头民兵”一时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如今，新时代下的围头村党委正以高昂的斗志，继续发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大力弘扬“八·二三炮战精神”，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展现“爱党、爱国、爱军队，为乡、为民、为家庭”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围头家国精神”，不断彰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时代新风貌，积极探索双拥共建共促的新做法，同心协力谱写好新时代下围头军民融合共谋发展的一曲曲新赞歌。如：驻军部队时常帮助村里及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党员、村民也时常帮某部驻军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2024年10月上旬，是围头村第70个“双拥主题日”。今天，让我们从围头村八·二三炮战老兵谢逸云、吴惠玲这对老民兵妯娌的口述历史中，一起回顾围头村前线军民在“八二三”炮战中踊跃支前的红色光辉历史。
（左：谢逸云）
……提起围头的“八二三”，你们只注意西线，提到的、写到的都是西线的人物西线的事，把我们东线的都忘了！也难怪，西线面对金门，海岸炮都在西线的广山，炮战最激烈的阵地也在西线。西线还出了个安业民烈士，出了个“战地小老虎”洪建财，还有吴秋红和蔡玉霜……许多人都是在西线立的功。
什么？秋红走了？！（吴惠玲告诉她：“秋红走了！”听到吴秋红病故的消息，谢逸云眼睛红了，她摘下眼镜用面巾纸擦眼睛。）去年她病重的时候还给我打过电话，她说：“小妹啊，我可能不会好了……”我听了很是伤心，好人哪，咋就得了这种病……
自从离开围头以后，这几十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她总是叫我“小妹”。她每次从厦门回来都住在我这里，我们睡在一起，像亲姐妹一样。睡觉之前我们总要躺着说一会儿话，她说她是个苦孩子。她原是台湾人，家里很穷，8岁时父母把她卖了，人贩子把她带到大陆，卖到晋江深沪寮内（或者是衙口，那个村都姓施），受尽苦毒虐待。有一次，那家兄妹两人（也是半大小孩）欺侮她，把她双手绑起来推到水里，见她在水里直扑腾，吓跑了……好在水浅才没被淹死。
她挣脱开绳索爬上岸来，再也不敢回家去，便沿着公路往南走，也不晓得要去哪里，只顾盲目地走呀走呀，走到金井，遇见了一个好心的老人，老人见她无家可归，很可怜，便问她要不要跟他回家去。她说要。老人是丙洲人，秋红便跟着老人去丙洲。可老人家里穷，多一张嘴就多一份负担，便将秋红“拨”给围头一亲戚收养，养父叫吴天赤，养母乌纤。
秋红在炮战中那样勇敢，那样热爱解放军，我看和她的苦出身有关系。秋红一生坎坷，她有过2次婚姻，3个孩子，晚年住在厦门海军干休所。谁知前年她不幸得了肠癌！她病重的时候常念叨着围头，念叨着当年“八二三”在一起的战友。我远在香港，也未能去看她……
听说吴秋红是台湾人你也感到很吃惊？是的，很多人都不晓得她是台湾人。我曾问过她，想不想去台湾看看？她叹道，咋不想呢，可是她连她家在哪里都不晓得，父母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哪里去找啊！唉……她终究未能去台湾看看。
好吧，且把秋红放心里吧！
……当年，我调到东线是很偶然的。开头我们女民兵都住在指挥部附近的周诗楼，有一天早晨，我和谢燕燕在井旁洗脸，指挥部的吴伯谅带着一个解放军来找我们，他是驻在东线的某部团部文教陈春霖。他说部队在东线有个广播站，问我们愿不愿意去那里当闽南语播音员？我们一听，简直高兴死了！哪有这么好的事，去部队当播音员！我们当即高兴地叫起来：“我们愿意！”女民兵们听说我们要去部队当播音员，都为我们高兴，说我们好有福气！
当天我们就来到东线广播站报到。那广播站就设在防炮洞里，上面是陆炮炮阵地，打炮了经常有炮弹在我们头顶上炸响，我担心有一天防炮洞被炸塌，或者有一颗穿甲弹打来，那我们必死无疑！
你问那旧址还在吗？我想应该还在，那地方就是现在的海景酒店附近，在金沙湾的东边；要是还在，最好挂个牌子，写上“‘八二三’前线广播站”，这样就可以给围头增加一个旅游景点了，你说呢？（按：2013年1月，福建省公布的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围头的毓秀楼、达屋楼、围头海角一号碉堡、敬老院内一号防炮洞和安业民烈士纪念碑等）。
防炮洞里的广播站能有多大？很小，放上一桌一椅就满了。我和燕燕住的地方更小，跟“神舟九号”的座舱差不多。广播站原来就有两个男播音员，是部队的。小伙子跟我们一般大，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很好听，可能是北京人。陈文教陈春霖是我们的头，这样一来，我们广播站就有5个人。
开头我以为是向金门广播，陈文教说不是，太远，他们听不到；向金门广播的大喇叭在莲河。我一听，心凉了半截，既然不向金门广播，那还用得着闽南语广播吗？陈春霖说，我们的喇叭放在围头的每个炮阵地，西线的海岸炮，东线的陆炮、高射炮阵地，还有村里的几个角落，都有大喇叭；我们的主要对象是部队，还有民兵。
我和谢燕燕不只用闽南话播音，还要用普通话广播，双语播音。播音的主要内容有部队的战绩、战士们的英雄事迹，以及民兵和支前民工的好人好事，还有报纸上的重要消息，更多的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信，等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广播里唱歌，女声独唱、小组唱。喇叭一响，所有的炮阵地都响起我们俩的歌声！可以这样说，那时的围头除了轰隆隆的炮声以外，就数我们广播站的大喇叭最响，最受欢迎。听渔民们说，刮北风时，他们在金门海面（不能靠得太近，要不会开枪打炮）钓石斑鱼时，听得到我们的广播，估计金门岛上有时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所以我们也插播些南曲，希望金门同胞也能听到。
没有播音的时候，我们都做些什么呢？我们帮炮连的战士们洗衣服，帮他们钉个纽扣补补衣服，和他们聊聊天，一起唱唱歌；要是打炮，打金门，我们要上去搬炮弹，可部队不肯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在防炮洞里好生待着……刚才我说了，待在防炮洞里听到上面打炮会害怕，时间久了，听惯了，也就不怕了。对蹲防炮洞的生活也习惯了，只是感到和外界的联系突然中断了，和活跃在西线的姐妹们也疏远了，时时会想念她们。
我和燕燕，我们俩在东线部队广播站只待了1个多月，时间短，生活平平淡淡，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来，不值得一提。但是细想起来，这1个多月的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说不上丰富多彩。而谢燕燕的收获要比我多得多，她收获了爱情！——后来，她和陈文教陈春霖结婚了！
再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尾，我和谢燕燕都去香港定居了。我们一起在香港盼来了回归，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真快！今天要是燕燕跟我在一起接受你的采访，她会讲得更生动。
你问我在前线广播站那段生活有没有什么遗憾？我想想，想想……有，有！就是开头招我们去广播站时，我以为是参军了，从此可以穿上军装当上部队的广播员了！到头来却不是，空欢喜一场。还有就是我们的广播站不是向金门广播的，要是向金门广播，更好，更刺激！这就是我的“活思想”，您还别笑，我是实话实说。
（按：本文口述于2012年6月28日，金井镇石兜村。）
（右：吴惠玲）
那年，纪念“八二三”50周年，围头成立了“八二三”民兵联谊会，让我回去参加，我很高兴！看到那么多老同志又聚在一起，看到围头的变化那么大，能不高兴！那时围头还出版了一本《英雄的围头》，那是一本纪念特刊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口述历史”，收了几十个老同志的口述实录，很真实，很感人。不过我感到采访对象还不够全面，像我们这些嫁出去的除了吴秋红、蔡玉霜外，其他的就没有看到；当然，我知道编这种书不可能很全面，有的去世了，有的联络不到，要做到全面有困难，所以我就自己写，把这次参加纪念“八二三”座谈会的感觉写出来，写了一张纸……我才小学毕业，文化不高，写不好，你别见笑！后来我还写了一篇《美丽的围头》，我没给人看，不好意思呀！是的，我对我们娘家围头是很有感情的……
“八二三”那天我们就去西线，做救护队。是陈淑泉带我们去的，有十几个人。那几天打得很激烈，炮弹在头壳顶飞，无死真好命！炮弹爆炸声很吓人，硝烟的味很臭、很刺鼻……我们背上救护包要上炮位，部队还不让，怕我们不安全，实际上是怕我们碍手碍脚的，说有事再叫我们，那意思是说有人负伤了再来叫我们去包扎。他们把我们安排在弹药仓库里擦炮弹，还再三交代，打炮的时候不要出去。
在炮战最激烈、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广山海岸炮阵地，睡在防炮洞里，吃在那里，住在那里，成了部队的编外人员。我们除了擦炮弹外，还搞卫生，给战士们洗洗衣服、缝缝补补。碰到打炮，听到炮弹爆炸的轰隆巨响，我的心都揪紧了，担心海岸炮兵的安危，时刻把急救包放在身边，想一旦听到有人负伤，就立刻背上急救包冲出去救死扶伤。
我希望能够尽到一个救护队员的职责，有点事可做；可又害怕看到我们的战士流血牺牲，心里很矛盾。结果直到我们离开阵地回到村里，我们的急救包都没有打开过。我以为真的平安无事，其实不是这样的，分明是战士们有死有伤，炮战那么激烈，怎么可能没有死伤？可部队都瞒着我们，不让我们知道。比如8月23日那天下午，一炮的三炮手安业民就被烧伤了，伤得很严重；第二天，二炮被一发燃烧弹打中，又有6个战士光荣牺牲……当一听说，我们都哭了。
那几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到阵地上割草，二是夜里参加修工事。
炮阵地周围杂草丛生，有长得很高的“狗母竽”（类似芦苇的一种茅草，叶缘锋利），有“鸡角（公鸡）刺”和荆棘。炮弹一打来，“草就会着火，烧起来的大火借着风势就会烧到炮位上的炮弹和药包，非常危险！所以必须铲除火源杂草。说“割草”，看起来轻松，实际上不轻松，那“狗母竽”很锋利，不小心手就会被割破，可一想到割草的重要性，我们都不怕困难，积极地割草，有时手被割破流血了也不吭声，自己悄悄用手帕包一下又继续挥镰开割，哪怕累得腰酸背痛也不愿多歇一会儿。
当初的炮阵地都是露天的，情况紧急，根本来不及构筑掩蔽部的工事，因为没有坚固的工事已经造成莫大损失，所以在炮战第三天就开始抓紧构筑工事。白天怕暴露目标，修工事都放在晚上，军车也是到晚上才运来水泥、钢材、杉木和沙石。修工事全靠部队战士和支前民工，他们一个个身强体壮，干起活来又都很打拼。
陈淑泉一看，故意问道：“我们女的怎么办？”有人大声回答：“输人不输阵，输阵兰鸟面！”话音未落就引起哄堂大笑。她说的是一句粗话，我们女孩子听了会脸红，可她是有老公的人，见过世面的，说起这句粗话像念歌诀似的无所谓。
陈淑泉到底是妇女头，有水平，她说：“对呀，‘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话一变，意思不变，听起来文明。她接着鼓动大家：“修工事不分公的母的，咱女民兵也要上！”我们的请战无须批准，大家卷起裤脚捋起袖子操起工具就上阵了。
白天的炮阵地，到了晚上便成了工地。军车一到，大家忙着去卸车，抬杉木、钢材，扛水泥、石头，挑沙、挑土，尽往广山上搬，队伍里竟然分不清军队和老百姓。没有路灯，我们都是摸黑上山的，山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或掉到山沟里去，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大家吆喝着互相关照。黑夜里只见山路上有一条“人阵”在蠕动，人人负重前行，速度虽慢，但都走得很稳重、很坚定，看了很受鼓舞。
山上炮阵地有灯光，不很亮。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构筑工事的工地。那里有一张大网，是伪装网，罩住整个炮阵地，我们就从伪装网底下的跳板把东西抬上去，由低往高处抬。有一阵子连续下了几天雨，也没有停工，部队说雨天不打炮，正好赶工。我们戴上斗笠，披上布袋、棕衣，照样抬呀、挑呀地干活，一个个都是浑身泥水。收工了，胡乱洗一下，就累得倒在铺上直骂天公不作美，这雨怎么就下个不停！
当年我们在海岸炮阵地住了十几天，时间不长，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只觉得防炮洞里又闷又热，加上部队的炊事员在里面做饭，行军灶无烟囱，烟消不出去，整个防炮洞充满浓烟，弄得人都不能吐气。
最苦的是无处洗澡，像那次在雨中修工事，大家弄得一身泥水，顶多也是舀上一盆水擦擦身子，我们叫作“溜身”。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这时我们才体会到没有水的女人真艰苦……其他的不记得了，不记得艰苦了。
还是说点高兴的吧！我爱唱歌，挑水上阵地时唱，到部队联欢时更唱。可以说，每个阵地都有我们的歌声！要排个小节目什么的，也都有我的份！那一年（大概是1959、1960年），福建电影制片厂来围头拍电影，拍一部《前沿十姐妹》的纪录片。选了我们十姐妹去拍电影、当演员。她们的名字还记得：吴淑信、吴秀琴、吴秀绢、吴秀梨、洪婆（洪碧霞）、陈淑泉、蔡秀乾，还有一个就是我，吴惠玲！
原本是要在围头拍的，可导演考虑到围头离金门太近了，拍电影要开枪打炮放烟火，怕动静闹得太大，金门看到了会向我方开炮，所以就转移到后垵去拍。
那天不光我们去拍电影，几乎全围头的民兵都出动。主角当然是我们十姐妹，他们男的只能当配角。导演要再现“八二三”炮战的情景，我们一个个全副武装，头上套个树叶圈，炮声响起，硝烟弥漫，我们一会儿卧倒、匍匐前进，一会儿跳起来背上急救包就往前跑……一次不行，再来，拍了一次又一次，累得够呛！那些炮弹爆炸呀、烟火呀，先埋好炸药再引爆，都是假的……可拍起来比真的还累！后来还拍了一部《全民皆兵》，我们女民兵也都参加了。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你应该去访访她！她叫谢逸云，炮战时我在西线，她在东线要在部队的广播站当播音员。我们俩都是1942年出生的，我们是最好的姐妹伴。后来我们又都嫁到石兜来，还成了妯娌，她是我阿嫂，你说巧不巧！最近她刚从深圳回来，每年这个时候她都回来消暑。
你真的要见她？好，我带你去！
（按：本文口述于2012年6月28日，金井镇石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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