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衾多年冷似铁，归来倚杖自媒体。(杜子美，《茅屋为秋风，吾庐独受冻》)
杜老师47岁入川，51岁写下这首诗时，已经在倚老卖老了。
这两天心绪不佳。跟大选倒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昨天城里很平静，Idaho超过50%摩门群众，一致毫无悬念地翻红牌。当然，每个人的认知都配得上自己将来的苦难。移民政策要收紧了，那些在美国这四年打完了美好的仗，捍卫了价值观的神学生们，大概也该回来保家卫国宣教植堂了。
我自己的安息年还有3周就结束了。回程的行李还没有打包，但机票已经订好。城里只有早晚的出行航班，为了赶下午的国际航班，只能一大早就出发，去西雅图等待几个小时。
总体来说，8月底开学之后，孩子们有几个小时不在家，我化身出租车司机，早晚接送。剩下的时间里，总算是得到了一点休息，表征在于，我终于可以读一点书，借着洗碗或者开车的机会，听一点有意思的播客。
而阅读的严肃性，也从6月早期的浏览科幻小说，过渡到8月中旬的博尔赫斯短篇，再到“世俗时代”这样的艰深哲学书籍。播客则听了不少“C++”年会的演讲，从入门到放弃之后，又慢慢听了一点神经科学的huberman lab，过渡到系统性跟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公开讲座，比如“国家为什么失败”，“Greedy Work”，“Discredible Uncertainty”等等。
当然，在神学上最有共鸣的大概是Mike Heizer的“Unseen Realm Conference”。我甚至想要翻译Heizer，或者，组织一次世俗时代的读书、翻译训练、文献批评工作坊。
到了11月，开始安排明年的工作。HHW已经有超过30个人报名，前所未有的亚历山德拉。
翻译的工作也开始安排，明年的圣经注释项目是Boice的《创世记》注释卷一，今天已经把合同签订。这套创世记一共三卷，加起来有1500页吧，60万字，我估计要熬掉我两三年的青春。算起来，我从2014年底开始和“研经工具”合作，转眼已经10年了。我的责任编辑告诉我，新约注释翻译计划就算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转为翻译旧约注释了。看起来，既然是“创世记”，客户是将第一个合同交给我了吧。
互相的信任和合作不容易，我从来没有催过客户付款，客户也从来不催我交稿，似乎在质量上也从来没有退稿让我重译过。好吧，过去10年的圣经注释翻译成果，《Hiebert: 彼得前后书》（153820 + 143466），《Hoehner: 以弗所书》（611676），《F.F. Bruce: 使徒行传》（435345），《Hiebert: 马可福音》（217206），《Hiebert: 雅各书》（270234），《Morris:约翰福音》（456943），《Hiebert: 约翰书信》(57229)，一共235万字。
（我一向认为，翻译的成熟大概需要做满100万字，并且经过严格的批评和训练，后来降低标准为50万字，不能再少了吧。）
加上那套80万字的工作神学圣经注释，这么些年的主要精力都在基础翻译上了。
明年可能还要为PRTS的中文项目翻译几门课程，每门课都有10万字出头吧。这个项目也合作到第三年了，PRTS似乎已经把我当作自己人，最近在发送CAT软件培训的在线会议通知给我，大概不知道我使用各种CAT软件的经验也有10年了吧。
因为AI的缘故，我正在重新评估翻译工作的前景，也在重新设计和尝试更高水平的翻译工作流程，考虑是否继续维护“跨文翻译团队”的问题。当然，目前看来，AI还是不能完全代替人。特别是神学上，相信不久就会出现各种专有名词，比如“机器翻译诺斯底”，“生成式马吉安”，“Chat伯拉纠”，“DeepL见证人”之类。我的经验是，机器翻译可以和人工翻译合作，提高翻译的质量。但总体上看，这种合作模式若想要生成高质量的译文，在工作时间上并不能显著缩短（也就意味着，工时单价是降不下来的），但工作强度可能会下降一点（也就意味着译者可以清醒地把每天工作时间延长一点），同时，借助AI的控制，特别在长句的理解上，出现语法结构辨识性错误的可能性要大大降低（85.27%）。
但机器翻译和AI的出现，也让我很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训练年轻译者。这10年以来，我自己的主要工作都在圣经注释的翻译上面，但我拉扯了不少项目，分发给了将近70位不同的译者。目前看来，我这10年最大的挫败，就是一个“好得靠谱”的译者都没有培养出来，更不要说那一类“好得离谱”的译者的。有的人是英语不敏感，有的人是汉语功底需要补强，有的人是神学语境陌生，有的人是无法承受批评……
但我观察到最大的问题，却是译者的灵性不能在一个项目的延展过程中维持最低水平。似乎低薪、孤独、漫长的翻译是一个拖累灵性的工作。大概因为灵性水平下降，我遇到的译者们往往交稿和试译的差异很大，或者中途放弃，或者最后草草交稿，或者接了项目之后迟迟不工作。或者说，在一个长程项目的工作过程中，有些译者失去了自己的呼召，甚至偶尔忽略了作为译者的职业身份认同与伦理规范……
我和汉锋谈过这个问题，觉得这几年最失败的事工，就是“神学翻译杂谈”和“神学翻译工作坊”，以及分发出去那么多本书，最后有多少百分比需要我自己免费重译或者深度修改，所花费的时间并不比我自己做更少。六月初刚开始休息的时候，我是想着要放弃这个方向了，还是让机构去背锅吧，我就偶尔批评一下市面上的神学翻译，岂不快哉！汉锋倒是劝我再想想，呃，我的鹅是轻省的，我的淡紫是容易的。那就再想想吧。另一方面，Emma觉得要多花时间在孩子们的在家教育上，暂时专注或者更有利于家庭的安排和孩子们的成长。
过去五年，因为孩子们还小，重庆的空气质量使得他们常常要去治疗过敏和呼吸道疾病，以及正当换牙期间，两个孩子都在矫正牙齿，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不少。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比如安全、在家教育的合规性，纳税和退税，children’s tax credits等等），我们家一直没有为孩子们办身份证。出于另一些因素，Emma和我又选择纯血的中国护照，没有工签，没有绿卡，没有枫叶。于是，当我们待在重庆，家庭保险的选择很少，许多公司都直接了当地说“not eligible”。这也算是咎由自取的代价吧。细节就不说了，但医疗和保险支出几乎都是预算外支出，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已经把我们的账面储蓄消耗殆尽。
从8月开始，我在CIU做客座教授，教网络安全的硕士项目。目标很简单，作为一个“Business As mission”的践行者，我需要略微增加收入，覆盖明年的医疗保险。既然不再打算追求“神学博士”（参见《刘项原来不读书》，我是没有资格在北美神学院里教授神学课程的，只能删繁就简，带一两门计算机和网络的基础课程。当然，作为一个从basic、cobel、fortran起步，写过几十万行代码的程序员，虽然最近13年来只是做IT吉祥物，似乎软件编程仍然是我最喜爱的工作之一。当然，这样的工作也是事工需求驱动的，并非我自寻烦恼。
另外，我在开始拟定明年的讲座、培训、密集课程安排。今年因为安息，有一些预约没有如约。按照我的朋友钰炜的说法，我的讲座相当接近“主日学天花板”级。要联系的朋友可以发邮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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